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愁翰林

穷者必愁，因生活的贫穷潦倒而百事皆愁，吃了上顿愁下顿，过了秋天愁冬天。儿女嗷嗷待哺无钱抚养，愁；父母垂垂待赡无力侍奉，愁。反正人穷志短愁事不断，夜夜伴愁而眠，那梦里也离不开愁字。

但愁者却不见得都穷。那愁是因为心思太阔，想到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无法排解，愁从心生，愁随左右，甚至愁其一生。张以宁临终前的自挽诗，应该算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吧，“一生穷愁老翰林，南归旅梓越山岭。覆身粗有黔娄被，垂囊都无陆贾金。稚子啼饥忧未艾，慈亲藁葬痛尤深。经过相识如相同，莫忘徐君挂剑心。”由此可见张以宁的穷与愁。

令我不解的是，张以宁两朝为官，最高的官阶为二品，相当于现在中央的部长呀，尽管没有太大的实权，但他的俸禄应该能保障他的开支吧。怎么会穷到连养孩子、葬母亲的钱都凑不齐的地步呢？这囊中羞涩的情景，实在令人伤感。不管其是不是哭穷（相信他不会放弃文人的尊严去哭穷的），但和前后朝的同级别官员相比，他这样地坦诚自己的家庭困难，也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谁都要面子，家丑不可外扬嘛。

这样看来，自称“穷愁翰林”的张以宁因穷而愁的成分有之，但更多的愁是他陷入了自己的抱负和现实的矛盾而无法自拔。

天下读书人的志向就是“济苍生、安天下”，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张以宁从小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感染和影响下走上仕途的。他元大德四年（1300年）出生于古田县城官宦人家。父亲张一情官至福建、江西行省参政知事，他自幼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元泰定四年（1327年），年轻的张以宁凭借着出众的才华考中进士，派任浙江黄岩县判官，后升江苏六合县尹。他有着一股热情和一腔热血，一心想着报效皇恩，但终因执法不阿而触犯了豪门，莅位不久便被人参本罢官。这个原因至今仍有，就是他太不懂官场游戏了，没有对自己辖区的“护身符”加以备份，以致孤军奋战，孤立无援。那你不歇菜谁歇菜呢。

初出茅庐就志向受挫，这对张以宁来说，无疑是埋下了一颗愁的种子。以他的性格、家庭和所处的时代，他不会去做李白那样的傲士，也不会去做陶渊明那样的隐士，多少对朝廷抱有幻想。人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他偏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在被罢官的十年时光里，他一直在江淮一带辗转，精研《春秋》、行走山水，写诗著文，就是想有个机会能够东山再起。果然，机会来了，元至元四年（1338年），元顺帝异其才而召为国子助教，后累迁至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这时的张以宁，已经没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了，谨小慎微地做人做事。他所担任的这些职务，也算是人尽其才了。毕竟他精通经、史，又擅长诗文，而且深受在朝宿儒的赏识，名噪一时，在同僚里留下了“小张学士”的名分。其实，这文章带来的名份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安慰。毕竟在朝为官，就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无奈也无助，只能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诗文之中。

如果是太平盛世，那文章也是一种锦绣，歌舞升平、诗文颂德。无奈张以宁为官的年代，正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王朝那曾经不可阻挡的滚滚铁骑已经成为了追忆，其后人在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环境中早就泯灭了一代天骄射大雕的霸气，根本无法抵挡此起彼伏的农民义军。群雄并起，逐鹿问鼎。朱元璋在灭了元政权后，又相继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义军，一统江山，建都南京，国号“大明”。改朝换代，这对前朝官员而言，理想的破灭和仕途的夭折，都给他们添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愁绪。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呀，朱元璋自有一批帮助他打江山取社稷的功臣，这拨人是他的左膀右臂，必然在权力的核心。但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也懂得在这个非常时期稳定人心是最重要的大事，安置前朝官员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必修课。当然，蒙古人和色目人是不会被朱元璋使用的，因为他们是前朝的政治基础，但被元朝划为三等四等的汉人和南人，就有了复出的机会。在众多元朝旧官僚中，张以宁受到了朱元璋的重视，担任明朝的翰林侍讲学士；而另一位受到重视的同样是文学家危素。

一个人在两朝担任了相同的职务，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和才华是不太可能的。朱元璋看中他和危素的，也就是他们的文采。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登钟山观赏山川形胜，张以宁、秦裕伯、朱升等扈从。行至拥翠亭，朱元璋命三人即景作诗，古稀之年的张以宁依旧诗思敏捷，顷刻立就。尽管朱元璋不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皇帝，但附庸风雅、笼络人心的伎俩肯定是玩得炉火纯青。他对张以宁大加赞赏。枯木逢春般的张以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嗣后，写了许多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诗文，龙颜大悦。

不久，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来到了南京。这个宋濂比张以宁小十岁，也是当朝的大才子，在历史上也是享有盛名。不过，他在少年时代就十分仰慕张以宁的才华，此时晤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各出所旧稿，相与剧论至夜分”，观摩切磋，彼此心折。张以宁长于诗，宋濂擅于文，诗文频往，剖心唱酬，被时人誉为“双星聚会”。这交往一直被人们作为张以宁的佳话而广为流传。但这不过是两个文友之间的切磋，交谈的内容完全是文学方面的。在政治上，官位远在张以宁之上的宋濂，是不敢背离朱元璋的意志而赋予张以宁更多的权力。

张以宁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为荣耀并被载入史册的当数他出使安南了（今越南一带，当时为中国藩属）。洪武二年秋，张以宁以70高龄奉旨持节出使安南，封安南之主陈日桎为安南国王。这是他第几次出使不知道，但肯定是他最后一次出使。事关大局，百忙之中的朱元璋为此还亲作御诗二首，以壮行色。那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只能靠马车靠步行。在路上走了几个月，抵达安南境内时，恰逢陈日桎病卒。其子继位，遣人向张以宁乞讨印诏。张以宁没有得到皇帝的特许，不敢擅自做主，遂滞留洱江不进，坚不授予，只谕其举哀国内，并将详情上奏朝廷。一直等到次年的年初，朝廷另派使者前来，张以宁才与之入境举行封王盛典。明太祖嘉张以宁出使而知权变，特赐以玺书及御诗八首。一直到洪武四年（1371年）的五月，封王礼毕，张以宁方才回朝复命。因年老体衰，不胜劳瘁，途中竟病卒于临清。这一来张以宁与已故的安南之主陈日桎算是有缘了，到了黄泉地再告原委吧。太祖闻讯，命驿丞张禄护柩回古田，赐葬于县治西南安马亭，并恩赐三年食禄以抚恤其家。

平心而论，猜忌成性的朱元璋对张以宁应该还是不错的。对他这样的前朝官员还能赏识，不容易。尽管朱元璋有他的想法，但对张以宁来说，应该知足了。他在政治上有所抱负，但在元朝的政权里，他低眉顺眼，谨言慎行。满腹经纶有谁问津，满心愁绪向谁诉说，在战战兢兢的宫廷里，消弥殆尽的何止仅仅是才气和敏锐，更多是你的骨气和豪性。其实，也不是你张以宁一个人这样的，在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下，汉人充其量只能做一些小官，汉族文人能做到像张以宁这样大的官，已属凤毛麟角。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待遇而已，元顺帝也就是让他讲讲课、写写文章。这官算文职，无权无势，要做到两袖清风实在是太容易了。无所作为的官当得自然是压抑而苦闷的，原想在新朝能有所改变，结果还是依样画葫芦。平心而论，到了新朝，张以宁的年龄早已过线，属于有想法而没有办法的人了。但能够得以善始善终，这样的结局还是说得过去的。但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他的临终自挽诗，给自己的定义是“一世穷愁老翰林”。你说元朝是“穷愁”也就算了，到了明朝还是这样的“穷愁”？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朱元璋看了又会有什么感想？你的老乡、前辈薛令之，就因为待遇问题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唐玄宗下了逐客令，只好卷起铺盖走人。

好在张以宁已死，朱元璋就算看到他的诗也不再追究了。盖棺定论，张以宁在政治上委曲求全，没有多大的作为，倒是他的诗文至今仍被人传颂，他生前著有《春秋论断》、《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春王正月考》、《翠屏集》、《淮南集》、《南归纪行》等，宋濂曾为《翠屏集》作序。云：“丰腴而不流于丛冗，雄峭而不失于粗砺，清圆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细碎，诚可谓一代之奇作矣！先生虽亡，其绚烂若星斗，流峙如河岳者，固未始亡也。信诸今而垂于后者，岂不有在者乎？”精辟地分析张以宁文章丰腴、雄峭、清圆、委婉四大特色，并指出其影响将波及后世。而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甲集中说：“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并称张以宁是“闽中十子”的先导。《四库全书》亦称“以宁诗高雅俊逸，超绝畦畛”。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也算是对张以宁人生的一些补偿吧。

但这些评价仍是无法排解张以宁心中的愁绪。作为一个追求仕途的文人，他始终也摆脱不了历朝历代文人那怀才不遇的愤世和忠君侍主的渴望，诗文不过是穷愁心情的抒发罢了。李白是这样，陶渊明是这样，柳永也是这样，张以宁更是这样。但历史却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留下了他的诗文，也留下了他诗文中抒发的愁绪。这诗文、这愁绪，让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