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任行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刚分配工作——现在叫就业——是在家乡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银行的行长姓刚，名辟，是我的第一任行长。

初认识行长时，我还以为这是他的工作姓名——因为社会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有很多都是笔名或者艺名吗。当时我不知道还有刚这个姓，觉得别扭，所以才以为他自己起了个工作姓名。后来到百家姓一查，还真有这个姓。行长平时爱与人闲聊，问他为什么叫辟这个名字，他说，他们家祖宗八代都是贫穷的命，到他父亲这一辈，开始在村里做了个支部书记，生了他后，父亲希望他将来比自己更强点，或者要强上个一百倍的，就给他起名叫辟，辟的意思是君主，就是希望他能当个更大一点的官——估计他父亲的希望值不会是这一点，可能已经有点野心的味道了——来显耀他们刚姓祖宗。不过私下里我们员工依据行长性格，都叫他名字的谐音——刚愎，后面的“自用”两个字，就当成了歇后缀了。

行长的性格很是另类，常常喜欢反着来。我们家乡在西部的穷乡僻壤，银行虽然是在县城，但也是属于山区，走一趟市里很不方便，要翻两座山，如果遇到下雨天，有时会从山上滚下来大卡车般的大石块，公路上行驶时随时会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山高皇帝远，市里边的上级领导一年四季很少光顾这里，有个什么指示精神什么的，都是通过信件或者电话的形势传达过来，也全都是办公室传达。记得有一次，市里通知要求行里的员工统一着装，扎领带，办公室传达后，行长就说了：“市里边说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这么做，我就不喜欢扎领带，明明不舒服，为什么非要扎个领带，我们行就不用扎了。”从此我们银行员工没有人扎过领带的。还有一次，银行那时刚开始改革，说是按绩效发工资，有时绩效好了，大家都盼着这回能发高一点的工资了，但到发工资时，行长就会说：“发那么多干什么，绩效不好时发的少不是照样过，为什么非要发那么多，比起其他单位，我们已经是很不错了，大家每天都要想着工作，不要老是想着钱、钱、钱的，适当的多发点不是已经进步了吗，大家在发钱上不要要求太高，省一点，行里还能办更大的事，集体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得，他这么一说，大家的工资给发成补助了。有人为此也偷偷写信告过行长，可是不过几天，行长就会知道，而且在大会说：“欢迎告状，但是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不是为行里考虑吗，告状的考虑的是自己，而我考虑的集体，上面知道了又怎样，不仅没有批评我、处理我，还说我做得对，你说你告状图个什么，我看下个季度的绩效全行都免了，只要还有人继续告状。”结果大家都可恨这个告状的人。

这就是我的第一任行长，喜欢反着来事。这些都是工作管理上的一些事。下面再说说生活管理上的事。

那个时候，银行的人员的住房都是分配的，还不像现在是商品房。银行总是不断在盖房，提供给大家住。我们县的经济比较落后，银行算是县里边风光的行业，但就是这样，比起市里边或其它县城的银行，我们的条件改善的还是很慢，有许多人都是住在办公楼，一般一个家庭一间，单身是两个人一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已经算是不错了。有一年市里大发慈悲，拨了一笔款，说是让建住宅楼。又一年过去后，住宅楼终于在银行院里落成了，大家都期盼着分到新房子。说是办公室拟了个方案，方案还让员工讨论，由于房子多，人少，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给现有的人员都分一套就完了。等讨论结果出来后，行长却说：“什么人人都分一套，全部都分了，再分配来的人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挑几个平时工作表现好的先分配，其他的人就在办公楼继续住，不要动。”最后分配房子的名单公布了出来，除了行长和五位副行长，再加上七八位位科长，还有几位副行长儿女——行长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还在上高中——先期入住外，其他的都要求等到下一批分配方案。不过还是有盼头，所以员工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有意见也不顶用。

有意思的是，就在头一批人员入住前，在分配楼层时引发了矛盾，谁住几层，争论不休，行长说：“不要争了，让办公室拟个方案，再讨论。”办公室的方案是，行长们都住二层，科长们都住三层，几位副行长的儿女都住一层，把上面的四层、五层、六层留下来，下一批分给员工。这个方案出来后，行长召集大伙开会，看看对此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赞成。可行长不行，他发指示了：“我说你们办公室一天正事干不了几个，怎么能拟这么个方案，一二三层都是好楼层，当干部的都住了，不管员工了吗，难道员工就愿意爬高层，不行你办公室主任住到六层去。我看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而且要最大限度的照顾更多人的利益，咱们按单元分房，行长都在中间单位，我住二楼，常务副行长住一楼，依次往上，行长两边的单元分给科长，科长两边的分给员工，至于楼层吗，谁表现好谁住好楼层，这样分配有反对的可以举手……没有，没有的话就说明大家都赞成这个方案，办公室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不过得强调一点，办公室主任请住在六层，办公室毕竟是为大家服务的吗，何况六楼上还有位副行长呢，办公室主任该没有什么意见吧？”办公室主任马上应道：“没有，没有，行长分配的其实最科学。”行长接过办公室主任的话说：“所以说，你们以后干工作要多动点脑子，不要出什么方案都那么简单，工作是那么简单的吗？不过再强调一点，现在的方案以后还可以再调整，房子分到位后，调整权归行里，不是住进去了就一成不变了，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以后还可以调整吗！”

不过分配房子的事还没有完，办公室主任就又挨批了，行长说：“我说你们办公室永远也学不会用脑子，不怪我把你主任分到六楼上去，二层行长房的两边要调工作表现好的科长，我看那两位女科长不是很好吗，怎么她们不在二楼。”办公室主任这才恍然大悟。行里就两个女科长，而且这两个女科长是最敢和行长上话的人，包括常务副行长在内的所有行级领导，行长从来没接受过他们的意见，总是反着来，但是这两位女科长在工作中有时候的建议，还是很能被行长采纳的。这两位女科长看着是结婚了，但是一个的男的在部队当干部，一年四季不回来一次，总是女的请探亲假去部队。另一个的男的是个采购员，也是长年不在家。下面虽然有传闻行长与这两女科长的关系有点暧昧，但是我是不相信，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怎么可能都会牵涉到那方面呢？不过通过这次分配房子来看，让我也看出了一点什么，他们之间也许并不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点事，也许是权力与女人之间的那点事更确切些，当然，这些都是透过现象的结论，本质是什么，还是不能乱说的。

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第一任行长，生活中的事还是喜欢反着来。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业务上的一些事。

虽然是银行，但是由于经济落后，也没有多少业务，主要的业务还是贷款。贷款虽然有分管行长管着，不过分管行长似乎在业务上很少张过嘴，信贷员更不用说了，他们大多数只属办事员的角色，放贷、给谁放贷、放多少的事，决策全由行长来，你如果有关系想放个款，得，不用说，行长要反着来，不放。有些信贷员摸到了行长的秉性，有时想给自已的关系放点款，就会让想贷款的人先找行长，下面疏通后，行长上会讨论，信贷员就会说，这个不合规定，不能放贷，行长便一句话：“放了，什么不能放，不放贷银行靠什么吃饭？”于是，信贷员便在下面窃喜。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小的放贷。大的放贷，信贷根本插不上手。虽然说要集体讨论决定，但是行长喜欢反着来，集体讨论只是在纸面上记录个形式。我们县城里只有两家较好的工厂，一家是做食品行业的，一家是做加工业的，这两家在我们银行的贷款额度比较大，食品行业的那家累计贷了7000万元，加工行业的那家累计贷了8000万元，都是厂里来车子，直接拉了行长到市里营销的。这两家的厂长一来行里，直接都是到行长的家里，只有厂里的财务人员才到信贷上办理具体的业务。厂长们跟我的行长一样，到了银行走路都趾高气扬的，对我们这些员工是不看一眼的。有一次，搞食品的那家企业的一笔贷款到期了，没钱还，但厂里要周转，却需要继续贷款，财务人员到了信贷上，信贷的员工说，不还款不可能再贷款的。财务人员没说什么，直接给厂长打了电话，说碰了钉子，厂长一个电话打行长那里去了，行长立即开了个信贷会议，说：“怎么不能放呢，你不继续放款，他们生产停了，赚不来钱，拿什么还我们的利息，这就是我们基层行的难处，想方设法，给弄合规了都得放。”信贷员无奈，把各种手续想法都弄合规了，那一次又贷出了700万元。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北京总行方面要大幅度的改革，决定从基层撤消一些亏损的银行，我们的银行就被列在其中，员工一下子人心惶惶，但是改革的决定是坚决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不愿意干的，银行给一笔钱，算是买断工龄，彻底与银行脱离关系。愿意干的，调到几百里之外的其他县银行去工作，另外够内退年龄的全部内退。我是好不容易才就业的，妻子坚决不同意我买断工龄，可是离内退年龄又差得很远，所以也只有选择背井离乡了。

又过了两年，碰到了当年曾经在一块上班的员工，他是买断工龄了的，现在自己做生意，问起我们当年的刚辟行长现在干什么去了，他说：“你不知道吗，内退了。”我说：“不过他内退时职务高，退休的工资也高，不愁吃喝的，还住在县城吗？”那位员工说：“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人家现在风光的很，是两家企业的董事长，当董事长的能住在那个破县城，人家是上海、广州两地跑，两地住，住房都是别墅级的。你太小看人家了。”我说：“他把一个银行都搞垮了，还能当了董事长。”那员工说：“岂止是搞垮了咱们的银行，在咱们银行贷款的那两家企业也垮了，所有职工都下岗了，只是那个食品厂的老板在厂子倒闭后，跑到上海开了家公司，那个加工厂的厂长跑到广州开了家公司，姓刚的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你以为呢？”

听了这位老员工的讲述，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第一位行长不仅当行长的时候牛，到了社会还是牛，真是个厉害的角色，也许就是那种喜欢反着来的性格，才给了人家创造了如此的风光生活，像我们这些规规矩矩做人的，也只能靠老老实实的守着这一个铁饭碗了，不过那已是前几年的事了，现在银行的人事用人，已经改革的随时可以枪毙一名员工的职业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