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老师与我的寻梦

后来上了师大，对老师这职业有很多理论的认识。如果对照那高深的理论，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我都没有几个顶尖的老师。我对朋友戏称，如果老师水平高一点，前途或许更灿烂。但作为初中考上大学的两个同学之一，作为初中与高中班级唯一的研究生，我是一个幸运儿。能一枝独秀地走出乡关，除了自身的努力，离不开众多老师的启蒙与教育。

我不指望自己能成为时代更优秀的人，在读书成绩不算太坏的情况下，还能全面发展，能活出许多生趣，人生已变得富有意义。不能不说所遇到的几个好老师。就师范的传授技能，他们可能不算太突出，但在师德方面，起码要比已经当七年的老师的我更出色。说来也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大多都是语文老师，因为他们给的表扬最多，对我后来有信心不断去写一点东西，有太直接的影响。

小学的语文老师中有两个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个是教我汉语拼音的语文老师。后来汉语拼音水平一直还比较好，和这位老师的教育是分不开，何况他几乎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很可惜，这老师因超生，不得已地离开了学校，回家务农去了，这老师后来去世很早，我都来不及拜访他，以回报老师的心意。

还有一位陈老师曾是班主任，还记得他在墙上布置这样的宣传语：少壮不努力，老大杜伤悲。他是一个传统的，有一定国学功底且有较深人文精神的语文老师。都说农村的小学老师最苦，最艰辛，所以在这里对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多着笔。老师的命运不太顺利。后来丧了妻，恰巧与我的三婶（我堂叔的老婆，后与三叔离婚）再婚。

印象中小学老师通常是冷冰冰的，但陈老师对我们的关心，现在还是难以忘怀——因为天气太冷，在教室里做作业感到太冷，同学要求到外面晒太阳。陈老师居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在外面原野上边晒太阳边写。当然，走出教室后同学的秩序很难有保证，但老师不怕我们添乱，这本身已经是很不错的事情。按今天的话来说，陈老师确实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在那个吃穿都很难保证的年代，这点关怀可以铭记一生。我后来多次拜访这位老师，也算是对这老师当年的关怀的小小回报。

著名的作家李敖说过，他的老师胡适当年借给他一千元钱，若干年后，他加倍还给胡适老师。我总觉得老师的帮助是很难还得清的。这老师的字写得很漂亮，对我爱好写字也有很大的影响。陈老师还组织了很多次作文比赛，我的作文经常张贴出来。这些鼓励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或许正是这些表扬，使我从家里没有什么地位的状况可以暂时摆脱出来。我很小就有很强的人文意识，感觉自己应该被尊重，应该获得肯定，这种心态对我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

说一下我初中的老师。刚好有四个中师毕业生分配到母校。作为新老师在教学上有很多不足，但我感受到其带来的新鲜风气。我学会打篮球、排球，与这批新老师的到来分不开。他们还会书法、唱歌、跳舞、玩摄影，口才又好。

当然，对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刚进修回来的廖老师。作为老师，进修是多么重要。他在一个外镇老师被调走之后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廖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为人非常和蔼，管理也很民主。但民主得有一次居然被学生气得发火了。廖老师让同学们民主投票选班干，在一些捣蛋同学的鼓动下，大部分的票都投给了女同学（班上当时只有五个女同学）。廖老师召集这些女同学开会，她们感觉是被别人捉弄，所以不配合，廖老师发了大火。

廖老师对我却一直很好，我曾向他借钱来买书。他还向我推荐订一些好杂志，如《青年科学》，《少年文艺》等。他还是《绿茶》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教过的很多东西都记不住了，但是他有一句话至今难忘，那就是要培养自学能力。在各方面的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深信自学的重要性。我不死读书，上了大学，比很多同学都适应得快。在没有老师填鸭式教学的情况下，我硬是靠自己的自学顽强地考上了研究生。要知道，年级一百三十位同学都是全自治区的精英，真正能应届考上研究生的只有四个，我就是其中一个。很难想象，在当时没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和顽强的毅力，要应届考上硕士研究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我对这个语文老师的信任。在高中时代，充满成长的渴望与受尽自寻烦恼的折磨，对一个长期通信的初中女同学产生了单相思。我每每以文字在内心向她告白自己内心的孤独与对她的依恋，有一次终于憋不住差点就要向其写信示爱。但理智告诉我，父老乡亲的期望还压在自己身上，考上大学才是目前的任务。毫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我根本不配去谈情说爱。万一她不答应的话可能把自己的心情全搅乱了，说不定连好朋友都都做不成了！在百般烦恼之下，我写了一封信给了这个最为信任的初中语文老师。

廖老师给我回了很有水平的信，内容大概说是谈恋爱不用急，天涯何处无芳草，有了事业才拥有感情。他还引用了培根的名言，有很强的说服力。我把春青的萌动压在心底。事实证明，我是一个极容易感情用事的人，在大学的时候为处理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化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高中阶段，我根本没有条件与精力涉足这个连很多大人都说不清楚的话题。

不能不提一下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刘老师。我获得的很多荣耀，都和这个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来到县城读重点中学，学习基础不算太好的我（我虽然在镇里成绩数一数二，但全县高手林立，故不算好）成绩始终在班上的中上徘徊。不求功名，比较闲散的我实在不愿意在化学、物理、数学等学科上化太多精力。在高二文理分科时，为了争取读文科，我从教导主任到校长，一个个的求情。所幸的是校长也是一个性情中人，看我态度那么坚决，抛出了这样一句话：你那么想读文科，包你有文科读。高中的生活其实比初中压力更大，主要是学习上的压力。来自山区的我没有脱掉闲散的个性。在老师的鼓动下试过闻鸡起舞，点蜡烛来读书，但在把眼睛弄近视之后，我很快地有意识地寻求一种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学习方式来了。

我不太认真听课。除了年轻漂亮的女英语老师能激起我一点学习的动力之外，毫无生气的理科老师的课几乎成了我的催眠曲。在课后老是跑图书馆，借各种各样的杂书。还非常有兴趣挑战自己，在文艺晚会上高歌一曲，而且挣了很多掌声。我再也不是初中那个胆小的我了。开始一有空就去玩，试过踩单车到约有三十来公里外省的一个县城去游荡。

我还寻访古迹，到李济深故居去玩。到了那闻名的地方，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只发现一张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是故居的管理人员不经意展示给我看的。我竟然用钱把它买下，至今仍作为宝贝珍藏，还幻想有一天能亲自见上她一面。我还和其它同学到梧州的白去山去玩，照了不少相片。

和初中一样，还积极参加文学社活动。恰好梧州的文学活动在全国都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当时全国的文学社联谊会在人称小香港的梧州举行，各种报道铺天盖地的宣传。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不亚于今天的超女的狂热。刘老师非常支持学校的文学社活动，还组织同学向《阅读与写作》投稿参加征文比赛。首先在整个学校举行比赛，选了十篇来奖励并向杂志推荐。我的《流浪社长》一文获得了学校的二等奖的最高荣誉，因为一等奖空缺。没想到我的作文居然获得了全国征文比赛三等奖（后来学校赶紧把我原来的二等奖改为一等奖。一个获得全国三等奖的作品，在一个县城中学就是派给一个特等奖也是不过分的）！

当时可以用轰动一时来形容。平时我默默无闻，独来独往，就像是天马行空的我（后来一个女同学告诉我所说的），一下子在全校有了知名度。我的出名不来自学习，而来自我的独来独往所积累的灵感！我还参加了另外一次全国征文，同样得了奖。一次得奖是偶然，两次得奖就是必然了。我从此似乎有了出人头地的感觉，取得了极大的虚荣心上的满足。

但我仍是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自视甚高，一方面觉得自己仍是来自山区底层的农民子弟。经济来源是父母所给的，父母的艰辛似乎是自己身份的另一个生存的注解。我时时感到自己的高人一等，想着未来的生活是如何的随自己所愿。残酷的现实却时时把自己清高的外衣剥得一干二静。人间有很多苦恼，但最苦的东西莫过于打不开内心的那个结了。

这时，我的语文老师刘老师的一句话把我从飘渺的梦境中拉回现实：文学可以玩，但不能把它作挣饭吃的。要考个学校，那怕读个中专也好，有了生活的基础，才不会弄得那么被动。刘老师的话对我确动很大。现实就是这样，刘老师从他的角度好心地让我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读书人，上了大学还为自己的生计问题奔波而考研，毕业后较好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从某个角度去讲，社会上可能失去了一个作家。一个本来很有机会成为新时代鲁迅（在毕业留言时很多同学希望我成为鲁迅一样的伟大的人物）一样的作家。我不知道是自己的悲哀还时时代的悲哀，抑或是我的幸运还是时代的幸运！

但可喜的是，我没有走向别外一个极端。我见到过身边很多有过梦想的人很快地变成铜臭味十足，一转身过去就把所有的梦想说得一文不值。而我不是，在接受现实的同时，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心中的那个爱做梦的童心。我一直告诉自己，哪怕自己有一天也出人头地，你可以示之以人的，永远是那个最好的梦想。因为有了梦想，我们才不会白来一趟，才会有穿透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我读了研，教过法律，理性思维也是出类拔萃，但始终认为我的感性思维才是自己最本质的东西，这感性的东西最能保持对生活感受的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