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夫妻

一

柳亦鸣经过多次申请，终于又回到了过去战斗过的地方苏北，担任沛屯县委副书记，在城关镇蹲点。

柳亦鸣的面色本来就有点黑，现在经常下乡，脸晒得更黑了，私下里社员们都叫他“黑脸书记”。他偶尔听见这个称呼，也不生气，还笑着说：“我脸黑，可心红。我是为老百姓办事的黑包拯。”

那时县委书记在乡下人眼里可算是个“大官”，一般百姓都是敬而远之。可是柳亦鸣不同，他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社员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因此人们都愿意和他接近。他是脱产干部，却不脱离劳动。他常对人说：“一天不劳动，浑身筋骨疼。”柳书记平易近人，愿和普通百姓拉家常。有的村民他能叫出姓名，知道他家有几口人，这人是什么秉性，所以他做起工作来得心应手，群众亲切地称他是“咱们农民的书记”。

柳亦鸣人好，工作好，就是“命”不好。他和许雪离婚后不久又再婚，现在家有7旬老母和5岁儿子柳强。妻子周芳长期患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柳亦鸣成天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家庭，便把伺候老母、教育儿子的事全推给妻子了。

妻子是个要强的女人，再苦再累也不愿拖累男人。她把病情瞒着丈夫和婆婆，硬撑着下地干活。周芳的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劳累过度，身子一天天垮下去。直到周芳行走困难，才去医院检查，这时已是肝癌晚期，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妻子死后，柳亦鸣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成天忙得焦头烂额，不到40岁的男子汉，看上去倒像50多岁的小老头。人人都说：“柳书记瘦了，脸也更黑了”，可是谁也帮不了他的忙。

二

城关东头有户人家姓李，男人叫李友，女人叫仝英，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李勇3岁，女儿小妹5个月。3年前李友患肺结核，久治不愈，如今已卧床不起了。

有一天，李友把妻子叫到跟前，对她说：“小勇他娘，你进我家已有5年了，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现在又病成这个样子，拖累了你，实在对不起。”

仝英听了，心里一阵酸楚：“别说傻话了，咱俩是夫妻，哪有什么对不起的呀！”

李友说：“我这病恐怕是一时难以治好，我死……”

仝英马上堵住他的嘴：“别尽说丧气话，医生不是说过么，只要服药，宽心静养，这病一定能治好。”

李友平静地对妻子说：“我的病我知道，不要再为我花钱了，我只是放不下你和孩子。我走后，你要活下去，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我们李家忘不了你的思情。”

仝英听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什么话都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李友继续说：“你千万别犯傻，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就……”话没出口，夫妻二人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

两个月后，李友走完了35个春秋。李友死后，仝英成了城关公社有名的困难户，多亏左邻右舍和生产队的帮助，仝英一家才没陷入绝境。

1960年，城关公社同全国一样遇到极度困难，家家缺粮，自顾不暇，人们哪里还有能力照顾他人呢。仝英和她的孩子，在死亡线上挣扎。

初冬，天上飘着雪花，北风卷着残叶败草在地上打转，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只乌鸦鸣叫着从空中飞过。

刚吃过早饭，柳亦鸣就急急忙忙地下去了解灾情。他来到城关公社，查看生产队牲畜的过冬草料，了解社员口粮及度荒准备。他在队长杨德全的陪同下来到仝英家。

队长在门口叫了一声，没有人应。他把虚掩着的门推开，一股寒风钻进屋里。二人进屋一看惊呆了：昏暗的草屋里没有一丝热气，两个孩子躺在床上，仝英两手托着下巴呆坐在床边想心事。她听见动静，见队长领着个陌生人进来，忙起身打招呼，给来人让座，可屋里连个小橙子也没有。柳亦鸣看着这个家凄凉的情景，不觉动了感情，眼睛湿润了。他问了问仝英家的情况，知道她男人刚刚去世，家中缺粮，快晌午了还没吃早饭。柳亦鸣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吩咐杨德全尽快给仝英家送点粮食救急，以后再想办法解决。

柳亦鸣走后，队长杨德全给仝英送来10斤玉米面、20斤红薯、一个大南瓜。仝英家的草屋冒烟了，死气沉沉的小院开始有了生机。

仝英吃了几天饱饭，身上有点力气，就让小勇在家照看小妹，自己下地干活挣工分。有时她去湖里打野草、搂干柴，换点胡萝卜和红薯，艰难地度日。

柳亦鸣从仝英家出来，时刻把她家的窘况记在心头。他让村干部分外照顾这家孤儿寡母。自己还不时来看望仝英，帮她解决困难。渐渐地仝英觉得这位书记没有官架子，说话又和气，心中便产生了好感，有苦也愿意给他诉。后来仝英从队长口里知道柳亦鸣的妻子去年去世了，家中还有老母和一个5岁的儿子，家里外头一摊子事够他忙的了，他还常来照顾自己，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她琢磨着：“我该怎么才能报答他的恩情呢？”

她把自己的想法和队长一说，德全听了心里一阵高兴，他想：“有门，书记人好，仝英贤惠，两家人合在一起，实在是件美事。”

于是他笑着说：“我看你们两家不如合在一起过吧。”

仝英听了，脸刷地一下红了，她说：“人家是书记，我是农家妇女，那哪行呢！”

德全说：“那么，我就和柳书记说说？”

仝英不置可否。

有一天，杨德全见到柳亦鸣，又提到他的续弦之事。

柳亦鸣说：“现在工作太忙，顾不得这些事，再说也没有合适的人。”

德全说：“我这里现成就有一个。”

“谁？”

“你猜猜。”

“别卖关子啦，快说！”

这时，德全不紧不慢地说出一个人来。

柳亦鸣听了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这黑大汉怎么配得上这么漂亮的媳妇？”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美滋滋的。德全知道柳亦鸣心里愿意，嘴上不说。他接着说：“我给你牵线搭桥，事成之后，你一定要好好谢我啊？”

柳亦鸣说：“一定请你喝喜酒。”

1961年，仝英与柳亦鸣结婚了，两个破碎的家庭组成了一个新家。祖孙三代，两家四姓人生活在一起，家里有仝英照料，外头有柳亦鸣奔忙，一家老小和睦相处，共度难关。

3年困难时期终于过去了，3个孩子也长大了，柳亦鸣和仝英这对恩爱夫妻终于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仝英常对人说：“没有柳亦鸣，我们娘几个早就饿死了。”

柳亦鸣则说：“没有仝英，我这个家早就不成其为家了。”

后来柳亦鸣全家迁到县委大院居住，这时柳亦鸣已担任了县委书记，工作更忙了。仝英被安排在城关幼儿园工作，柳强、李勇、小妹都是三好学生，柳亦鸣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三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不久蔓延到农村，柳亦鸣“靠边站”了，接着他被造反派打成“修正主义的黑干将”，经常游街批斗。柳亦鸣的母亲看见儿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成人样，心里着急，吃不下，睡不着，竟一病不起。仝英除了照顾婆婆，还成天为柳亦鸣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有一天，柳亦鸣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他娘听了，以为儿子凶多吉少，竟一口气没上来撒手离去。仝英料理完婆婆的丧事之后，也被造反派从幼儿园赶到生产队劳动改造，3个孩子在家过上了没爹没妈的日子。

造反派使尽浑身解数，也没从柳亦鸣口里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无休止地折磨他。这时柳亦鸣突然“失音”了！造反派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白天让他掏厕所、扫大街，晚上让他写交待材料。多亏仝英和孩子们送水送饭，柳亦鸣才保住了这条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柳亦鸣的“失音”症也神奇般地好了，他官复原职，仝英仍回幼儿园工作。他和仝英又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