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武功山那段悲烈的壮歌

1、

在江西省境内的最高峰武功山，从南面的金牛山至四回山，有一大片山林谓称南山，四十年代属安福县洋茶区武功山乡管辖，行政区域包括与萍乡、莲花交界的双树坪、观音形、芦台、长源头等地。它背靠九龙山、香炉山、鸡冠岩，直通武功山顶峰过湖南省境。是30年代安福红色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为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武功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从九龙山、铁镜山、柑子山、谷源山、扬梅山等地下山，集结莲花垅上神泉村，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

坚持在武功山上的湘赣临时省委和军委也随之撤销，留下谭余保、李发姑等重新组建湘赣边界特委，下辖茶（陵）攸（县）莲（花）、安（福）永（新）莲（花）、袁（州）分（宜）3个县委，谭余保任书记，特委机关从铁镜山迁至南山一带活动。

谭余保（1899－1980），湖南省茶陵县人，1927年入党，1932年8月当选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湘赣边区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带领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任新四军参议、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巡视员等职

原属湘赣省的中共萍（乡）宜（春）安（福）、茶（陵）攸（县）莲（花）等中心县委也停止一切活动，率领所属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不久，谭余保派李发姑到严田的南部山区，负责重建安福县委的工作。

李发姑（1916～1969），安福县洋茶双湖村人。1931年入党，1934年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历任安福县内政部长、莲（花）安（福）萍（乡）、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委员、妇女部长等职，湘赣临时省委撤销后，任湘赣特委委员，妇女部部长等职。

恢复重建后的安福县委，下辖石峰、洋茶、南山、七都、4个区委，由林少莆任书记，并与南山区委一起，在严田南部山区的笋尖峰下凹云办公。

林少莆（1910—1951），湖南人，湘赣军委游击司令部第三大队政委。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后，率教导大队一起留在湘赣边界特委继续坚持斗争，后改任安福县委书记。

1940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李发姑离开江西，调任皖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这时的江西庐山、南昌、高安等地已经失陷，往南的吉安、赣中、赣州各县也十分告急，但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中，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率党、政、军撤至泰和县。

鉴于抗日斗争的严骏形势，从南昌迁至赣州的江西省委也转移到洋茶深山区，同湘赣边界特委一起在南山的深山区活动。时辖有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赣江河流和前方工作两个工委，每天通过电台和情报站网传递，领导和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正当江西各级党组织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之时，为贯彻蒋介石熔共、限共、防共的方针和策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獗。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发动全民抗战的同时，更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统治，对江西的中共党组织进行打压破坏。

1941年初夏的一天，有对夫妻男的叫张绍祖，女的叫许樾，俩人在莲花和湖南茶陵边境的界化垅汽车检查站，因行李中带有革命书刊被敌特查出扣留。特办处随即从省调统室档案中查出，张在1938年任过中共南昌市委领导职务，便将二人押往临时省会泰和调统室，由徐锡根、庄祖方亲自审查做劝降工作。

江西特办处是由省调统室、军统江西站和江西情报总站、保安处第四科联合成立的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由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主任，下设特种工作办事处作为具体办事机构的总称。该处由徐锡根任主任，庄祖方为总干事，在熊式辉的统一指挥下，专门从事打击和破坏江西中共党组织的秘密机构。全省各专区在中统设特办处和督导员，县设特种科员，特种工作行动队，形成了一张自上而下的特务网络。

徐锡根，1903年生，江苏无锡人，字炳臣，曾用名锡、锡庚、锡根、冯琦。曾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9月叛变任国民党中统局专员。1939年3月，调江西任省党部执行委员、特种工作委员会办事处主任。

庄祖方，实名施平，化名庄祖方、庄尚之，曾在中共的共青团中央任组织部长，交通处主任。叛变后任国民党中统驻赣视察员，江西特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总干事，后又任中统江西调统室主任。

在省调统室，徐锡根和庄祖方两人分工，徐负责张绍祖的劝审，庄祖方负责许樾的工作。

审讯室里，徐锡根望着垂头丧气的张绍祖说：“你也别装了，我一眼就看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

“不是，我根本就不是！”

“你还跟我嘴硬，告诉你吧！当年，我比你还硬，比你更官大。可最后还是坳不过那“老虎凳”，不过现在吃香喝辣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招了吧！年青人，再坳要吃苦头的。”

“怎么！你也参加过共产党？”

“是呀，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呢！告诉你吧，现在是国共合作，只要你招了，把事情讲清了，我会宽大保你没事。否则，你就要吃大苦头喽！”

“你们要说我是共产党，就算是吧！反正我也没当什么领导，又是国共合作时期，你们还敢咋样？”

“这就对了，连你老婆都招了，你还死硬个屁！”

“怎么？她招了，我……”

在另一间审讯室，庄祖方施展更加高明的魔术，狠狠地对许樾说：“看你的模样子，人还长得不错，倒是若人喜欢。如你还不招，我就叫这十几个弟兄们给你弄弄，搞得你天昏地暗，最后还要吃皮肉之苦。”

“你们这些魔鬼，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们不抗日还迫害自己人，我要去省政府控告你们。”

“好啊，去告呀！女人最要紧的是贞操和名誉，而不是什么主义。象我信了这么多年，结果咋样？我劝你也放明白一点。”

“你也加入过共产党！”

“是呀！我还是高层领导喽，快说吧！死硬要吃亏的，何况你老公什么事都说了。”

“什么？他真的说了，那……”

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审讯，张、许俩人经不住特务的软硬兼施叛变革命，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旋即被押往“江西青年留训所”作进一步处理。

2、

设在泰和县马家洲的“江西青年留训所”，是国民党制造“左倾文化人案”，在赣州、泰和、吉安秘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70多人以后。徐锡根、庄祖方以特办处名义，报经熊式辉批准，在泰和县西南13公里处的马家洲乡松山村，利用一栋祠堂和三栋民房，修建了一所秘密监狱，对政治犯进行关押管制、刑讯逼供，进行所谓的“感化自首”场所。

为了掩人耳目，特办处对外美名“江西省青年留训所”，也不挂任何招牌，犯人进入与特务和看守一样穿军服，对外联系经审查使用马家洲第六号信箱。其四周高墙林立，戒备森严，除有省警察总队的一个分队专门警卫外，周围驻有省情报总站、省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团相互策应。内层实行男女分别关押，大禁闭室关一般人员，小禁闭室押重要人犯，还有特别的重禁室，各禁闭室都有专门的特务看守。

张、许在“青年留训所”作进一步的“交代”之后，为了获得早日释放，特务安插到禁室卧底。俩人通过“积极”的工作，终于获得特佳的劝降效绩，于次年初被释放。特办处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令与其合作，在外积极寻找党组织接头，暗地派特务跟踪。

不久，许樾与中共吉安县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取得联系，邀往泰和家中交换情报。万交给张一个吉安的通讯地址，嘱张随时把所知的特务情况供给党组织。见这么轻易就得到吉安党组织的通讯地址，张、许怀疑万是化装来审查他俩自首是否真诚的特务，于是就去找庄祖方，请求调统室原谅他俩人的“继犯”，并供出了万的真实身份。

第二天，中统吉安组就秘密逮捕万国英，万自首后供出清江县樟树妇女中心支部书记黄某及其地址。黄被捕后又立即叛变，供出众多党组织名单，使中共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前方工作委员会、设在吉安的省委秘密交通站三个秘密组织遭到重大破坏。

更为利害的是，赣西南特委吉安交通站长李盘生，江西省委单线接头联糸的交通员老铁拐，以及与省委交通员一起准备去安福南山向省委汇报工作的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昭贤也同时被捕。

徐锡根见抓住了关健人物，又故伎重演各个击破，审讯时又打又拉再加劝，使老铁拐和李昭贤即刻叛变。之后，李昭贤带着特务到家里，把藏在牙粉盒下面的赣西南特委所属全部党组织、负责人及全部党员名单交给吉安的中统特务，还答应积极配合开展工作。

为不打草惊蛇，李昭贤接受特务派遣，返回驻遂川良碧洲山上的赣西南特委机关，诡称省委让他回特委，要特委书记黄路平去安福南山参加省委的重要会议。黄信以为真，将特委的工作托给李昭贤主持，自己则和通讯员于翌日下山。

黄路平一路匆匆下山，在遂川县城上吉安的长途汽车，谁知两陌生的脸一左一右，到泰和时就被特务抓进了省调统室。

隔日，中共赣县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到赣西南特委汇报工作，见到组织部长李昭贤。李说：“黄路平同志去省委开会了，刚得知周易月初在赣州被捕，省委要求目标大的干部立即撤到吉安去，办一次短暂的训练班以后，各级干部要调整重新分配工作……”

谭汤池，湖南茶陵县人，红军长征后，与谭余保一起留下湘赣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斗争。曾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莲（花）安（福）萍（乡）特委书记等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后，因身体原因留在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工作，并兼任吉安县委宣传部长。不久，又调任中共赣县中心县委书记！化名刘长生，受中共赣西南特委宣传部长周易直接联系。

听了李昭贤的话，谭汤池信以为真，就跟着李昭贤下山到遂川县城再乘车到吉安。

在特务安排好的一栋民房里，李昭贤指着道：“这里就是省委联络点，你要在这里写好关于赣州环境和党组织情况的报告，写完后交我，我在外面等你。”

当晚，谭汤池又被带去仿称是“省委负责人”的住处，一个胖子模样的人，实为国民党吉安调统室行动队长李刚，要谭汤池再写一个同样的汇报。次日下午，李又通知谭去旅馆住，待人到齐即办训练班。谭汤池感觉不对劲，走出门外，只见五辆人力车一溜儿排开，有几男一女刚刚来到旅馆。同时，有五个特务持手枪带绳冲进房间，将他们五花大绑押到赣江码头上，轮船逆水而上。

这时，谭汤池才知道组织部长李昭贤叛变，自己上当受骗被捕。想到这时，他真伤心透了，看着急行的轮船，他往赣江一跳，被特务发现抓牢了绳子。船到泰和码头，又用车押送到马家洲“江西省青年留训所”。

与之一起被捕的还有中共丰城县负责人胡宗澹等领导干部、吴大可、黎智卿、周一平和交通员黄静玲。

赣西南特委书记黄路平被捕以后，被关押在在重禁室接受审查，但黄十分坚决不与合作，一连几天，没获得一点效果。这天，黄路平又被提审，徐锡根、庄祖方见心事重重，低着头不做声的黄路平。

徐锡根递过去一支烟，心平气和的劝道：“老兄，别再扛了，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现在全国都在抗日，而你们还在打压自己人，我要去蒋委员长那告你们。”黄路平气愤的说。

“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干，这是上峰的旨意，我俩也没办法。不过，只要你和我党合作，我们国民党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庄祖方在一旁道。

“哼！合作，现在国共不是已经合作抗日了吗？你们这是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这样你们要承担责任的。”

“到了这里，讲这些有个屁用，一个人要实际点。想当年，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也是团中央组织部长，我俩的官不比你小吧？可是，做共产党的官苦哇，没吃没喝还东躲西藏的，连命都搭上了，这那是人过的日子啊？可是现在，你看我俩有吃有喝，还成家有老婆多自在啊？”徐锡根望着黄路平，慢慢的劝道。

“你们是可耻的叛徒，不会有好下场的。”黄路平骂道。

“不要说得这样难听吗！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是为天底下的劳苦大众，信共产主义和追随三民义都是一码事，无非是党派之争罢了。人呀！要实际一点，死硬的人不好，会吃大亏的……”

在徐锡根、庄祖方的诱劝和威逼下，又看到李昭贤交出的全部名单之后，黄路平的思想开始有些动摇。徐锡根和庄祖方见他不再哼声，就趁热打铁，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又诱带骗使黄自首变节，供出了中共南委决定调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到南委任组织部副部长，暂由副书记颜福华代理书记一职，调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来任书记和中共南委在韶关的通讯地址等重要情报。

徐锡根认为黄路平的叛变和提供的四个重大情报，对打压共产党高层很有价值，就大加称赞。安置黄在特办处编审组当助理干事，以示宽怀和奖励。接着，为获取更大的成果，徐锡根和庄祖方俩人密商，开始实施一个更惊人，更大胆的阴谋和破坏计划。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等五人组成。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涂振农任宣传部长，郭潜为组织部副部长。下辖江西、粤北、粤南省委和广西省工委、琼崖、潮梅、闽西、闽南、湘赣边五个特委。设有电台、交通站和联络站，建立了上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下与各辖区党组织联系的网络。

谢育才，（1904—1977），海南万宁县文渊村人，1926年4月入党，曾任中央红军福建军区政治部科长、红军独七师参谋长兼第五团团长、政委。抗战爆发后，任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政委。1941年初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等职。

在闽西和潮梅一带坚持斗争多年，并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谢育才受任江西省委书记，携怀有身孕的爱人王勖于端午节前从福建到达吉安。

其时，日军大举侵犯赣西北，妄想打通长沙之通道，安福县政府奉省府之令，将境内公路和桥梁全部破坏。谢随待产的妻子租房在吉安多日，见孩子未生下，就带着警卫人员独自前往安福，在武功山寻到驻南山的省委机关。

3、

武功山位于赣中西部罗霄山脉北段，山体跨安福、芦溪、宜春三地，面积360多平方公里，从宜春向西南延伸到湖南茶陵。主峰白鹤峰又称金顶，海拔1918.3米。历史上曾与衡山、庐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被冠以“衡首庐尾武功中”。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远自汉晋起，被道佛两家择为修身养性之洞天福地，明朝时香火达到鼎盛时期，山南山北建有庵堂、寺观达100多处，引领无数善男信女到此朝拜。

特别自唐宋以来，诸多仰慕来登山游赏吟诗作赋的名人学士络绎不绝，留下了无数珍贵墨迹，其中最有名气的汉时葛玄、晋之葛洪、梁之陶弘景、唐之袁皓、宋之黄庭坚、明之徐霞客。近代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毅为寻找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踏遍了武功山的山南山北，还险些被谭余保、颜福华误认是叛徒杀害。

由于南山一带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地势险要；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的老基地，密林中隐有的村庄群众基础好；还有一个近40人的保卫大队，装备是清一色的驳壳枪；凡进山人员，必须由密驻吉安的省委交通员老铁拐带路，否则无法接近；山路沿途设有报警的机关，这种“暗器”将劈开的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如果路不熟悉，绊到绳子就会拉断筷子，毛竹一合拢就会发出巨裂的响声，这样一竹带动一路，如放边炮似的传到省委驻地；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徐锡根、庄祖方怕引起社会动荡，就密拟上报了省主席熊式辉批准，实施了一个“诱骗下山，解决骨干，然后全部消灭”的方案。

老铁拐原名萧三省，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先在吉安秘密侦察到他家住址，再将他的儿子抓捕，利用老铁拐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他叛变并予以合作。供出谢育才的爱人王勖在吉安租房产子的情报以后，徐锡根、庄祖方一面要他回到武功山的南山，监视省委的一举一动，又命中统吉安组派持务日夜监视王勖的住处。

交通站遭破坏和叛徒的出现，刚到职的省委书记谢育才却还不知情。因为在他到达南山时，前任省委书记郭潜已经奉调去了中共南委。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工作介绍；又看了郭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之后又到几个科室转了转，了解到下属的几个特委联系很不正常；省委机关的保密制度也不够健全，管理十分松懈；与此前南委书记方方向他交代的情况和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向南方局及南委的报告有很大出入，为里总感觉到面临的情况非常严重。

几天以后，谢育才用省委的电台向南委报告，说他平安到达江西，省委的情况十分复杂严俊，要求当面汇报及请示下一步的工作打算。隔日后，南委电复同意，并告之在韶关的临时接头地址。

接到南委的复电后谢育才十分高兴，他心里不但悬挂着省委的危情，更担心妻子和未出生孩子的安全。随即召开了一个短会，决定省委近期工作委托副书记颜福华主持，自己和宣传部长骆奇勋、报务员林云生，携带轻便收发报机，在交通员老铁拐的带领下前往广东，并顺便去吉安看望一下待产的妻子。

三人打扮一付安福洋茶、钱山一带老表的模样，途中谢的化名叫李志新，职业是教员。由于从南山步行到钱山，当晚在洋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乘汽车到县城，被安福县的中统特务和行动队一路监控。

从安福车站坐车至吉安，叛徒老铁拐按照特务安排好的行进路线，当晚住在一家小旅馆。但谢育才还未见到老婆和孩子，就被吉安中统局和调统室行动队秘密逮捕。

宣传部长骆奇勋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谢去韶关向中共南委汇报；王勖将任省委妇女部长的重要机密；出卖了住在吉安的省委统战部长林民风夫妇和住址；随同的报务员被捕后也叛变，交出随身携带的电台和密码由特务控制。

谢育才和王勖经审讯后押往泰和县省党部调统室，由庄祖方亲自劝降，但谢、王俩人根本不予理睬。庄祖方非常生气，又拿他夫妇无法，当晚就将俩人送到“江西青年留训所”关押。

为表其功，徐锡根向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报告，说逮着了一条大鱼，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已被捕获。如从他身上打开口子，不仅可以彻底摧毁江西的共产党组织，还可以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但此举需要一大笔单独的活动经费和一辆专用汽车。

此时，熊式辉准备调离江西去南京国防部任职，就将这个报告连同他个人同意的意见，一起转报国民党中央和中统局。不久，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和中统头子朱家骅给徐锡根回电，同意这个计划的实施，一次批给法币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谢育才和王勖在“江西青年留训所”关押数月，天天好吃好喝对待，并由徐锡根、庄祖方、以及省中统“高干会”秘书张启白，新任调统室主任章志纯等轮流劝降。尽管一个个施尽解数都一无所获，徐锡根恼羞成怒，改用威逼刑讯手段，谢、王虽备受折磨，仍坚强不屈。

徐锡根眼看无计可施，就采取卑劣的手段，抢夺王勖新生的婴儿，妄想以此来软化谢、王的意志。可是，这手段不但不能见效，反而激起了公愤，又不得不把婴儿还给王勖。在软硬兼施，诱逼投降的同时，徐锡根又生一计，要谢育才写封信给颜福华，仿称他有病滞留在吉安，现有要事摧他下山，到吉安来他家里来商量。

一开始，谢坚决拒绝这个要求，但后来他心想：“如果能利用写信的机会，向山上的同志暗示自己失去自由，要他们提高警惕，挫败敌人破坏省委的阴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想到这里，他就掏出自己的钢笔，同意给颜福华写信。

信一写好，徐锡根、庄祖方看出了他写信的用意，而且信的笔迹，签名也与原来的风格完全不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吉安出了问题。两人一商量，便令善于摹仿笔迹的特务仿照他的真迹另写一信，由老铁拐带上山。但假的就是假的，既有重大事情商量，谢也应该回到南山与省委其他同志集体研究，而不应只要颜福华一人下山去“商量”。

但见信是省委交通员送来的，谁也没有怀疑老铁拐叛变了革命。颜福华召集几个省委负责人开会研究，一个个传阅这封信竟没看出问题。第二天，颜福华就带了几名警卫人员下山，留下省委青年部长唐敬斋、省委秘书周国钧和少数武装保卫队员看守机关。

从南山至洋茶有近50公里路途，沿途不但小路弯弯人烟稀少，还要翻越几十座山岭和小河。到洋茶后因至县城的公路和桥梁破坏，又要步行40多公里到安福。老铁拐也按照特务设计好的行动路线，带颜福华一路从南山到安福县城，再到吉安落入特务之手。

应该说，红军长征以后，颜福华在湘赣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斗争中，表现出十分的坚强，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但这一次，也可能是斗争的环境让他麻木了，在徐锡根、庄祖方耐心的开导下，颜福华他知道谢育才也已经被捕，而且是他写信诱自己下山。他恨死了谢育才，但身在魔窑又能如何？思前想后便立即叛变，而且同意配合做劝降谢育才的工作。

在“江西青年留训所”颜、谢一见面，俩人顿感愕然失色。开始，颜福华讲了一些责怪谢育才的话，骂他出卖了自己，成了可耻的叛徒。之后，他话来又话去，说叛就叛了，没什么了不起，要谢开明点，跟他一样投靠国民党。尽管颜福华好话说尽，但谢育才仍置之不理，依然坚贞不屈不愿配合。

4、

为一网打尽在安福南山的省委机关，徐锡根命老叛徒、国民党江西省调统室指导组长施锦，伪装成中共南委的巡视员。为不引起怀凝，只安排一名特务随从，并命叛徒老铁拐一起带路上山。

施锦从泰和到吉安，又从吉安到安福，一路见高山林密，山险峰峻。虽有中统安福行动队派特务暗中保护，但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没有一点把握。他边走边想：“自己真够倒霉的，本来投靠了国民党在熊式辉手下，好不容易混了个“江西青年留训所”的所长，这个熊主席他又调南京国防部。走了还不要紧，偏偏又碰到谭汤池、胡宗澹俩要犯半夜翻过3米高的围墙逃跑，被省特种工作办事处追责撤职。如今，当一个小组长还不打紧，徐锡根这贼还派老子去江西省委的老窝卧底，说是成功之后官复原职，但这是个要命的差事，说不好……”

想着想着，施锦越想越来气。由于公路和桥梁都被破坏，他连走了4天才到达钱山。一路的怨气不知向谁发，虽有老铁拐一路为伴又一路劝导，但施锦总有心不甘的感觉。

在南山省委驻地，群龙无首的现象随处可见，施锦装腔作势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四处“巡视”一番之后，要唐敬斋和周国钧二人随他一起下山“参加会议”。走到半山腰，唐敬斋突然发现有特务埋伏，即想独自逃脱，刚跑了几步就被特务开枪击伤。这时，施锦也放下伪装，命特务将二人捆绑押至安福，用汽车押至吉安以后，又转押泰和。

在“江西青年留训所”，周国钧和唐敬斋在特务诱逼下叛变，半年后获释；参加特务组织，被派往调统室泰和工作组；并以中学数理教师为掩护，专做青年学生“工作”。

这时，南山的省委机关只剩下40多名干部和武装保卫大队的队员，省委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妻，因要生孩子不得不下山，交通员老铁拐就势安排到特务联糸点监视待产。中统吉安调统室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使省委电台完全由特务秘密控制。

不久以后，省委剩下的干部被颜福华一个个诱骗下山逮捕，延安派来的报务员和译电员也经不起考验，先后自首叛变。使省委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委等各省委、特委、县委的电台密码全部失密。

将省委彻底破坏以后，徐锡根、庄祖方按照叛徒颜福华提供的各个特委、工委、县委的地址，人员名单，随即展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在南山的安福县委虽隶属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但谭余保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从1938年9月至次年的上半年，特委书记由颜福华担任，又加上特委与省委同在南山一带活动。为此，湘赣边界特委及下属的各县委、区委，没有一个能逃过颜福华的眼睛，使特委遭到毁灭性破坏。

颜福华，湖南人，1930年任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红军长征后留下湘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任湘赣临时省委常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教导队政委。抗战暴发，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与谭余保一起率教导队留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1939年3月，省委书记兼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调离省委，中央南方局决定江西省委改组，由秘书长郭潜任书记，颜任副书记，湘赣特委书记由曾勋振担任。

第一个遭破坏的是中共安福县委机关和南山区委，中统吉安局和调统室行动队长李刚坐镇安福协助指导侦破。由中统安福行动队，县警察局、保安团一起参与，国民党安福县县长罗伯麓整个行动计划。

罗伯麓，广东大埔人，此人糸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之弟，早年从军在江西剿共，是一个极端的反共顽固派。在1941年3月上高战役时，罗伯麓在罗卓英手下任秘书处长。后又随同参加长沙会战，罗卓英任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率部缅甸与日作战，1942年3月，罗游说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安排罗伯麓在安福县任县长，直至1946年10月去职。

武功山下的洋茶镇与严田乡为邻，向南一大片山区笋尖峰下的凹云，就是安福县委的驻地，它东与谷源山，南与北山、陈山、西与莲花山区、北与武功山相通，方圆有几百公里范围。

在罗伯麓的统一指挥下，调动全县所有兵力，连彭坊、金田、柘田、洲湖、太平、横龙、严田、洋茶等乡的民众自卫队也出动，几千兵力对凹云实行层层包围。县委机关和南山区委在县委书记林少莆的率领下，与组织武装分队一起突围，终因力量微小而遭受失败，李秋生等近50名中共党员、游击队员和进步群众光荣牺牲。

按照叛徒颜福华的指认，安福县委书记林少莆在被捕的人员中认出，随即押往泰和马家洲“江西青年留训所”审查。因经不住颜福华的劝降叛变，供出了安福县委所属各区委及支部、党员名单。

中统安福调统室特种科员、行动队长罗扬原按照林少莆提供的名单，将各区委一个个破坏，使彭侠民等近300名党员全部被捕。之后，罗伯麓和特务头子李刚按照一般党员具结文书接受管训，担任职务又不愿意悔过的死硬分子，押至泰和马家洲“江西青年留训所”另行处理。

经过“江西青年留训所”的管训教育，有些党员写诲过书变节，但大部分坚贞不屈，势死不从，被残遭杀害。

至1942年春，江西境内与省委有联系的各特委负责人，都被通知去“安福武功山省委驻地南山学习”而遭密捕，下属县委有44个、区委和支部200多个遭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逮捕管训教育。

5、

为更进一步扩大战果，达到破坏中共南委之目的，徐锡根、庄祖方令叛徒林云生继续用原来的呼号、波长、密码与南委电台联系。但省委电台与南委电台联系中断有半年之久，引起南委的注意，叛徒林云生就乘南委电台与其它电台联糸之际突然插入，表示急于要求恢复联系。鉴于江西省委的特别情况，南委决定派郭潜到广东韶关传达南委一年工作总结并检查江西的工作。

江西省委遭到彻底破坏以后，中统又从几个叛徒那里得到了南委的通讯地址，就把谢育才夫妻二人从“江西青年留训所”押至泰和县城调统室电台后面的房子里，与庄祖方家只一墙之隔，并让他们在庄家搭伙食，以示“优待”，同时派特务以“照顾生活”为名进行监视。

一天晚上，特务开会研究去韶关的行动计划，连搞监视的也吃完晚饭就匆匆走了。谢育才夫妻二人见逃脱的机会来了，就忍痛丢下九个月的婴儿，悄悄地从后门出逃，沿途尽走小路山路，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经过赣、粤、闽三省，行程一千多里到达福建平和县长乐区，找到了区委书记兼南委电台安全保卫负责人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保卫工作的刘永生，汇报了江西省委被破坏及特务正在准备危害南委的情况，并连夜写出自己出逃等书面报告，由刘永生交给南委负责人。

考虑情况十分负机，南委书记方方立即给去韶关的郭潜发报，告知江西省委已遭破坏，要他取消与江西省委联系撤退。但郭潜无法译出电码，也就没有撤退。

谢育才夫妇的脱逃，令徐锡根、庄祖方十分紧张，一面紧急电告江西东、南部各县中统派特务追截，一面派遣庄祖方带领6名特务和叛徒颜福华乘专用车赶赴韶关，想赶在谢育才、王勖之前将南委破坏。

庄祖方一行到达韶关后，立即去广东省调统室请求派人协助。广东中统联秘处指派叛徒冯达协助，对风渡北路一家杂货店布置守候，并由叛徒颜福华投下“江西来人”的信，约定相见时间。几日后，有两名交通员前来联糸，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叛徒认出遭逮捕。

郭潜被捕以后，经不起庄祖方、颜福华的“心战攻势”做了可耻的叛徒。使中共南方工委、南委总交通、以及粤北省委、粤南省委、广西工委、琼崖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潮梅特委、大埔县委和闽粤边委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总交通老林、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重要干部20多人，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这是在抗日期间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在华南地区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在此次事件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坚贞不屈，写下了一曲又一曲悲烈的壮歌。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自首变节，出卖组织和自己的同志，投靠了国民党和特务组织。

1949年夏季，在解放的隆隆炮声中，郭潜等叛徒特务四处逃散，有的改名换姓不知下落，有的逃到台湾。自知罪孽深重的徐锡根，年初改任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解放后无声无息不知去向。有人说他上山当了土匪，被剿匪大军击毙。还有人说他跟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官员逃去了台湾台中市，因怕中共报复而隐姓埋名，故意低调不露脸。

而庄祖方随一批特务逃至香港，后由广东省公安厅长陈泊联糸投诚，后按国民党高级战犯关押至1979年特赦。而陈泊因与庄祖方在香港会面，按隐藏特务被撤职判刑，后被平反。

叛徒郭潜逃至台湾，改名郭华伦，任国民党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用笔名陈然，写了不少关于江西省委遭破坏的回忆录，使1942年武功山上那段悲烈的壮歌大白于天下。

谭汤池、胡宗澹俩人从泰和逃脱后，联系没有遭破坏的党组织与敌人回旋。谭汤池以裁缝身份在赣州继续坚持斗争，胡宗澹隐蔽在家乡上犹县搞地下武装。赣西南特委宣传部长周易看江西形势恶化，从湖南衡阳托人带信邀谭、胡俩人前往衡阳，参加江西撤退同志临时党支部。后来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全国解放后，谭汤池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享受副省级生活待遇。胡宗澹任江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南昌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谢育才、唐敬斋等部分同志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一个时期被遭受错误的处理，但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最终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给予了平反昭雪。

涂振农等一批叛徒解放后，在“除奸”和“镇反”运动中被清查，判处死刑。

林少莆、彭侠民等被安福县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于50年代初被逮捕镇压。后来，经过调查，彭侠民属中共湘赣特委和安福县委派去的卧底，出任国民党洋茶区的区长是组织安排，被县长戴森荣发觉，逮捕入狱近一年。出狱后又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叛徒颜福华出卖。释放后，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直在安福做木头生意，被选为县参议会的参议员。

1984年，安福县人民法院对彭侠民一案进行复审，认定属错杀，决定撤消原判。同时，县委统战部认定彭侠民属国民党投诚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

如今，发生在武功山那段悲烈的“南山事件”，巳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所有的当事人也已经作古。但现实中对于这段历史，谁也不愿谈起，更在史志、年鉴等资料中无从提到。时间是检验历史的试金石，已经翻去和走过的已成为历史，只有不忘历史，回望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认识那个年代，更认识那个年代的人以及它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