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帽

小时侯的冬天格外寒冷。或许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或许是因为脂肪增多，现在怎么也感受不到那种寒风凛冽的严冬。

那时候，我们不但一定要穿棉衣棉裤，而且要戴棉帽，而且往往将帽子两边的耳耷子放下来，遮住大半边脸。

我记得母亲给我买的棉帽通常是蓝色的。在我印象中，家里虽然很穷，棉衣我只在十二岁上下穿过一件新的，其余都是补了又补，改了又改，可新棉帽还是戴过好几顶，原因大概是因为我的脑壳长得较快，往往一两年就戴不下了，其次是那种棉帽是未踩线的，洗不得，一洗棉花就成坨，母亲大概再穷也不愿冻伤儿子的大脑的，于是我便有过好几次戴新棉帽的喜悦。

而关于棉帽，我也有过两次特殊的记忆。一是有一回因无票想挤进电影院看电影，被守门的缴去了棉帽，后来好像是写了一个检讨才要了回来。另一回则印象深得多。

那是十二岁那年的事。当时，湘黔线刚铺通，我的家乡从此有了火车。铁路也给湘乡这个小县城带来了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第一个标志是烧了几千年茅草和柴的湘乡城镇居民发现了煤——这种似泥巴、却比泥巴脏得多（指它的黑而言）的玩意，比柴好烧，而且合算。于是捡惯了柴的市民开始像《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那样到火车站去“拾煤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是穷人，我自然也想到去拾煤渣。不过，我

们当时没歌里唱的那么雅，我们不叫拾煤渣，而叫“扫煤”。将货车卸装煤遗留的清扫清扫，装人布袋背回去烧。

母亲见我小小年纪，瘦骨伶仃的，又没吃饱，还背那么一大袋煤回来，便许诺：“月底你爹送钱回，干脆四嫂的两块钱这个月莫还哒，给你买顶新棉帽。”

扫煤，其实不光是要体力，更主要的是精神压力，我们“扫”的是公家的煤，因为有入抓，自然是要担惊受怕的。

那时，往往有些传说，XX被抓住，绑在电线杆上，颈上挂着扫煤的口袋……母亲便说：“孩子，你不要再去扫煤，我们情愿烧柴……”

终于有一回我还想去碰碰运气，但这回被逮住了，人家扣下了我的棉帽，让我和另外几个人把一堆煤挑完，挑了一下午。

回到家里，母亲见我那般造孽相，煞是心疼。她说：“崽呀，那顶破棉帽你就莫要了啰！”说罢，泪就掉了下来．我取下棉帽细看：它已洗得发白，棉花成了两大坨，帽招耷拉着，实在破损得不能御寒了。但是我还是搞不懂，一顶棉帽居然就不要了，平素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的母亲今天何以就如此大方，奢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