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运河边

清明节前，住在北京的伯父说要回来给祖父祖母扫墓。因为身体原因，伯父已经二十年没回老家了。父母随我从老家搬到县城，一晃也八年了。

我的老家在运河岸边的一个村子，家里的院子和老屋紧邻河岸，我是吃运河水长大的。运河是华北平原上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它发源于燕山山脉，不知流淌了多少年。我对村庄的历史没有探询过，听父辈说，我们的先人是乾隆年间从南方迁徙过来的。

曾祖辈的时候，家里有人得了功名，扩宅造屋，老屋是那时留下来的。它历尽沧桑，身上刻着岁月的班驳的痕迹。老屋的门上留着日本鬼子扫荡时砸的枪印；屋顶里留着国民党抢劫时放的枪弹；老墙上留着“文革”时写下的褪了色的标语……

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祖父和伯父创业的故事，在我心里，祖父和伯父都是很了不起的令我们爱戴的人。

过去，祖父是村里公认的“发明家”。年轻时只身闯东北，办工厂，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才干开创了很大的事业，但不久因战乱不得不弃厂逃回乡里。解放后，祖父在“劳动改造”期间，在社办厂研制过织席机、插秧机，七七年戴着“富农分子”的帽子去世了。

伯父十三岁随祖父去北京当徒工，他年少志高，非常渴望读书。去京的路上，途径通州有名的学堂——潞和中学，伯父依依不舍，不肯离去，祖父对他说：“走吧，好好干，行行出状元”。伯父从高小文化学起，苦学不辍，奋斗十几年，后来成了北京最大的剪刀厂工程师，二十年间技术革新六十多项。八五年因劳累过度他身患重病，后来他倾注全部心血的企业因为经营问题停产了。

老屋的门上写着这样的家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资富能训，唯以永年……”我曾问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说：“好好读书吧！”父亲是“读过书”的农民，他在生产队里是很能干的，但那时的岁月是清苦的。

生产队的钟声每天在运河边响起，父母下地劳动，没有功夫照料我们姐妹三个，姐姐和我是拴在窗棂上长起来的。

父母辛苦一年，除了挣点口粮，年终无额外收入，因工分不足，还常常要往外找钱。一年难得吃上一顿细粮，只有到过年生产队杀猪时才能分点肉吃。我小时候没吃过橘子，为了能早吃上一个熟的西红柿，曾把院子里架上稍红一点的摘下来，捂在柜仓里，熟了以后偷偷拿着坐在河边去吃。

逢年节，为能得到一挂鞭炮，我早早地在村头等着母亲赶集回来，看到母亲的影子，老远跑过去，扒着笼筐，找自己心爱的东西，那是母亲用亲手编制的苇皮锅盖换钱买来的。

清苦岁月里，在读书之余，常常站在门口的河岸上，向北眺望晴空下的远山，碧蓝的天边飘着各式各样的白云，百里外，燕山山脉的轮廓清晰可见。春天，小草钻出地面的时候，顺着岸坡寻找发芽的小桃树，小心翼翼地把她栽回家里。夏末秋初，河水涨满，水流湍急，黄昏，站在河岸上看天边绚丽的彩霞，晚风吹着对岸远处的芦苇荡，传来群鸟的叫声……

那时有过多少梦想和憧憬啊！

我十三岁那年，运河边发生了大事，生产队的钟声不响了，家里分了责任田。那一年父母好高兴啊，铆足进劲干啊，家里终于有了余粮。各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平时能吃上细粮了。有本事的人还办起了厂子，做起了生意，村里有人先富起来了。八五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和老叔做生意挣了一笔不小的收入。那年春节，老屋里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气，全家忙着过一个丰盛的节日。父亲和我把自编的春联贴在老屋的门框上，春联写到：农家院小天开阔春风报喜幸福长

九二年父母随我来到县城，老屋给老叔改作了厂房。老叔是父亲兄弟三个中祖父最疼爱的一个，年青时因参加抗美援朝伤残了一条腿。八七年老叔在家办起了塑料加工厂，五年间家产发展到六七十万元。九二年利用老屋添置设备，扩大生产，父亲说，老叔现在已成了百万富翁了。

清明节头天，伯父和北京的两个哥哥开车过来了，老叔和堂弟开着家里的车到城里来接我们。在县城的家里，炽热的亲情使老兄弟三个眼里闪着泪光，我们四兄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北京的大哥现在在北京亚洲一家合资公司任部门经理，二哥自己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专买店，他们两个小时候都在老家住过一段时间，哥俩都几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显得特别高兴。

吃过午饭，下午我们驱车赶回老家去。

路上下起了蒙蒙细雨，半路穿过京沈高速路桥，老叔说：“高速路就从咱们村东头过。”伯父感叹着家乡的变化，询问着村子里的事情。伯父对我说：“你爷爷要是赶上现在这个时候就好了。”听着伯父的话，我注视着窗外的雨丝，注视着远处运河朦胧的影子，想起雨中的老屋，想起运河脚下安息的祖父祖母。

是啊，运河水流走了岁月，老屋唱着无声的歌。敬爱的祖父，您是否还在岸边驻足，您是否看到了后人们生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