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需要启蒙吗

陈乐民、资中筠来了，在独墅湖二楼的报告厅里分别作了讲座：《中国还需要启蒙吗？－－从欧洲启蒙运动谈起》《西化与尊孔－－评当前的尊孔读经活动》，他俩都是1930年代生人，但讲述起来依旧是条理清晰逻辑紧密，毕竟是社科院欧洲和美国研究所前所长，通晓几国文字，遍游几十个国家，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待到老来时候回味，但看着他们都渐渐老去的年轮，我觉得人生亦不过一场梦而已。

中国还需要启蒙吗？很早在日照校区的阳台上，我曾经发出一些感慨：为什么如今没有什么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了？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至今。那个时候旁边的人有阿甘，他说，启蒙该过时了，现在开始忙着赚钱养活自己了。朴实无华，但闪烁着大多数人的道德思想境界，我也觉得有道理，过时了？那它总得有个来龙去脉吧，该把它梳理出来，然后才能说事吧！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这件事也一直到了今天。

人们谈论和争议最多的还是五四运动，陈乐民就说，运动二字，似乎对我们中国人有特殊的情感，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完整组织的体系，有领导、有群众、有详细的委员会等等，等几十份森严，而中国人为什么就对这个运动具有情感呢？因为它是激进的、暴烈的、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虽然，我们骨子里透着的是什么仁义道德，但无处不在的却是暴力革命形态。

五四的发生已经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发生了严重的位移，当这个具有启蒙责任的运动被救亡压倒的时候，它的生命也就宣告结束了，但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民主、是科学、是现代化。

我党似乎历来对民主不放在眼里，但对民主的解释是：大多数人的事。但当大多数人都是错误的时候，不就是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暴政？毕竟，希特勒也是通过选举程序走上的执政岗位的。所以，这个解释我以为他不欠当了，还说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论述，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东西，但这类的神化人物却见到了很多很多，例如，我们喜欢叫做一个组织的头目叫做领导，希望领导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暗含的就是把自己的资格给否定了，而自己却就是权利的个体。

神化的例子还有孔子、毛泽东、鲁迅等等乃至涉及到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头上，尤其是高层的领导者，又尤其是那个核心的人物，那是坚决不可以动摇的，不是经常说要坚持团结在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周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云云，那个核心已经俨然不是人了，一个神话的东西一个耶稣一个释迦牟尼了，那样的结果就是他高高在上，显然的不跟别的阶层一个接触的机会，以至于内部的运作就更加的不可透明了。

孔子曾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毛泽东那简直就是我的太阳了，鲁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对于他们的个人我并不想多说什么，那都是过去的陈迹，他们也毕竟遗留下来许多可以读的书目，可以给我们造成一个理解那个时刻的窗口，但仅此而已，就此打住。神话一个人很可能会导致个人崇拜的源弊害可以导致我们凡事就要诉诸于权威才可以说明道理了，例如当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就是想借孔子得东风来革除清朝的遗弊，武则天当皇帝取国号为“周”，也是说自己是周公后代也，加入都往前溯说，那还不得回到了石器时代？

我们还需要启蒙，而启蒙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好，在万事开始之际先把概念搞清楚，因为我们越来越被一些人忽悠的时候仅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概念说得清楚明白，于是，他自己也开始越走越远了，远的自己最后都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听众自然也是云里雾里无疑了。启蒙，enlightment。开启懵懂状态之门也，之所以要启蒙因为我们处于懵懂之中，道理如此简单。

我们现在处于懵懂状态吗？答案是肯定的。要不，你扪心自问，你觉得你生活的目标又最终的价值皈依吗？是不是整天没有什么真正的目标？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很低俗，不过农夫、山泉、有点田而已。这不是最终的依托，这依旧是表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追求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整合社会能力的要求，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可以概括为功利化的社会秩序里面，短时间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大行其道、潜规则风起云涌、资源配置严重的不平衡，最后导致的是政府的政治合理性问题。

启蒙并不是什么可以有组织有目的的运动，它是一种自发的渐进的过程，其中知识分子的责任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缺乏的却是那些有社会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可以不时地向我们敲响警钟，说明我们现在身在何方。单单在一个知识分子的阶层里面也已经分化成很多的层次，有著书立说型、政府幕僚型、无所事事型、隐性企业员工等等，多的是专业的知识分子，唯独缺乏公共的，如同公共产品一样没有更多的人提供出来，供社会享用。

启蒙的阵地，我以为传统的报纸杂志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起来，但现在那个严格的审批制度的进入制度足足可以把你排除在外，而要出就是非法的了，别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台湾在这里确实是可以说是进步的一支，《自由中国》《争取100％自由》《文星》一批又一批的人文学者前仆后继才最后换取的蒋经国在80年代开放了党禁，从此，自由和民主开始了深入人心，一个个公民才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

看看我们的目下，单单一个政治挂帅在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园里，就足足可以扼杀很多新生的势力，那些刚刚出现的在他们眼里就是所谓的异端势力，必须予以取缔消除的东西，这就是学校里自从有了党组织的弊病，就算国民党时代是那么的黑暗无边，就算北洋军阀的混战时代，他们也是很少干涉学校的独立性的。所以，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1948年准备是否离开大陆时，传说有共产党的人士劝他留下，他说：他们会要我吗？意味深长。

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了，我们就已经民主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漫画之发到传统的媒体上，我们就更民主了；什么时候党组织撤出了大学校园，我们的教育就看到一点光亮了；什么时候我们不怎么一提到我们国家元首就发敬畏之感时，我们的素质就提高了。但我并不抱更多的奢望，因为我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原来我以为大陆不会允许李敖来，却正好相反，我于是对自己的能力开始有了一个明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