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赤子情——怀念何长工及他的妻子尹清萍

2006年12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何长工逝世19周年纪念日。当我们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宏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时候，翻开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赴汤蹈火、捐躯洒血的奋斗史，重温艰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也禁不住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何长工及其妻尹清萍充满无限的怀念之情。

传奇跌宕的革命生涯

何长工，原名何堃，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在巴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先后在家乡以办学为掩护，扩建党团组织，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曾任中共华容区党委书记兼军事部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党安排他以隐蔽身份进入武汉国民党警卫团工作，随后参加著名的秋收起义和开辟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曾先后任红28团党代表、红8军军长、红13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红九军团团政委等职。

1927年在井岗山，何长工曾受毛泽东委派联系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到湘南寻找朱德、陈毅的部队，历经艰辛，终于在广东韶关以北的犁铺关镇找到了朱德，成功地促成了朱毛部队的会师。未经休整，他又按毛泽东指示，西装革履，只身一人，踏上了完成特殊作务的旅程，冒着生命危险去改造在井冈山“占山为王，立寨为主”的绿林好汉王佐部队。1928年1月，何长工身负重托，翻山涉水，越过险峻的朱砂峰，赶往茨坪，风尘仆仆地朝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王佐“司令部”走去。他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回响着毛泽东给他交待任务时那语重心长的话：

“这次派你一人去做他的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希望你先去做他的‘长工’，尔后再做他的党代表。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在那危险而又艰难的特殊工作环境里，何长工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利用王佐对母亲的孝心和心腹刁辉林的悟性，在根本改变王佐部队面貌基础上，按照毛泽东的布署，先后分步将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同年2月再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王佐被任命为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之后，何长工率领第二团全体指战员，离开大陇地区，转战在井冈山各地。5月，红4军正式成立，何长工任第11师32团党代表。8月任第28团党代表。同年冬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1929年初调任第32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岗中心县委书记。4月任红4军5纵队党代表，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为迅速扩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创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1929年6月，红4军5纵队改编为红5军5纵队，何长工仍任党代表，率部挺进阳新、大冶地区，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春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6月红8军成立任军长并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员。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任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秋，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学生总队长、代理校长。1932年3月，任红5军团第13军政治委员。1933年任红军学校副校长、校长。同年10月红军大学成立，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因培养红军干部作出了贡献，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中共粤赣省委常委，后调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2月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率部独立作战，掩护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挺进云南。7月红9军团改称红32军任政治委员，10月任红四方面军粮食局局长，1936年冬到达陕北。1937年1月入红军大学第2期学习，兼任第11队队长。

抗日战争期间，何长工创建了我军第一所“荣军教导院”，并长期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领导工作，他率抗大总校师生进军东北，创办东北军政大学及4个分校，曾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长达15年。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战争正激烈之际，他于1947年秋受命出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部长兼军械部部长，为支援战争，特别是保证三大战役的首战---辽沈战役的胜利，贡献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调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陈云）。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在调查旧中国工业底子的基础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建设的策划，特别是为筹建我国的航空工业打下了基础。1952年8月，何长工调地质部进行开拓性工作，直到“文革”内乱发生，他从事工业工作亦15年，先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迫害。1975年10月恢复工作重返部队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1980年他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经本人申请，于1982年和1985年先后辞去上述两个职务。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何长工勤勤恳恳、百折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辞世，享年87岁。

刚直不阿的个性品质

何长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责任、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高风亮节、大度为怀的行为习惯，表现出他作为一个领导者高尚的品德和胸襟。

对秘书严格要求。1949年11月的一天，接人事部门的通知，沈时全①去到南长街的一个院里见何长工。何老问：“你做我的秘书，你愿意不？”年近25岁的沈时全见到首长还一脸腼腆，心里想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根本没有别的想法。1950年1月5日上午，何长工第一次跨进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他的办公室。室内没有沙发，没有陈设，但有电话。他进门后对小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沈秘书，凡是有人来看我，我都见。我不在或有事，你就把他有什么事，他住哪里，如何联系，记下来，我们再安排。你可不要给我拦回去。”

许久许久，沈时全才领悟过来，何老是在给他打预防针，因为当时在高层领导中“部长秘书”有“二老爷”的谑称，何老上任就提醒他要注意预防“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现象。

谁知初出茅庐的小沈恰恰有个“好发议论”的特点，一有想法就会显露。有一天他不小心便说了“部队干部转业工业，似乎不那么合适”之类的话，话还没完，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研究机械工业的何长工，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秘书的工作做久了没好处。不仅脑子里空，还容易自高自大，你大学毕业也算有点知识了，也干了几年工作了，但就这点知识，这点经验，还远远的不够。事非经过不知难啊！知识分子吸收书本上的知识快，而要他担任领导，组织大家去完成一个任务，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眼高手低，往往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你今后还应经历实际工作锻炼，老做秘书工作没好处。”

顿了顿又接着说：“你知道不？有一种锻炼，只有部队干部才有。有过这种锻炼的人和没有这种锻炼不一样。这对从事别的工作肯定有好处。在战斗中，情况千变万化，攻一个山头，第一次没有攻下来，而且有伤亡，怎么办，攻不攻第二次？第二次又没攻下，仍又有伤亡，你敢不敢再下决心上第三次。当然不是硬拼，要斗智，要想办法。指挥员针对复杂情况要善于决断、敢下决心，这种锻炼只有打仗才有。你没有过这种锻炼，就不懂得很多事情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啊！”

何长工十分关心秘书的成长，主张作领导要因材施用。在小沈做秘书工作3年后，他用和蔼的口气问小沈：“你回重工业部吗？秘书工作做了这么久，也该去做点实际工作了。已经定了。你学化学，你就去搞化探吧！那样能发挥你的专长，对你个人也有发展。”

从不推卸领导责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美军逼近中朝边境，毛泽东断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元帅挂帅出征，奔赴朝鲜战场。当时全国刚解放，我国兵工工业正忙于减产、调整、改组和转业，朝鲜战争爆发，生产迅即转入战争状态。为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中央决定用半年时间自己试制、赶制坦克类武器投入战场使用，而当时反坦克无座力炮与炮弹分别由西南和山西的兵工厂生产。由于管理测试工作中的某些差错，武器一上战场，有的炮弹却合不上膛，影响了士气和战斗。1952年夏天，彭德怀元帅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时要求追查武器事故责任者。于是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兵工委员会会议上，彭帅主张将责任人、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刘鼎②交军委监察部门查办，何长工则认为提交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即可。何长工说：“我是代部长，要处分，先处分我。”彭帅虽然批评何长工“抹稀泥”，但最后还是交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查办，结果给刘鼎“撤职查办”处分，而避免了“贻误军机”的定性处理——实际上“撤职查办”的处分也过严过重，当时兵工部门的同志有不同看法，刘鼎本人也有申诉。直到1986年5月，在刘鼎患重病临逝世前一个月，中纪委和中组部才最后向刘鼎宣布了撤消处分的决定。

爱惜和保护知识分子。1957年在酝酿时任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局总工程师的老专家、老知识分子顾功叙的入党问题时，何长工赞许的发言起了关键性作用：“是啊，他没有知识分子那种傲气。工作、为人听说都很好。他入党，我欢迎啊！我还听说顾总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名誉地位，权力待遇’都比较看得开，如能正确对待好这16个字，也是做个党员的条件呢！”

同年底，反右运动开始后，鸣放进入高潮。地质部有位女工程师，工作刻苦，业务熟练，脑子还特别灵，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畅所欲言，并表明了她同意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认为现行人大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等观点。当时地质部一共定了144名右派，按标准她足够定为“极右派”，但定案讨论时，出于爱才，何长工想保她过关：“她是敌我矛盾，应定为右派。但按毛主席的教导，可以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可也就是因为保她，他才“阻碍”了反右运动，也被定为“右派”。几十年后提到陈子谷③时，何长工说：“我到今天还遗憾着呢！我是想保，没保成，保晚了！我也是右派了。那样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也定了右派。”

尽力解决烈军属的困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30万观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阳光下冉冉升起，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革命胜利的喜悦中。可是建国之初，国家面临许多工作困难，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财政经济的困难，支援战争的浩大开支，人们的生活极为艰苦。

1950年1月到1952年9月间，何老住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36号重工业部的一个宿舍里，其家庭生活状况可概括为四个字：“寅吃卯粮”。当时国家刚开始实行工资制，何老夫妇俩的月工资入不敷出，而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何长工的额外负担多。他调来北京工作后，湖南老家来京找他找工作、解决困难的人很多，其中占很大比例的是当年与何老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牺牲了生命的烈士子女。这些人的住宿费、回家交通费何老总得设法解决，并坚持自己负担，实际上他根本没这个经济能力。秘书只好请求行政部门预支他的工资。后来，这事被何老知道了，他严肃地对秘书说：“不要这样做。借公款不好，我能借，别人也能借。老是借或久欠不还就更不好。要注意影响。”

为此事，他特地找炊事员李承禄谈话，要他每月按规定的伙食费，量入为出，吃简单点、省一点。可他一家5口人，不管怎样省都难以改变“寅吃卯粮”的困难。后来办公厅领导会议决定，组织上尽可能帮助解决何长工老家来京找他的烈军属的部分住宿费和交通费。

宽容大度，不记前嫌。1986年10月，地矿部党委决定并通知何长工在地质部工作时的三位秘书（沈时全、易粟和鲁家声）协助何老写《何长工回忆录》。10月8日，当三人在何老家见面时，何老第一句话便说：“我先给你们放下个包袱。我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党分子，你们当年贴我的大字报、批我、斗我，完全是应该的，那时你们不写、不批、不斗，能行吗？毛主席讲了嘛，现在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党组派你们来帮我写《回忆录》，我谢谢，你们可不要背什么包袱哟！”接着，何老又说说：

“这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10个大将级干部，如许世友、徐海东......和我写《回忆录》。我在地质部干了15年，在部队干军事教育工作也是15年，两个15年。对这两个15年，我是有感情的。”

1987年1月13日，《何长工回忆录》一书修改定稿，12月1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晚年的两件高兴事

何长工一生既充满传奇，又多遇挫折，一些埋藏在思想深处的压抑和隐痛让他长达半个世纪都放不下。晚年终于有两件令他高兴的事，并在86岁时带着舒畅的心情表露出来。

一是地质部同志对他的理解。1980年4月的一天，全国地质系统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评功授奖大会，邓颖超、王震出席会议，何老亦被邀请参加。那天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到会人员对何老给予了特别热烈、持续且长时间的掌声，人们在不同的座位上用不同的方式向这位德高望重、已80高龄的老人表示深深的敬意。何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为感动，也很激动。我心里想，地质部的同志确实是理解我的，这说明我决不是什么‘三反分子’，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同志们和我的距离已经完全消失了。”

二是薄老与他相见时的谈心。1980年9月，在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上，也就是何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的几天，薄一波同志见到何老，与其谈心时说：当年他对何老不够了解，对何老过去在苏区、延安、东北的工作也不很了解。1952年对何老的工作安排也不太合适……

何老说：其实“有他（薄老）这样一句话，我心里也就舒坦多了。”

半个世纪来，张国焘的路线问题的余悸在何老心理从未淡化过。1980年10月谈到张国焘时，何老平和地说：“路线，什么是路线？没有那个水平，就不知道是路线！”对于那段历史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表述的：毛儿盖会议后，我红9军团改为32军，划归左路军，“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在南下途中，张国焘撤了他红9军团政委的职，调任粮食总局局长，何老说：“这可和当现在的粮食部长不一样，没有粮库的啊！那时天天要想办法找粮，可是个很艰难的差使哟！党员得服从组织的决定。有些事，你就是当时感到不对，也得执行啊！何况那时你也未必能认识到这是路线……”

谈到组织结论时，他写道：“红军胜利会师之后，我以悲喜交集的心情去保安，毛主席把我及我的夫人尹清萍安排在他住的隔壁的窑洞里。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曾用两个下午时间跟我谈话。第一个下午，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32军（9军团）内部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认为我对红四方面军的看法是客观的、公平的。第二个下午，我作自我批评，执行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南下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主席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难了悠悠故乡情

何长工的夫人尹清萍是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黄洋镇人，1933年5月在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巴中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江口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妇女营营长，参加了长征。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女生队队长兼指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地方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地质部监察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何长工与尹清萍在红军队伍中相识、相知并结为伉俪，广元由此也成为了何长工关注、眷恋和令他几十年牵挂的第二故乡。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十分牵挂家乡的建设。尹清萍曾带着丈夫的委托，多次回广元探望，发现家乡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存在问题和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回去后何长工都尽量给予帮助。

1962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国家经济的调整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人力物力上都加大了对农业战线的支援。作为边远山区的旺苍县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县委领导干部十分辛苦，到农业生产第一线都是步行，雨天打赤足。1962年尹清萍再返故里，见县委领导同志的工作那么艰苦，特别是处理公务极为不便，甚至延误时机的状况，回京不久，便由地质部拨给旺苍一辆小汽车，使旺苍县有了第一辆小车。当接车的同志受县委之托，顺便带去几斤木耳和腊肉略表谢意时，尹清萍却极为生气，非常严肃地说：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只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送礼，送来的东西还是拿回县里去。经办的同志只好原物带回。两位前辈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40多年来在旺苍县的干部中传为佳话。

1986年，尹清萍老人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噩耗传来，中共旺苍县委、县人民政府特派县委顾问候仲生、党史研究室主任黄立诗等赶往北京，并到八宝山瞻仰遗容，表达家乡人民对这位英雄女儿的哀悼和思念。

百年诞辰与无尽的思念

1987年12月29日，刚过87岁寿辰又22天的何长工老人在北京逝世。1988年1月8日，何长工的追悼会在军委后勤大院礼堂举行，礼堂内摆满了花圈和花篮，何老的遗像显得异样慈祥，人们默默地表达着对这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作出杰出贡献的党的忠诚战士的敬慕和哀思。他的几个老部下撰写了一幅恰如其分概括他一生的挽联：“胸怀坦荡为国为民，气度豁达能屈能伸”④。

2000年12月8日，是何长工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我们要学习何长工同志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保持坚定的信念，保持对党和人民耿耿忠心的精神；学习他革命一生，勇挑重担，不断开拓，甘为人民‘扛一辈子长工’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学习他高度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何长工生前友好代表宋瑞祥、何长工之子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中央军委委员徐才厚，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出席了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罗青长、周子玉、朱训、刘延东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何长工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与此同时，湖南省华容县革命烈士陵园彩旗招展，鼓乐喧天，在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笔题名的“何长工”汉白玉塑像前，近万名群众和各界人士正隆重集会，纪念何长工诞辰一百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学东中将，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蒋承崧，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诏江少将，国防科技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金胜及省领导张云川、文选德、颜永盛、贺同新、林子亮和省军区副政委李今伟参加了纪念大会。

毛致用等代表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向何长工同志塑像敬献花篮。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张云川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说：“我们纪念和缅怀何长工同志，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他那种“长工”精神，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总要求，勤政廉政，当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不断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同一天，华容博物馆暨何长工生平事迹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