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西行路

在我老家普济街上，你可经常看到一位中等个子、体形稍显瘦弱，但身板硬朗的老人。他，就是众人皆知的西路红军，年过八旬有四的张守信老大爷。

今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带着深深的敬意转道普济，专门采访了这位老红军。张守信老人，慈眉善目，言语平和，口音略带一点尖利。在一阵寒暄过后，他神清气爽的拉开了话闸：

说起来话就长啦。那是1933年正月间的事了。那一年天出奇的冷，白头霜白浩浩的，凌柱子结的老长老长的。可我们这些穷娃儿心里却是热呼呼的。原来是，十几天前一个过路人说是徐向前的队伍到了大黑滩、五郎庙一带，要不了几天，可能就要开到三江坝、普济岭来。还说是要给穷人分田地，让穷人吃饱饭。把我们喜欢得一蹦三尺高，真希望红军马上来到眼前。

果然不出所盼，过了7、8天，红军的队伍就从三江坝开过来了。灰布的衣服，头上五角星的帽子，脚上都打着绑腿。甩着手，齐唰唰的开过来了。诱得我们这些小娃儿跑前跑后地看。红军来到我们普济岭的是30军91师下边的一个团。领队的是柯团长。红军来了以后，打土豪、除恶霸，分田地，成立农协会、童子团，一下子闹得十分红火。莫得几天，我们有好几个穷娃儿就加入了师部宣传队，和我同路去的有近邻孙文成等人。

几个月后，领导就叫我给柯团长当通讯员。虽然我才13岁，个子又小，但却很机灵。这下子我可神气啦，背个小马枪，到各个连队送信，随柯团长开会、检查，东奔西跑，干得可欢啦。一天晚上，夜行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不小心，“咚”的一声，坠入了冬水田。冷冻加上心急，急火攻心，得了重伤风。接着就是打摆子，抖的多高。柯团长连忙派人把我送进了30军总医院。

经过十几天的治疗，我的病基本上好了。总医院的领导见我人虽小，却勤快灵活，就叫我在总医院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做了个卫生员。

1934年，红军又转回通江、南江再转到巴中、旺苍。一天晚上，部队从东凡回到普济。部队走得很快，不要说与亲人见面，就连带个口信都莫得机会。这一走，就是几十年。部队然后取道嘉川、白水、广元，开往剑门关。后来听说是我们30军、9军、5军三军联合准备攻取成都。蒋介石搞慌了，八方调兵谴将，一下子大军压四川。红军看没有机会，随机应变就撤到了青川、平武一带。那里山高路陡，利于防守。我们在此休整了一段时间，就从甘孜翻越雪山，过草地。遭受的艰难困苦一一难以尽诉。

1935年，翻越雪山草地后，部队来到甘肃省。先后经过一条山、古兰洞、大拉排等地。在过红梁山时，我们的部队和敌人的先头部队照了面，打了个遭遇战。在前线抢救伤员时我的大腿挨了一记冷枪，也是我命大，子弹只是从腿边擦过，把肉皮拉了个口子。我用绷带扎好，带伤又坚持工作。

在米家营，我们的部队打了个漂亮仗，消灭了马步芳的手枪营。

可这以后，形势就越来越险恶了。马步芳等“五马”的步兵、骑兵20多万人，团团围困我们红军2万多人。天天打仗，夜夜行军。把人累得张起口口出气，一站着就睡着了。

在甘肃省的宁羊口，部队全打散了，我们大约有5、60多个人就被围住了。可恶的“马匪”把我们关在一个窑洞里，只放了一些坏炒面，一口水也没有。为了活下去，为了报仇，大家只好一点一点的干吞，憋的那个难受哇，简直无法说。且不准出去大小便。

关了几天后，便押着我们去修公路。我不甘心受折磨，时刻找机会逃跑，去找大部队。有一天，收工很晚了，又逢是个夜头黑，。路过一个山梁边，一阵大风吹过来，天昏地暗，人眼无法睁开。见到此良机，我连忙溜到一个小山丘边隐藏住身形，随着风势几个滚儿就滚走了。为了躲避追捕，我就白天躲在树林里、沟坎下，晚上就拼命的跑哇跑。渴了喝冷水，饿了见啥吃啥。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流落来到青海旗来县。一望无尽的大草原，辽阔无边。为了生存，我就给人家放牛、放马、放羊。还到地质队查矿，到金矿淘金。多次遇到灾难，都是藏族老乡帮助了我。

1949年，我们的队伍打回来了，青海得到了解放。解放军的首长知道了我的情况，连忙来问寒问暖。知道我还是一个光棍汉，便由部队做主，给我结了婚，就是现在的老伴，你的苏姨。部队不仅送来衣服鞋袜、被褥铺陈，而且送来7、8只羊子，把我感动得热泪盈框。解放后，我青春焕发，精神抖擞，浑身是劲，工作干得很出色。会同部队清匪反霸，带领老乡们搞土改。后来还担任了民兵大队长。部队的官兵称赞我是真真的老革命。

1952年，土改结束后，我被组织安排担任了区供销社主任职务。

1959年，老父亲在旺苍知道了我的消息，便连连来信，加上我出外几十年，思乡心切，便一气之下，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旺苍。

1989年，落实政策。经33年出去当红军，后流落青海的通江、苍溪等多位战友的证实，由青海当地政府给旺苍县政府发了公函。后组织上给我发了上有红壳子、盖有钢印的“西路红军”的证书。

说到这里，已过了两个多小时了。为了老人的健康，我只好结束了采访。

现张守信老红军每月享受政府的补助金，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我们衷心祝愿张守信老人，长命百岁，夕阳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