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碎片

对于童年、少年时代，我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这既是因为我本不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也由于它们本身的稀疏与苍白。但就像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湮灭一支蜡烛的光辉一样，这些记忆的碎片已经并将继续在我的记忆中熠熠生辉。

——题记

（一）

听说，伟人出生时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征兆，或者是看见真龙，或者是看见彩霞，至少也是母亲梦见大蛇什么的。我也曾仔细问过母亲我出生时是不是有也一些特别的征兆，想以此证明我的不凡。不过很遗憾，始终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我是一个不善于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写道：公元1983年的盛夏，用父母的话说，就是土改的第二年，在我国西南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里，一个很普通的男孩很顺利地降生了。

这个小男孩当然就是我了！

我们乡村的景色，在无数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描绘。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美，当然有山有水有树。但山不太青，因为树不多，虽然曾经多过。没有老虎、豹子和可怕的大灰狼，那些只存在于我爷爷的讲述里。以至于家长吓小孩都不会说“狼来了”，只会说“老野猫来了”。当然“老野猫”也是没有的，至少我没见过，家猫倒是不少。其实家乡之所以美丽，是因为那是家乡；童年的家乡非常美丽，是因为有我们无数美好的记忆。

我父亲是一名兽医，精明、节俭、脾气暴躁，对我很严厉，但也充满关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想揍我而我跑掉时身后传来他爽朗而又充满爱意的笑声。我母亲就像世界上很多母亲一样，非常慈祥，给了我很多甚至是毫无原则的爱。就是现在，当我没有按父亲的愿望做事时，父亲还会怪母亲，是她把我宠坏了。但天下的母亲大多如此，能怪谁呢！

我一直觉得父母做的最开明的一件事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在按计划生育了我和姐姐之后就没再要孩子，这使得我和姐姐得以享受父母无尽的关爱。

我慢慢长大，和其他农村小孩一样，我有一个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新衣服，但却不缺快乐的童年。

我挎个小书包，一颠一颠上学校。书包是母亲缝制的，上面锈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校是破旧的，但却是我们所向往的；成绩是不用担心的，每次测试，我都能得到一本作业本作为奖励。虽然三年级期末时我的语文只考了24分，但已经是全班第一了。

我小时侯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自制玩具。每次上山，我都会置母亲要我做的农活于不顾，找几棵小树挥起寒光的斧头，为我的玩具准备原材料。回到家里，顾不上吃饭，便会顺着记忆赶制刀枪——挺直的制成剑，弯曲的制成刀；特别长的制成红缨枪，特别短的制成飞镖。偶尔运气好，家里有剩的木版，就用他们仿制三八大盖和王八匣子。然后端着刀枪，甚至拿块毛巾批在身上当披风，和小朋友们搅成一团，哼哼哈哈、哼哼哈哈……乒乒乒、砰砰砰……没人玩也没关系，我家附近地里的玉米桩就是我倒霉的伙伴，我会很有耐心地把它们统统放到。

我学习的榜样当然是家里黑白电视机播放的武侠剧里的侠客们。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了电视，我们忙着跑去看，只看到满屏幕的雪花点里有几个人影，而刚刚上学的我竟也看了个大概——讲的是一个老人和一群大鱼搏斗的事。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老人与海》。没过多久，我家也买了一台，每晚放武侠剧，那可能是我想象的最初源泉。

春天没感觉，但夏天是美好的。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果树上的果实，它们怎么长得那么慢？它们怎么每天都一个样？我们看的当然大都是别人家的果实。好不容易勉强可以吃了，我们跟着比我们大的伙伴，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开始行动。玉米地最好，猫着腰就行，马铃薯地就比较麻烦，需要匍匐前进。还有就是捡蘑菇，我们几人一伙，到山上乱转，糟糕的是我总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朵，正想向同伴炫耀，可我的同伴往往已经找到好多，用一根草穿着，非常惹眼，我眼馋得不行。

再就是过年了，我想，过年是每一位龙的传人都企盼的事，而小孩就更喜欢了。对我们来说，过年不仅可以吃到平时难得一见的鸡肉，还意味着可以整天放鞭炮、吃水果吃糖吃瓜子，就是对拜年和赶花街，我们都显得那么兴趣盎然。过年前几日，全家都忙开了，爸爸妈妈忙着买来各种好吃的和用的，打扫房间。我们呢，当然是玩了。我们把一串串鞭炮拆开，拿盒火柴或点燃的木柴，把鞭炮放在木桩或者玉米桩上或者水里点燃，“乒”！！炸响了我们的快乐。

吃团圆饭当然是重头戏，爸爸妈妈总是把鸡腿让给我和姐姐吃，那鸡腿的香味，是世间少有的，啧啧，好香！赶花街也很有意思，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从外面“做小工”（打工）回来的，他们带来了录音机，在街上开始扭动，据说是跳一种叫“迪斯科”的舞蹈。特别是扭屁股的动作，我们觉得非常新奇。对山歌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拜年是要到坟山里去的，给祖宗拜年，敬献果饼、烟酒、香纸。我们当然是很活跃的，跑前跑后，不断地点燃鞭炮。

（二）

到四年级，我们离开村小，到完小去上学，那就更又有意思了。

我们上学要经过一条小河，比我家下面的那条小河更宽、水流更大。我们放学后就多了一件有趣的事——捉小鱼。那小鱼可不好捉，你明明看它待在那里，等你用手一捧，它却飞快地逃走。最有效的是找一条水沟，用一篮子支在一边，从另一边去赶小鱼，再猛得把篮子提起来，一般都会有所收获。如果某天放学早，我们几位小朋友就早早地来到河里，用石头堵一个澡堂，脱光衣服跳到里面，扑通扑通地玩个不停。

那时我们并不觉得读书有什么压力，反正我的成级都是前三名。课外书很少，有一些连环画，我印象最深的是《燕子李三》、《奇袭》和一全套《薛刚反唐》，还有一本不知叫什么的只有十几页，写的是一艘叫“航空母舰”的大船，载着一些大飞机去轰炸一个叫“日本”的国家，可惜飞机刚刚起飞书就没了，害我惦记了好多年。好象还有几本《故事会》什么的。我真正意义上拥有的课外书是我老爸给我买的一本《作文大全》，我常常一个人读得津津有味，忘乎所以，翻来覆去地读，现在想来，与其说是作文吸引我，还不如说是作文中描写的那些新奇的世界吸引了我。

就是生病，那也是一件难忘的事，因为可以进城。我中学毕业前的三次进城，两次都和生病有关，第一次是我扁桃体发炎，第二次是我得了甲型肝炎。爸爸或妈妈牵着我的小手，走在陌生的城里，好多的人，好多的摩托车，好多的房子，就像一个迷宫。他们的房子好高，他们的衣服真漂亮，我可看花了眼，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病痛。

唯一不好的就是要住在一间又破又黑的大庙里，那里很脏。每次开学，我们都要把裤子卷起来，好把顺着脚趴上来的跳蚤虱子抹下去，而且高年级的学生会讲一些庙里有鬼的故事，我们晚上吓得不敢上厕所。吃饭也麻烦，晚饭回家吃，把第二天的早饭带上，夏天会馊，冬天太冷，热饭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放学后，就跑到老师家，把我们的铝制饭盒放在火炉上热。如果没热到，那就只有吃冷饭了。

（三）

别了，我的童年时代！别了，我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浑浑噩噩中，我走进了我们小镇的第二中学。小镇坐落在小河边，坝子太小，没地方挤下整个二中，二中就只能委屈地呆在半山坡上。几栋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房子，由几条凸凹不平的土路相连，背倚不太青的山，前傍有很多垃圾的水，这就是我们简陋的校园了。

但就是这所简陋的校园，当时在我们市里可谓闻名遐迩。要说如雷贯耳妇孺皆知那明显是言过其实，但如果你在全市随便找一个中学生或是中学老师然后问他：“你知道兴盛二中吗？”那他一定会说：“你问的是那所连续六年取得全市中考冠军的学校吗？”是的，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六年取得全市冠军，而且还把九连冠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一进校园，我们就感受到那股浓浓的火药味。我们的老师可不相信馅饼会砸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是空想家，而是实干家。他们不辞辛劳，严谨认真，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为了使我们老师的功绩不至于在我浅显的语言表达下稍显逊色，我这就客观地把我们一天的作息时间表列举下来：早上六点起床，十五分钟洗脸，半个小时早操，一节早自习，三节课，一小时吃饭时间，一节午自习，下午四节课，一小时吃饭时间，一节晚自习，之后是两节正式的晚自习（其实不能叫自习课，因为和白天的可没什么区别），十五分钟后睡觉。这就是老师们每天所面临的繁重劳动。至于他们在无数次测试之后当晚把分数统计出来、每晚检查我们的晚睡情况、应付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的早恋、对各种课外读物无时不刻的警惕等工作在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面前，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记了。

当然，我们老师可不是孤军奋战，他们上有领导的支持，下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们农村，大部分群众都是农民。说起农民，大家都习惯把善良、淳朴，老实这些帽子扣在他们身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中国农民可有着他们特有的精明，他们总是追求用最短的时间最直接的路线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九十年代的这群精明人眼中，有两支绩优股：一支是中专（中等专科学校）股，一支是中师（中等师范学校）股。因为这是实现他们的目标——“铁饭碗”（铁饭碗：国家分配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工作稳定，俗称。），的最佳途径。一直以来，中专股一直保持优势，因为虽然同为"铁饭碗"，但中专股的收益明显高于中师股，也就是“铁饭碗”里的饭量和质量有明显差别。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随着中专"铁饭碗"的打破，而中师“铁饭碗”里的饭量却有所增加，在我读第二个初二时，中师股已经以不可逆转之势居于优势了。这可不是我的主观臆想，这一切可都表现在股市行情——录取分数线里。

我的父母显然也是这些精明人中的一员，母亲从小就告诉我和姐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和姐姐几乎很少干农活和家务，就是读中学时的衣服都是周末带回家洗。我父亲从小就为我规划好蓝图，初中毕业考取中专，中专毕业捧上“铁饭碗”。他还很有预见性的判断：读大学，要多花费几年，还不知那时国家政策会怎样呢？所以，让我和姐姐读大学，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四）

不管怎样，我的生活已经翻开新的一页，虽然这一页可能不那么精彩。但你能否认这是新的一页吗？就像我并不觉得明天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我欠的债不可能明天就会消失，明天的太阳也并不比今天的圆，但《飘》里不是也说：明天是新的一天。

我新的一页里很多东西并不是很好，这很正常，就像我们新买的衣服并不一定合身，我们新买的苹果并不一定很甜那样自然。我们七八十人在一间六七十平米的教室里学习，课桌间的走道只能是单行道；我们四五十人在一间六七十平米的、潮湿的、充满汗味馊味和其他不知什么味的、被称为宿舍的狭小空间里吃饭、睡觉，当然还用来打发我们被“辛勤的园丁”们过分占用而所剩无几的被称为课余时间的东西。

现在，每当我看到一条叫做“吃洋芋（洋芋：马铃薯，土豆。），长子弟（子弟：英俊，云南方言）”的广告时，我都会深以为然，这是经过我们初中生活检验得出的结果。我们乡村的习惯是每天只吃两顿饭，主食是大米。而我们初中就只吃一种菜——土豆汤，它由一些没有削皮的土豆片、盐、漂在上面的少许油花组成，最多的佐料就是泥土，它甚至使我们唯一的菜汤显得很浑浊。当然，由于一个小小的原因——我们的体育考试有四十分，而且在这四十分上，我们老师表现出了分厘必争的商人特质，我们不得不在早操时拼命奔跑，体育课上没完没了的跑步、做俯卧撑和顺着台阶作向上跳的动作，这样的运动量显然不会比特种部队的训练逊色多少，这使得米饭和土豆汤的能量不足以维持消耗的体力。我们除了尽我们所能从家里带来炒过的肉和油放在米饭里、咸菜放在土豆汤里、煮熟的土豆当零食，并且有一点少得可怜的零用钱之外，剩下的就是对食物不可救药的渴望了。每次回家，我们的胃就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贪婪，弄得我母亲不得不提醒我们每顿少吃一点，而增加吃的次数，以免可怜的胃因为贪婪而遭到报复。我的母亲无疑是很有智慧的，她一定没有看过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但她的做法和小说里面那些医生对待被长期俘虏的士兵的做法是相同的。事实证明这很有必要，我至少就听到我姐姐的一位同学因为贪吃而住进医院。

不过很值得庆幸，我们是由破庙搬进平房；由破烂的桌子换成较为崭新的桌子；我们是乡村的少年。我们没有享受过比这更好的待遇，并且很年轻，年轻就是快乐的最佳源泉。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无视老师的期望，它并不比街上饭店里为招揽顾客而播放的成龙和洪金宝的影片更有吸引力。也没把父母为我们规划的蓝图放在心上，它与我们的距离比天涯海角还要遥远。

我们上课学习，因为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不能说明我们是为理想而奋斗。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可能是零花钱所包含的内涵，它们可能是早操前的一个包子、周末回校时的一碗米线（米线：云南特色食品，由大米加工制成。）外加免费影片、一小袋零食和几小块炸黄豆腐（黄豆腐：地方特产）；可能是赶街的日子母亲带来的煮熟的土豆、玉米、几斤核桃板栗和一小瓶家里做的咸菜；可能是几本来历不明的课外书。这些课外书在老师严格的监督下顽强生存，屡屡险象环生，幸存下来的纯属凤毛麟角。它们会成为可口的夜宵，被有的同学在被子里用手电筒消化。我其实也很想那样做，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手电筒，很多同学也没有。这就有很多热心的同学成为讲解员，把他们不知是看来的还是听来的小说在吃饭的时侯、上山劳动的路上、周末回家的旅途中讲解出来。

（五）

如果说戴眼镜是读书很多的标志之一，那我已经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在我们学校，初一戴眼镜的人那可是不胜枚举。至于原因，我们完全可以归结为我们学习太用功，也许是营养不良，当然还可能是不注意保护。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其实就像“越南战争”为什么会是以美国的撤军收场一样众说纷纭，但却对结果不会有丝毫影响。

我们班主任是一名回族老师。在我们这回族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民族，他们的长相、生活习惯、说话的口音都和我们有所区别，他们精明、善变、抱团而且冷漠，这些无疑都会增加他们的神秘感。我们班主任是自信和冷静的化身，发起脾气来淋漓尽致就像火山喷发，而自信、沉着又使人感到这座火山积蓄了无数的能量。在他发火的时候，就是一头非洲野生的狮子也一定会瑟瑟发抖。我们曾多次见到过他对着大家眼中的“早恋”者喷泄怒火。但班主任对我很好，我从没有他对我噴泄怒火的荣幸，因为我是一个很循规蹈矩且有点怯懦的人，没胆量触犯我们他的怒火。

相反，为了使我的成绩有所起色，他还千方百计为我安排了一个可做榜样的同桌。初二时我虽然很乖，成绩却江河日下，完全失去了小学时的辉煌。学习的知识就像一团乱麻塞在我那模糊的头脑中，“剪不断，理还乱。”成绩由刚入学时的十名前稳步下降到二年级的四十几名。老师出于对我的关心，在二年级时为我安排刘云同学来拉我一把似乎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我的同桌叫刘云。刘云刚从三年级留级下来，不漂亮但很苗条，脸上的神情严肃专注，就像很多学习勤奋的学生一样，事实上她就是那些学生中的一员。很显然，老师的良苦用心是要让她带动我这个落后分子，但这似乎只是老师的一厢情愿，刘云似乎也很辜负老师的期望。她和我熟悉之后，对学习的讨论就像秋后的蚂蚱那样少，而我们的闲话却像春天的花朵那样多。甚至到后来她还把日记给我看，从中我隐约感觉到她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已经知道为了家庭要勤奋学习。

这样过了很久，有一天我小学时的同学肖莉对我说，有一女孩喜欢我，问我知道是谁吗？我当时就傻了眼，我和肖莉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同班，她的豪爽绝不会比任何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逊色，而且天性乐观，总能从一些小事中找到快乐的源泉。在小学那性别观念很淡薄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初中之后因为男女有别，有所生分，但心里还是很亲近的，所以她用她那特有的真诚的语气告诉我这件事后，我没有丝毫的怀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窃喜。这世界上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有人喜欢自己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哪怕是一个像我这样连女孩漂不漂亮都分不太清的不谙世事的青涩小男生。之后我便猜测这个女孩是谁，但迟钝的我竟然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没猜出来。

就在我猜测喜欢我的人是谁的时候，我们二年级的生涯也走到了尽头。三年级刚开始，照例要宣布留级名单，只是我没想到这名单中竟然有我，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这时我才想到为什么父亲对我每况愈下的成绩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原来他早就有此打算并且暗中付诸实践，至于他是如何和老师沟通并且成功，我已不得而知。只是他为了让我不至于因为要留级而不认真学习而没让我知道他的打算，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我的成绩也不见起色就是证明。

留级这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决不是我的自我安慰。在这里，我不得不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对中国文化的深邃理解表示由衷的赞叹。他们都信奉一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于这句话在我们学习上的实践，主要方式表现在他们的杀手锏­——题海战术上，而补充方式则是增加留级人数。为了使我的话不会因为我是一名留级生而减少可信度，我想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我们初一时每班大概有八十个学生，每年都会有至少十个学生留级，毕业时除了流失的学生大概每班有七十人，显而易见，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都留过级。这样看来，我实在没必要为此羞愧，但我还是没法接受，人总是健忘的，但我还没有忘记小学时的辉煌。只是木已成舟，我还能怎么办，挑战父亲的权威吗？可惜这意识就像游丝一样细弱，只能当做想象的一点点佐料，不足以支撑我做出实质性的行动。

（六）

在父亲替我做出了我人生中的一大决定之后，我面对了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有人牛气冲天地对我说，现实是可以改变的，那我就会问他：你能改变现在是经济危机的现实吗？或者是你能让太阳西升东落吗？

其实父亲也不希望我留级，要是我不留级也能挣个“铁饭碗”的话。他已经不做兽医了，到属乡镇企业的煤矿上班，亚洲金融风暴已见端倪，煤矿效益不好，每月三百元的工资，却要为我和姐姐交每人五百元的留级费，因为我和姐姐同时留级。

我到新的班级报到，新的班主任接待了我，但对我不是很满意，我除了回答他的问题之外，就没有话说，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看看吧，别说别人，就是我，都对当时的我说道：你怎么那么逊呢？他脸上出现了一丝失望的表情，他肯定想这学生怎么这么木讷。

班主任姓何，刚从学校毕业，还在努力实践师范学院教科书中的内容。也就是对学生还很热爱，对职业充满理想。教学的方式也还比较多样，没有历练到只剩“填鸭式”这种对教师来说最省心又最稳妥的方式。这种老师很受欢迎，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很帅气而且知识丰富的老师，对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这也难怪我们班被戏称为“阴盛阳衰”，女生不仅在成绩上占优，而且班级的各项活动都很积极。我刚到班里就有一女生给我留下深刻影响，这倒不是我想和她来段早恋，我们知道那是玩火，我脑海里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闪现过，对她的关注完全是出于本能，我毕竟是十六岁的少年了。我想如果我说十六岁的人没有关注的异性，这才是大问题，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我关注的女生名叫张仙月，是个外地生，说一口很动听的外地话；不高兴时会皱眉和翘起可爱的小嘴巴；很特别的是她经常穿校园里很少见的牛仔裤，通天还会穿一双半统的精致的小皮鞋。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还因为观念上的错位，我父亲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只要人有本事，穿的差一点没关系。我们大多数人都穿一些西裤不像西裤，休闲裤不像休闲裤的廉价裤子，而且不是大就是小。也不是说没有人穿牛仔裤，但穿衣服讲究搭配，一条廉价的牛仔裤配上一双自制的土布鞋，再加上那种被称为校服的劣质运动校服，牛仔裤就很难成为关注的焦点。张仙月的显然不是这种牛仔裤。我当时就根据某次不知什么什么活动上的长得圆圆的很可爱的名叫“盼盼”的吉祥物为她起了个叫“盼盼”的昵称，只是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也许是长大了一岁，也许是吃了两年土豆汤，也许留级使我警觉，更主要的可能是我已经学过一遍了，我的学习就像身高一样猛地向上窜，这当然也要归功于老师和家长对于“熟能生巧”战术的娴熟运用。我那像混沌一样的脑袋开始清晰起来，对于所学的内容，老师只要讲上一遍，我就能知道个大概，讲第二遍就能基本掌握，讲第三遍我就开始烦，而老师常常要讲上很多遍，就像我们是傻子似的。第一次测试我就考了个全班第五名，为此我还博得坐在前排“盼盼”的回眸一笑和顺带的夸奖：“厉害死了（云南方言：意为非常非常厉害。）”我当时很纳闷：第一名夸第五名厉害，什么意思？

（七）

轻松并没有随新班级一起到来。这很好理解，没有哪位老师会天真地认为自己的头颅比教育制度更坚硬，非要上去撞个头破血流。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就是不识字的农民爷爷都知道“出头鸟挨打”“出头的椽子先烂”。更何况我们老师都是文化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保身”都被他们视为立身之本。教育制度这只幕后推手使政府和社会对教师的评价很大程度由成绩决定，教师对学生的成绩可不敢等闲视之。

但何老师会采用一些较为新颖的教学方式，他会让我们进行小组学习；会让我们到小河边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像那些枯燥的政治题发起进攻；会在语文课上讲很多课本之外的内容。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做法像一阵微风在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荡起一点点涟漪，我们的生活因此而生动了许多。

何老师甚至让一些他感觉有艺术细胞的同学试着表演，只是效果不太理想。记得有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世界是每五百个天才中，只有一个是公认的天才，其他四百九十九个都被埋没了。我个人认为这四百九十九个人中可能大部分都是农村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消息闭塞、知识匮乏、教育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如果考试的能力不是很强，他们很少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总的来说，我留级后的日子比以前好混。我们小组组长王艳花是前年的留级生，满脸的青春都证明着她的青春。她是那种有很强的虚荣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的人，有着那种人特有的矫揉造作和言过其实。唯一让我喜欢的是她有几本《少男少女》之类的课外书来让我冒险。

自习课上老师不一定在，同学们便会不断重复眼光在课外书和教室门口转移的紧张动作。只是同学们比较缺心眼，经常把课外书放在课桌下看，并且认为自己往课桌里塞书的动作会快到老师看不见。这不是自找没趣吗？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的事会逃得过我们老师的火眼金睛。在这件事上我做得就比较聪明，已经在装模做样的领域初露锋芒。我老谋深算地把课外书放在课桌上的学习资料里，对老师的到来不急不躁视而不见，要等到老师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或是快走到跟前时，才泰然自若漫不经心地把学习材料翻过一页，刚好盖住课外书。所以，同学们借我的课外书一般都比较安全，很少有成为老师“俘虏”的荣幸。

我还交了王传胜和王伟佳两位不错的朋友。王传胜高且瘦，表面上很腼腆，实际上却很叛逆，胆子很大，会做一些老师都会吃惊的事情，在老师眼里是那种很聪明但不太用功的学生。王伟佳矮且胖，很喜欢《水浒传》中的豪杰，并且具有那些豪杰豪爽仗义的性格特征。我们三人相处的很好，常在打饭时合伙插队和在周末到小饭馆里边吃米线边津津有味的欣赏香港制作的各种电影。

纵观整个初二阶段，我的成绩始终保持在五名左右。在全校进行表彰使我又一次得到“盼盼”的青睐，站在前排的“盼盼”又一次回过头来莞尔一笑：“厉害死了！”我当然又一次纳闷：什么意思？第一名夸奖第五名。其他几门都有冲击第一名的可能，就是英语一直像条小尾巴拖住后腿，我从没有坐上全班的第一把交椅。

到三年级时情况有所变化，何老师不止一次的郑重告诫我们：你们留级生要注意，以前你们比别人先跑了一段，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别统统倒退搞得丢人现眼。这使我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测试，连没学过的化学都能考得很好，又慢慢松懈下来。等到第一次统一测试，前三科我竟然都考得很差，还被化学老师当众骂个狗血喷头。我那时很沮丧，心想这次真的玩完了，连王伟佳的安慰都满含同情的味道。偏偏何老师公布成绩前还特意到教室对我们留级生再次痛批。对我脸上飘扬的“无比沉痛”的旗帜视而不见。这更让我对自己的成绩的预计深信不疑。没想到何老师公布成绩时念完第三名，很狡黠的对我笑笑后，第四名赫然是我的名字，因为我剩下的几科竟然都出奇的好。在那之前或之后，我曾无数次听到别人叫我的名字，但我敢说从没有哪一次有那么动听。我从此恢复了对成绩的自信。

（八）

何老师总在尝试一些很新鲜的做法，在这次测试之后，大概是为了增强我们对成绩的重要性的理解，他采取了一种很新鲜的排座方式，让我们按照成绩自由选择座位。我选择了二组第二排的座位。

我、王传胜、王维佳曾经讨论过什么是“航空母舰”，他们俩的想象力丰富得惊人，竟然一至认为那是航行在天空中的装飞机的东西，其有力的论据是里面有“航空”二字。我虽然无法用更有力的论据说服他俩，但我根据小学时一本连环画里的航空母舰推测，“航空母舰”是在海里航行的装飞机的大船。航空母舰我倒能想到，但我绝对想不到秦犀利会选择和我同桌。做出她这样的选择需要勇气，在我们这样一所老师对男女生关系比我们还要敏感的学校，男女生通常都会主动拉开距离以免刺激老师敏感的神经，我就选择离“盼盼”很远的位置，这使我又惊奇又对她的勇气感到由衷的钦佩。

秦犀利长得很苗条，有一张线条略显硬朗的精致的小脸。她的性格和她的名字简直就是绝配，自然、大方，毫无扭捏之态。她写一手很漂亮的钢笔字，沉稳有力又自然潇洒；写的作文也很好，经常是老师表扬的对象。她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同学，我们熟悉之后也忙里偷闲地说很多闲话，说到高兴处，她还会很可爱地伸一下小巧的舌头。遗憾的是这世界上好事持续的时间总是很短，何老师没过多长时间就把我们调开了。

这次我坐到了“盼盼”的后面，“盼盼”的同桌是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名叫夏超的男生。夏超的爸爸是我们镇政府里的驾驶员。他的大伯曾经是乡镇企业的矿长，叔叔是很有名的煤矿老板。夏超很健谈，人也随和，很受大家欢迎。我们几人经常不顾因坐在教室前面而增加的危险系数，在自习课上说很多话。但那时幸运女神似乎特别眷顾我，一般是我觉得该看看书了，刚拿起书来，何老师就如期而至。几次之后，何老师对我的赞美之词就溢于言表：“同学们，好鸡蛋是不会坏的，你们看吕靖同学，周围的人都在讲话，只有他在认真学习，你们不会向他学习吗？”我毫无愧意，眼睛紧紧盯着书本，认真得就像泼留希金看到了一块五克拉的钻石。如果我对着被老师臭骂的“盼盼”大笑，那也是在何老师离开之后。

我们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因为进入初三而显得更加紧张，相反，何老师的教学内容更丰富了。我们刚刚被李白的《将进酒》的沉郁豪迈所打动，马上因李清照的《声声慢》而感伤；还沉浸在李煜《虞美人》的愁绪里，立刻又被阿Q的“精神胜利法”惹得哈哈大笑；还没从“康桥“上下来，又被“与尔同消万古，问君能有几多”之类构思精巧的对联所吸引。

我们除了考试内容就一片空白的头脑，对老师讲解的内容充满新奇但该报什么样的感情都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只是随着老师的感情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感情。但这有什么呢？老师所讲的内容会在我们的头脑里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随着养分的增加，会慢慢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

我其实不是何老师宠爱的学生，一方面我不是很活泼，我太守规矩，少给老师惹事，这反而会减少老师的关注。老师一般都很宠爱既聪明又活泼，还不会给老师添很多乱的那种学生。而在老师眼里，我是那种很勤奋但也许不够聪明的人。没有一张会能说会道的嘴，缺少表达的能力。作为老师，他喜欢这样的学生，但却会在心里更加偏爱那些聪明活泼的学生。例如“盼盼”、夏超就深受何老师喜爱。另一方面，我们是留级生，属于非“嫡系”。人总是对自己的第一次有非常深的感情，初恋情人总会给自己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第一次工作的地方总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何老师对他的第一批学生自然也比我们亲近。记得有一次和老师到我家附近家访，到了好多家，但我从来没听到何老师对我提到这次家访。当然，这很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从来没有对此有过抱怨，发自内心地喜欢和感激何老师，不像王传胜一样对老师颇有怨言，还在一些小事上记恨老师。

（九）

这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有十几厘米厚吧。北方的朋友听了一定会说：切，十几厘米叫什么大雪！殊不知我们地处云贵高原，处于温带，我们的省会昆明就有“春城”的美誉，我们地方一年难得下一次雪，大多时候只是象征性地飘一点点，比最节俭的家庭主妇不小心洒下的盐都少。

何老师专门给了我们一节课让我们在河滩上打雪仗，这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雪仗。我们在河滩上相互追逐，打得不亦乐乎。当然，精彩的已经是男女生之间的部分了。“盼盼”最惨，被很多人追打，只剩下逃跑的份，偏偏她逃跑的的能力和她学习的能力相差甚远，被打得很狼狈。我也一点不知道怜香惜玉，朝她脸上砸了很多雪球。我们玩了很长时间，衣服、裤子、鞋子上很多地方都湿了。鉴于下一节课上课铃声已响，我们赶忙到宿舍换衣服。但化学老师已在教室门口守候多时。看到化学老师比雪球还冰冷的脸，我们存在的侥幸心理比雪球化的还快。化学老师毫不体谅我们兴奋的心情，让我们在走廊里站成一排，朝我们小腿上做踢腿运动。我很有耐心地等到老师踢到第三下，冰冷的空气也无法再阻止我的怒火。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愤然转身走进教室，老子不奉陪了！迟到一小会儿，至于吗！

我们化学老师个子很高，神态动作之间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点点女气，被某位观察仔细的同学看到了，为他起了个“大姑娘”的外号，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他最拿手的对付学生的方法是“在伤口上撒糖”。我虽然很听话，但如果我觉得老师做的不对，我也会在当时就跟老师翻脸，我不止一次在被化学老师“狠批”之后把愤怒展现给他看——摆出张臭脸。甚至会把愤怒付诸实践，没等老师批评好就拂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化学老师马上就会把我们叫到一边好言相劝，这次他也是这么干的，把我叫出教室，说了一堆是为了我好之类的话，我很快就原谅他了。因为这一特点，他成了一位受我们尊敬的老师。

那时我们采取预教书费的方式，我一直对此念念不忘，认为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这不仅因为它能有效避免因学生流失、留级等原因造成的有书无人付钱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有机会到城里一游。初三下学期何老师一结算，发现我们每人预交的书费还剩几十元，便建议如果愿意的学生可以用这点钱一起到城里玩一天。

我、王传胜、王维佳一商量，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便一致同意参加。到后来总共有十几十位同学参加，都是班上的积极分子，老师的得意门生。

我之前总共进过三次城，第一次是治病，第二次是治病，第三次是配眼镜。我们的生活很单调，就连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老师都不辞辛苦在学校为我们补课，我们很少有机会进城，更何况是和我们喜欢的老师和同学。我们很珍惜这次何老师组织的意在让我们开阔一下眼界的城里一日游。

到了周末，我们兴高采烈的出发了。早上出发，中午到城里，很小的县城在我们眼里成了眼花缭乱的大观园，而我们不自觉的像刘姥姥一样东张西望。吃饭时也很有意思，我们以前进饭馆吃米线就已经是难得的享受了，这菜的味道不记得了，但菜的数量印象深刻，一盘又一盘。然后去爬小县城里唯一有名的景点——东山。在老师的照相机里留下我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脸。

我很难确定何老师对其他同学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在经历了以后的很多老师之后，还会记得我们的何老师吗？也许，老师有一天也会和其他老师一样冷漠，对教育制度妥协，只会关注学生的考试分数。但我对何老师对我们进行的很多探索性的教学心怀感激，大概因为我也是老师，更能体会到何老师在应试教育之下所做的努力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一直在像何老师一样平等的对待每一位学生，在自己有限的能力之下尽量启发学生，试图给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这是我以后的奋斗方向。但愿我这微不足道的感激之情能给何老师一点点安慰。

（十）

到报志愿了，何老师建议我报一所好一点的中专，中专虽然因为不能圆了大家“铁饭碗”的美梦，很快被大家遗弃，不过遗温还在，是不想上大学而又无法考上唯一还有“铁饭碗”保障的中师的学生的首选，取分线在高中以上。这是比较务实的想法，中师已经成了唯一的“香饽饽”，全镇大概就是十个名额，我显然没那实力，除非周公在我的睡梦中向我透露考试题目。我爸爸之所以坚决要我报考中师，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他要我挣得“铁饭碗”的目标不容动摇，考不上就去读高中，再择机实现目标。

我呢，丝毫不为我的未来担心，一直以来，那好象是我爸爸的事，他甚至从来就没问过我的看法。我也不用成绩担心，那好像是老师的事，他们已经替我们考虑得万分周全，如果有可能制造一种能让我们考试的高分的药，他们一定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辞。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他们的要求，该干嘛干嘛！

马上就要考试了，老师们逐渐放松了对我们的要求，到考试前半个月，甚至都看不见老师的踪迹了，只有何老师偶尔到教室维持一下纪律。这倒不是老师们松懈了，在他们如果写成书肯定会让一个小型的书店相形见绌的丰富的教学经验里，考试前的休息会使大家发挥得更好。我们也抓紧时间做一些毕业生常做的事情­——照相，我发现土豆汤果然了得，照片上那个吕靖的人，除了表情稍显木讷、衣着较为土气外，竟然也是一个有些英气的少年了！

终于考试了，我很沉着，因为休息好的缘故，我感觉我对老师们塞在我们脑袋里的东西就像对口袋里有多少钱一样清晰。考试结束，老师组织一个毕业晚会，顺便对一下答案。这是老师的说法，实际情况是对一下答案，顺便组织一个毕业晚会。我很遗憾的是数学，有一选择题我费了好大劲才算出来，一高兴就忘了还要除以二，四分就没了。我们全班还几个要好的朋友一组，商定几年以后在哪见面。几年以后我没有去赴约，也不知道有几位同学去了，我们还处在一个喜欢承诺但却不知道实现承诺的年龄。

等待成绩的日子很轻松，不用上课也没有作业，每天吃着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看着很少有机会看的电视节目，还可以憧憬一下美好的未来。

成绩出来了，和预计的差不多，没有更差，只是比预想的稍微好一点点，考了个全班第三。即使教育局采取与往年不同的录取方式，改每乡镇固定名额为全市统一按分数线录取的方式，这对我们镇来说是福音，政府的关怀、老师的努力、家长的支持使我们镇的教学成绩在全市一直名列前茅。但就是这样，我离中师录取分数线还差六分。这让我老爸扼腕叹息，就差那么一点点，“铁饭碗”就到手了！

我不知道我相不相信命运，常常听到有很多人豪迈的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人很鄙视相信命运的人，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为了避免被他们鄙视的危险，我抛弃了怀疑态度，坚定的站在他们一边。但我相信运气，我爸爸运气就十分好，我的运气呢？不知道！

按照常理，我应该和中师失之交臂才对，我老爸也承认了既定事实。只是没过多少天就有人通知我去面试，说有一位老教师翻看我们的资料，知道我是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政策可以加十分，真奇怪之前怎么没人认真注意到。我的分数又阴错阳差的比中师录取分数线高了四分。我老爸当时肯定很想唱：“社会主义好啊共产党好！”如果他擅长唱歌的话。

体检和面试基本就是走走过场，惊险场面都过去了。因为两次绝好的运气：一次是教育局唯一一次改变录取方式；另一次是由一位好心的老教师发现一直有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我几乎没有什么悬念的被市里的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

我并不是很确定我当时有遗憾的感觉，只是我以前想过以后以后要到很远的地方、很大的城市去读书，然后到城里生活。现在要读的学校这么近，而且毕业后还要回来工作，这与我当初的设想不同，但父亲似乎从来就没听过我的梦想，甚至连听的打算都没有。我当时也没想很多，就连“我能怎么做呢？”这样的想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会想的问题。

（后记）

到现在我也不知如何评价我中学时代，它就像一个恶魔，剥夺了我的梦想，使我都不具备梦想的能力。但我不知道错在哪儿？老师们有错吗？他们只是遵照政府的要求和家长的希望，他们也并不想如此忘我的工作。家长有错吗？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希望子女能有一个好的前途，而在他们看来好的前途就是有“铁饭碗”的保障。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已经远去，经过时间的筛选和积淀，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这些记忆的碎片。它们有苦涩、单调，但更多的是美好。回放这些碎片的时候，常常是在睡觉后而还没有入睡前的那段时间，那时候我的脸上在黑暗中带着微笑。

只是在入睡后我常常在做一个梦：那个梦里的童年是完整、丰富和快乐的。梦里面我是主角，我主导我的生命轨迹。梦里面有很多图书、丰富的课外活动和许多课外时间。但却没有没完没了的课程和课外作业，我们头上没有分数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在梦醒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多么希望这个梦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