祭三哥
凌晨4点钟醒来我就再也睡不着觉,心中想着我的三哥,起床提笔给他写些伤感的文字。
腊月二十八是三哥的忌日。一九六五年的腊月二十八日,他在给生产队拉土时,被倒塌的城墙土塌死。每年到这个时间我都会回忆起我的三哥,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一段永远不能消去的记忆将要伴我的一生。
三哥官名称恩科,在我们兄弟中排行老三。三哥的确切年龄我不知道,现在我经常后悔没有趁母亲在世的时间问清楚三哥的年龄和生日。我只知道那一年三哥有十八到二十岁左右。在我们兄妹中,大哥和二哥和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三哥、四哥、姐姐和我属一母所生。三哥虽然和我们是亲兄弟,但他长得和我们弟兄俩不像。三哥生下来就被奶出去。他被奶的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母亲的奶水不够,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间家里的事情太多。三哥被奶在距离县城20多里地的乡村,他的奶妈待他很好。记着三哥在世期间,每年过年都要去给他奶妈拜年。三哥去世那天,他的奶妈也来了,我记着她哭得十分伤心。
我对三哥的记忆不多。但有两件事情记得比较清楚。一件是在一九六零年自然灾害时,食物十分短缺,我们的早饭经常是浠汤。三哥常常自己把碗里的汤喝了,而把碗底留下的包谷臻子留给我喝。另外一个情景是三哥和四哥小时候从外面跑回来,进门时俩个人相互追赶的情景。除此之外,我对三哥再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忆。
当时我们家是一个大家。祖父还健在。父亲在县供销社工作,由母亲操持一家的家务。大哥一家五口人,有三个孩子。大哥的大儿子和三哥差不多大。大哥和我们在一起住,但他们一家另外开灶。二哥在甘谷工作,当时还没有成婚。下来家里还有三哥、四哥、姐姐和我,我的年龄最小。
我们老家在距离县城一百里地的草坪乡寺沟村。寺沟属于深山区,生活比较艰苦。那个时间寺沟到县城不通汽车,人们到县城需要步行一整天。生我那一年,父亲在县供销社担任供销社供应经理部的经理,就把我们全家由山内迁到县城。初到县城全家作为居民,在县城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临时在西关村租住了一家房子。
房东是一家大户人家。房东的主人排行老三,我们称三叔。三叔属于村上有本事的人,解放前曾经当过保长。房东的四个儿子也都有了家室。大儿子在县公路局工作,为人诚实、厚道,他的妻子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我们称她大嫂。大嫂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老大淑敏,老二小平,老三碎女,老四小刚。我比小刚大三岁,我们俩小时候在一起经常玩耍。大嫂一家在十几年中对我们全家给与了太多的关照,我从心里对他们一家感激。房东的老二和老三都在外面工作,他们的家室也都在外面,只是每年过年时间回来,所以,我的印象不深。老四叫志毅。他在家里务农,妻子也在家。
西关村临近县城,村子分南北两个队,由村子的主街道把南队和北队分开。我们住在北队。街道的北面有一个小巷子,因巷子里的住户大多姓贺,所以被称为贺家埔子。贺家埔子是东西走向,埔子的东头靠近县城,西头有一个碾麦的大场。埔子街面南北有一丈距离,两面住有二十多户人家。我家租住的房子在从东口进入的北面的第二家。第一家也是姓贺的人家,他家有的大儿子叫答海,比我年龄长一岁,我们两个从小玩,一直上到高中。
房东家的房子是一种老式气派的关中古典住宅。庄子是三间宽,五缙房。前房没有住人,大门过道占了前房东面的一整间。大门庄重气派,仅从大门脱落的漆皮可以估计到这个宅子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门的两边是两道隔墙,隔墙上的砖雕着十分讲究的各种花纹。大门爽后隔墙约有一米,门有两米高六尺宽,门框下面座压着两个一米高的青石狮子。门槛大约有一尺五寸高,近两寸厚,我小时候过这个门槛感觉十分费劲。进了门是一段约有两丈深七尺宽的门道。
第二道是厅房。我们家就租住在厅房。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个住在东面一间,西面从中间隔为两个房子,祖父住南面,大哥一家住北面,厅房中间的一间作为过道。厅房向后又有一道内门。进入内门是东西两面厢房,由东家的四儿子一家居住。第四道才是内房。房东三叔住内房的西面,大儿子一家住东面。最后面是马房,不过那个时间已经不再养马,东家大嫂的大女儿住在马房的东面。
初到县城,一家的生计主要靠父亲每月58元的工资,所以生活相当紧迫。父亲的供销社每年要从外面采购全县农村所用的一切农业物资,这些货物的装运由西关村的村民承担。也就因这个原因,父亲和村里上下比较熟悉。村上要搞副业,也希望与供销社搞好关系。父亲就利用当时的工作便利,与村干部交涉,把我们一家的户口转为农民,落到了西关村。
一九六四年六月份父亲到重庆出差时病倒了。开始以为是肠胃炎,在重庆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就转回到西安治疗。在西安初步诊断是癌症,并计划采用手术切除。手术拉开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所以没有做任何切除又把伤口缝合。当时医生估计也就是不到半年时间。父亲的真实病情瞒着父亲和全家,只有在西安陪父亲的大哥、二哥和三哥他们三个人知道。当时只告诉父母和家里人,父亲得了胆囊炎,并通过手术把胆囊切除。
父亲九月份回家养病。那段时间母亲对父亲照顾地无微不至。虽然当时生活条件不好,但母亲总是设法给父亲做一些可口和营养好的饭食。我记着最好吃的是早上母亲做的洋芋伴汤,里面放少量清油兰的蒜苗。母亲给父亲打完饭后,经常给我喂一小口,给一小碗底打法我。现在我还觉得那是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
父亲在家养病的几个月,也是我与父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记着有一次父亲在床前给我读一段童话故事,故事的详细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故事中讲到有一个国王的漂亮的妃子却生下来一个像青蛙形状的怪物。但是母亲没有嫌弃他,把他耐心养大。这个孩子有一天破开蛙皮,变成为一个英俊潇洒的王子。
记着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望他的一位朋友。走在路上父亲告诉我要好好读书,他说他一生最为遗憾的事情是自己没有机会读书。父亲早年家境贫寒,很小就出去当兵。父亲一生是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就了一番事业。记着父亲给我们说,他早年到河南当兵,布告上的大字认不了几个。但父亲到晚年还一直坚持写日记。他去世后,我读过他的日记,我感觉文字通顺,字也写得不错。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我们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父亲在路上告诉我,解放前他在山内栽了半山坡的杨树,计划用这些树来供养他的孩子们读书,但解放以后,这些树和山林都收归公有。
父亲在路上还给我讲到,人的一生要自强自立。自己不要欺负人,但也不能怕别人欺负。他自己一生就坚持这个信念。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对我说话最长的一次,也十分语重心长。
大哥知道父亲的病情,开始考虑他自己一家的打算。大哥当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也快二十岁了,我们在县城没有住房,大哥不能不考虑父亲去世之后他们一家的安排。大哥开始做回山的计划,我记着那段时间大哥忙着办理他一家回山内的手续。我不知道在大哥回山的问题上父亲是什麼态度,我也不知道大哥和父亲当时做过那些交涉。当我可以肯定父亲对大哥一家回山不同意,但父亲又十分无奈。父亲病的实情也瞒着祖父,祖父当时已经快八十了。大哥把祖父先安顿到山内兰桥乡姑姑家。父亲去世之后,大哥把祖父接回到山老家,与大哥一起居住。爷爷经常问大哥和乡里的人,自己儿子为什麼不回来看他,人们总告诉他,他的儿子工作很忙。好像过了几年不知谁说漏了嘴,把父亲去世的消息才告诉了祖父。
一九六四年腊月二十八日早上,三哥起床后没有吃早饭,就给生产队的牲畜拉垫圈土去了。母亲在锅上给他烙了几个饼,中间休息时,三哥急急忙忙回来拿了两块饼就又去拉土。大概在上午11点左右,和他一同拉土的甲勋跑着来到我们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恩科被城墙土压了。”说完这个话他就匆忙跑走了。家里听到这个消息顿时乱作一团,大人们赶紧赶往出事地点,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看到家里乱哄哄的样子。
我也随着人流一起到县城东的城墙角下。我只记着黑鸦鸦的人群在忙碌着找被埋在城墙土下面的三哥。倒塌下来的城墙土填满了整个城壕,几百人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三哥的尸体从深埋的土中抱了出来。
母亲当时已经哭地死去活来。村里的人们都到我们家里来看望和安慰,父亲强忍着悲痛还支撑着招呼来探望的亲戚朋友。当天晚上,村里人把三哥的遗体安放到临时制作的一个简单棺木中,埋葬在村北的一块空地里。
三哥就这样匆忙地离开了我们。1965年春节我们全家是在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中度过的。
春节过后,二月初二早上大哥一家离开县城,搬回到寺沟老家。搬家的那天,天还没有亮,大哥一家就动身了。大哥一家离开后,家里一片狼藉。看到一片凌乱、凄惨和衰败的情景,父亲心理十分难过。三儿子离开人世刚一个月,大儿子一家又离开回老家。我只记得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让他们走吧,下来我们在山外盖房子。”
可是,父亲那里知道老天已经没有给他留下多少时间了。大哥离开后不到十天,父亲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记着父亲当时十分痛苦,大口大口地吐血。父亲的许多亲朋和好友也都纷纷来看望他。
父亲病情恶化持续了十多天,终于于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离开了我们,终年六十岁。父亲是要葬到山里老家的。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他的遗体被山里来的几个本家兄长送回老家。那天早上,我们兄妹几人身披着重孝,护送着父亲的灵柩到回山的大路上,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看着父亲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去,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四人。母亲拖着一个病身,带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开始了一段漫长地苦难岁月。
过了若干年后,我已经大学毕业并且有了家室,母亲和我谈起逝去的三哥,母亲说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早逝去的,还都是有福的,他们省去了最后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
我曾经作过设想,如果三哥在世,我们家会是怎样一个结果。三哥那时已经快二十岁了。再过几年也就到了成家的年龄。但是,按照我们家当时的情况,三哥是肯定娶不上媳妇的。我们家最后所承受的苦难和母亲所面临的压力只会更大。所以,三哥选择哪个时间走,也可能是正确的。
回想我们家那段时间经历的苦难,真是不堪回首。也可能是这些苦难的磨砺,才使得母亲在宗教中找到了自己的慰籍和归宿。
写于古历2006-腊-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