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爱与写作

我希望我们的写作都是沐浴着爱的写作，因为只有在爱与阳光中长大的孩子才是健康的孩子。可是，我们的写作又离太远了，到处散发着骂人的习气。王朔近来大发牢骚，骂遍天下。从骂金庸一路到鲁迅，一样的措词，一样的风格，让人“不忍谇读”，王朔的骂人面面俱到，惟独缺乏的是爱的因子，而以反讽与冷嘲代替了爱。没有爱作为底色，王朔的文章便失之于尖刻。想起王朔，又让我想起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周作人的文章同样尖刻，但这种尖刻是单刃剑，只刺痛别人却保护了自己，而与王、周两人相对应的是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文章是双刃剑，既刺痛了对手，也伤害了自己。鲁迅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同情与爱哦在写作的。终其一生，鲁迅都在鞭笞别人身上的鬼气，同时也在驱赶自己身上的鬼气，这种鬼气就有冷嘲的成分。中国的文化人，不管雅俗，多多少少都带有冷嘲的性格，鲁迅一生都在与冷嘲作斗争，尽管最后依然没有摆脱它，而其他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却沉迷于冷嘲而自知不理，如王朔，如王小波，如钱钟书，代之而起的还有韩寒。不过韩寒要赶上钱钟书的功力要一、二十年。他们的文字太“冷”，缺乏爱、同情、宽容等可贵的精神气质，因而他们的写作是不会长久的，诸如“钱钟书热”、“王小波热”及新近的“韩寒热”等现象都只能是一时的，如昙花一现，不具备永恒的价值。

我现在一直替摩罗与余杰高兴，因为他们开始沐浴着阳光与爱在写作，他们的愤世嫉俗之言，因为有了爱作为底色，必将散发出更加动人的光彩。爱不但不会削弱他们的个性与锋芒，反而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摩罗从《因幸福而哭泣》这本书开始朝这一方向转变，而余杰则从《香草山》、《压伤的芦苇》两本书开始朝上述方向转变，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真正的文学创作方向。至于成功与否，就让以后的时间来检验吧。写作者要不断开拓新路，不能在同一条死胡同里僵死掉。

我希望我们的作者都能怀着爱，怒于着阳光在写作，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读者都能怀着爱，沐浴着阳光在读书，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可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