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乞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乞讨，本是人处于绝境时向他人和社会寻求救助的一种无奈行为。可时下却变成了道德和良知丧失者亵渎善心、欺骗社会和他人、敛财致富或挥霍享乐的一种手段，令人费解又悲哀。

乞讨这个特殊的弱势人群，随着社会的转轨变型也开始逐渐变异，真实的生活无奈者被卑劣的投机者冲击，真的和假的，老的和少的，残疾的和健康的、无奈的和堕落的混在一起，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特别在中小城市的商场附近和菜市场口，可怜又可悲地演泽着一个个乞讨的故事。周日，当你匆忙行走在街道时，常会遭遇情感刺激，既为苦于应付频繁的乞讨者恼火，又为乞讨的真假难辩而迷惑，更忧心于这个社会暂时存在的不和谐。当市场行为成为人们的生存习惯之后，连“施舍”这一善举也面临着两难选择：是行善还是漠视不管？是施舍给这个还是那个？常让人失去主见。你看：那穿着时髦的年轻夫妻，俩人一副大学生模样，留着得体的短发，女的手上抱着个婴儿，双双跪在告示前；那背着书包的少女、埋着头，一动不动；那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用双手撑着地沿街爬行着乞讨；那倒在地上的怪胎人，旁边的播放机发出恐怖刺耳的音响，变异地身体在地上滚动、痉挛、颤抖着；那身怀六甲、称丈夫车祸身亡的少妇；还有那白发上头的老大妈，向行人伸着干瘦的一只手……

记得第一次面对乞讨时，我还在读高中。那时候的人，心地纯洁，奢望不高，乞讨实属生活无奈。主要是河南、安徽一带的灾民，他们或因干旱，或因洪涝，或因流行性疾病的威胁，迫使一些老年妇女身背背篓，手拿一节不粗不细的竹棍，疲惫无力地让饥饿的小孩扯住衣角，虔诚而轻声地沿路乞讨。一碗稀饭，一个冷馒头，一点点碎米，一件单薄的衣衫，都让她们很满足——因为她们仅仅是想保存生命，没有欺骗和贪心，因而令人同情和怜悯。即使是一个性格粗暴的人，都会在此时尽一份善心。那些日子，我们学校食堂的铁门外，总是三三两两地站着带有小孩的大妈，她们双手扶住紧锁的铁门栏杆，可怜地望着里面。可那时学生都是用饭盒自己蒸饭吃，粮食定量，没人能够施舍。每到周六下午，我便会把一周节省下来的一小塑料袋米送到铁门前，放到最可怜又有小孩的老大妈背篓里，望着她们感激而疲乏地离去。

工作后我去到一座中等城市学习深造。在我每天必经的路上，总会应付多个乞讨的老人。不久其中一位认定了我。我刚在路的这头给了钱，他又跑到路的那头等着我。可那条路我一天要往返4次，他每次都跟前跟后地要了一回又一回。有一天我说：“大伯啊，一天4次，你老总要给我留点饭钱吧，我也要吃饭啊！”后来，他便再没出现了。

回到山区城市工作后，国家已实行商品经济。乞丐的乞讨方式也从在街上讨要转为上家敲门了。九十年代中期那些夏天，乞讨者纷纷走进机关，忙碌在一幢幢楼房的单元里，从一楼到六楼依次敲门讨要。午休时间，我常被那些敲防盗门的声音吓得冒冷汗，打开门才是穿戴灰色长褂和帽子的尼姑，她们双手合一对着你，嘴里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给钱她不还让你关门。重新躺上床去，又被提着“红鸡蛋”的变相乞讨者再次敲响，软缠硬磨，你不花高价买个“红鸡蛋”，他还真不走人。

后来，沿街卖唱乞讨盛行起来。在街头巷尾，常有两位盲人夫妻组合，相互搀扶，或者坐在街边路口，或者站在店堂门前，拉开嗓子就唱，什么信天游、浏阳河、小城故事、妈妈的吻等，一首接一首地唱，二胡拉得挺动人。不管唱得好与不好，他们都是用劳动在换钱，让人在援助时生出些感叹。我常把钱放在幼小儿子手里，让他亲自放到盲人手中，并对儿子说：“他们有困难，用唱歌挣钱吃饭，要给他们鼓励。”望着儿子蹦蹦跳跳跑回来，那长睫毛下的大眼睛笑得清澈而灿烂，自己的心里也很甜。

可笑的是那年冬天，我来不及吃早饭匆忙赶到医院看病人。走出医院刚上公交车站路口，一中年妇女站到我面前，说他弟弟有病，让我给她一碗稀饭钱。我毫不迟疑掏了5元钱给她，她和那又高又胖的弟弟匆匆走了。可我刚转身时，她又跑回来拉住我说：“下车时我们被偷了，现在回去没车费，你再给我点钱，我实在不好意思。”我看了看她和她的弟弟，有点半信半疑，还是伸手从大衣袋里掏出了全部钱，想从中取些给她。可我还没动手，她双手一抓，拿走我手里的全部钱转头就跑了。我莫明其妙地站在那儿，有点哭笑不得，掏尽全身所有衣袋，再也没找到坐公交车的钱，只好饿着肚子，甩开两脚走完5里路赶回单位。

去年秋天，我从外地出差归来。经过商场时看见一个17岁左右的小伙儿，身穿破旧的牛仔服，跪在地上乞讨。旁边放着书包，告示上说他的父母因病双亡，自己考上了大学却交不起学费，又想读完大学回报社会，请叔叔阿姨给予微薄支助，不甚感激。我觉得这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有读书这志气就很值得帮助。于是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蹲在那儿给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看见那张帅气的脸和刺猬一样乱翘的头发，眼神疲乏却深邃，觉得他是个天赋不错的孩子，本该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却跪在地上乞讨，心里禁不住一阵心疼。他抬起头来望着我，眼里含着泪花说：“谢谢阿姨，我会记得你的。”谁知三天后，我接待远方朋友，走进了山区城市里最豪华的餐厅。我穿着米色长大衣，红色长围巾挂在脖子上，穿过三楼餐厅向雅间走去时，不小心围巾挂在旁边的客人餐椅上，坠须卡在那客人的皮卡克肩的佩件上。我退回来，红着脸在别人肩上取挂住的线头。当我刚说“谢谢”两字时，那人猛地转过头来，我们四只眼睛相对，定住不动了，但谁也没有说话。我扫了一眼餐桌上的菜和酒，再看了看那些“公子王孙”般的伙伴，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打击着我，愤然走向雅间，眼前晃动的是少年那张帅气的脸，那双清澈、深邃、聪慧的眼睛……我好惋惜，那孩子的父母给了他那么好的生命和身体。但我始终相信，那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孩子，他还未成年，还有着本来的纯朴天性。

最近有位网友告诉我一则新闻：说公安机关跟踪破获一起以“怀孕乞讨”为职业的典型案件。说一夫妻俩在城市租房子住下来，丈夫在家带孩子，妻子负责怀孕乞讨，时间长达5、6年，家里修有房子，银行存有现金。当公安机关跟踪抓获那女的时，仅身上搜出的存折额便是10多万。晚上，再翻开几年前一本杂志上对《大城市乞丐生活大揭秘》的文章，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扶助弱小、救济危难，助人度过生活难关，这本是一种民族美德，是每一个生活有来源、心理健康人的自觉行为。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心却变得越来越肮脏和丑恶，乞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体无奈行为，似乎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渗透着自悲和羞耻，而是一个隐性层面上的一种谋利手段。越来越多的人在丢下自尊，抛弃骨气，远离纯朴，遇到困难不是首先想到用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解决方法，动不动就街头一跪，向众人乞讨，把双膝和人格作为乞讨的工具，让人格、自尊、骨气、自力这些决定人本质的元素，从双膝下面一点点随风飘飞……可当我们面对繁多的新型乞丐时，却分不清真假，辩不出虚实，弄不清自己行为的意义。

我们也只有一点微薄的工资，我们的家里也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还同样在迎接学校教育的严峻挑战，人人肩上都负担重重。除去家庭责任，每年要承担各类扶贫和繁多的捐资捐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但救济民间弱小也同样是公民不该丢失的本性。所以，我们只想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去尽量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援助之手只想伸向那些真正的求救者，而不想被灵魂悲劣者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