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炊
普通的文字,耐人寻味。
老炊姓曾,是我在山区工作三年的炊事员。
老炊,是我们一伙年青人半是戏谑,半是玩笑给他取的绰号,他不在意,满高兴的接受了。
老炊当过兵,据他自己说是一九六七年,不满十岁父母就过世了,他全靠乡亲们养大,不到十八岁就去参了军,这多半是因为他的孤独无靠。
老炊不能识文断字,以致于转业后只能背着陈旧了军背包回到了乡里,不少战友退伍后都在州上、县上谋到了事儿,而老炊返回乡里,依旧孑然一身,这是三年中与老炊闲谈,他经常摆到的,说到这些他总是皱着额头,他还说他很后悔:转业后在乡政府谋了一个煮饭的事儿干了三年;入赘成了现在的家。由于家里劳动力少,炊事员待遇又不高,便辞去了。没过几年,顶他的那人却“转正”了,成了国家的正式工,说到这此,他常常叹息不止,“或许命该如此”,他说。
一九八一年,老炊应邀,来到这所寄宿制中心小学,“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炊事这一行。
老炊很会做饭——尤其是焖饭,不用甑子刚过心的米粒儿,滤去米汤,放在锅里,不管再多,他都能烘熟,而且锅粑金黄带着扑鼻的香味。
山里的伙食很单调,“两大主菜”——白菜打沾水,酸菜打沾水,都离不开沾水,老炊很会做沾水,取两三个辣椒拿到灰里一冒,放到手里一搓一揉,加上盐就成了。你甭说,这味儿还可真香,吃得津津有味,一顿饭,最先吃完的不是菜,是那沾水一一大家都抢着倒些来拌饭吃。
老炊和我几乎一见如故,多半因为我也有些类似他的那朴质和秉性。
老炊特爱喝酒,可又喝得不多,二三两,几口就红了脸,红到脖子。他很俭省,炊事工资又不高,才七十元,几乎还不够在山外上中学的儿子的生活费。因此,每每领到薪水,我总要提上一瓶包谷酒,到他那儿,与他对饮。其实,我很少喝酒,几口之后,推说醉了,于是酒由他收着,他很高兴,可他又说,这样不好,每次都我买酒。
老炊家隔学校不远,半把小时路程,每年碰上他家宰杀年猪(尽管每年仅只一条)他总邀请我们上他那儿,这时,会毫不犹豫地提上两瓶“包谷”,割上大块的瘦肉让大伙儿烧着吃、炒着吃……大家当然是挺高兴的,因为当时很少有肉吃,五天赶一场,都不一定每场买得到肉食。
分在山里,父母特别挂念,又恰逢老炊要出山给在山外上中学的儿子送生活费,于是便给了他地址,托他到家里捎个信儿。谁知返校时,他竟背了一背:棉絮、水瓶、盆子、杯子……一股脑味儿塞给我。“这是你家托我带来的,摔了一跤,还好水瓶没摔坏。”他说。我很激动,望着老炊,意忘记了表达谢意:那么远路,光走路就够受了,亏得他还背这么重。
拿到调令,我回去办理调动手续,他把我叫到他那儿,提出一瓶酒,端出一些腊肉,“肖老师,以前都是喝你的酒,今天喝我的,你要走了,咋个都该多喝点。”他说得很诚挚。
我想说些什么,但我知道面对这种纯朴,任何语言都是多余。
他还说:“等不忙了,我想请你帮写个转正申请,这工资太低了,有个三百来块就好了,队上种菜的都整到钱了,要不是校长再三地说,我今年也不想煮这饭了。”
我没告诉他,这不可能,申请写了也没用,只说了一句:学校师生们会记得你的。
那天,我真有些醉了。告辞时,我把他背进山来的盆子、水瓶都送给了他,开始,他不肯接受,后来我说不好拿走时,他才高兴地接受了。
调到新的单位不到一年,收到过他托儿子写来的一封信,反复提到,不忙了进山去玩,别忘了去他那儿。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想起老炊,想起与他对饮时,他那红到脖子的脸和有些口吃的话语。老炊与我犹如行路上匆匆相识的过客,我们可能再次相逢互相问上一句:现在可好?相识尽管匆匆,但他那勤劳、纯朴与善良给我的那段艰苦而年青的生活留下的深刻印记便足以令人怀念,足以受用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