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七十载
作者写作了自己走过的艰辛之路,并且在文中也对自己的家人和那时的社会环境做了书写。拜读,问好作者。
第一章童年家境
滕新言是我父亲,1943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乌云镇旧城村。父亲早年是商人,在乌云镇旧城村开了一家商铺,店铺叫秀吉号。店面虽小,经营种类齐全,主要经营日用百货、五金建材等商品,也收购农副产品。尽管当时社会比较动荡,生意难做,经常受到中俄两国地痞和胡子的骚扰,但父亲经商诚实守信,谨慎做事;母亲勤劳贤惠,协助打理,商店被经营的井井有条,在当时闻名于十里八乡。
家里虽然没有土地,但通过父亲细心经营的商店,收入相当可观,比起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要高的多,甚至超过了地主家庭。因此,在48年土改时,当地贫农协会执行政策上偏左,我家被划到地主成分里。49年初,在纠偏运动时,我家一些被没收的财产部分退回,其中包括一栋临街的商铺房,但地主成分没有得到纠正,其原因是大部分财产已经分给老百姓使用,无法返还,必须把所有被没收的财产归还后才能去除地主成分。当时父母没有认识到成分的重要性,也就没有坚持追究此事。后来,随着阶级斗争论的不断升级,最后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来越重视家庭成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求学、婚姻、工作诸多方面受到了很大影响,这种被歧视的感受是正常人无法体会到的。
记得我哥哥在学校里勤奋好学,一直是优等生,曾两次报考黑河地区唯一的一所中学——黑河中学,都达到了入取分数线,却因家庭出身没有被录取。我的表弟王庆武,因怕自己“富农家庭成份”影响升学,报了中农成分被公社中学录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查出瞒报家庭成分后,在全校大会中受到了多次批斗。有一次,王庆武的父亲也被红卫兵绑到现场进行陪斗。年少的表弟,心灵遭受严重打击,以至于精神崩溃,时常做出怪异举动,后来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精神病。在落实政策时政府拿出一部分钱给他治病,经多方求医,病情太重根本无法治愈,直到现在(六十三岁),生活仍然不能自理。每次回到故乡(乌云镇)的时候,看见已经疯疯癫癫的表弟,真的不敢相信是他——曾经聪明活泼、上进好学的孩子,变成了这个样?看见他,我眼在流泪,心在流血,究竟是什么毁掉了他的一生?
我在农村的弟弟,不但精通木工、瓦工,农活也是一把好手,而且身体强壮结实,人又仪表堂堂,有好多好姑娘愿意和他处朋友。但那些女方的家长怕嫁给这样的家庭,将来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受到社会的歧视。如果当时把自己的孩子嫁给地主家庭,那简直就是把她推进了火坑,所有人都对此事避而不及。在那个年代,近三十岁未婚的人属于大龄青年。有个姑娘慧眼识珠,在她得到了家庭认可的情况下,嫁给了我弟弟。文化大革命后,成分论取消了,夫妇走出农村,进入了广州国营单位。如今他们夫妻俩在广州已经从单位双双退休,子女也都事业有成,享受着天伦之乐。在我看来,姑娘当初的选择是多么正确,文革只是历史中的一个拐角,转过来就有柳暗花明的喜悦!
哥哥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小学毕业后,即回家务农。在此期间,好强的他不甘堕落,自学珠算和农业技术。后来村里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哥哥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他的一技之长终于派上了用场。好景不常,几年之后文革开始,阶级斗争的形势日趋严重,因家庭出身问题,会计这份工作被免职了。免职以后,在生产队里自学木匠,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为能工巧匠。在这个基础上,1972年他举家搬迁到黑河地区瑷珲县,在郊区的幸福公社里落户。成分论取消后(79年),他被抽调到社办企业建筑工程队担任队长,在职期间,他不断专研建筑方面的技术,攻克一些专业技术上的难题,获得丰富经验,使工程队伍力量不断壮大,给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乡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看到了商机,辞退了乡镇企业的工程队长职务,自己承包建筑工程,并经营和富建材商店,规模不断扩大,因业务发展需要,创办了一家涂料加工厂。他们的经营理念就是重质量,讲信誉,获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曾被黑河有关单位评为黑河市名牌产品,市工商局授予“重质量,讲信誉,群众信得过”奖牌,95市政府授予黑河市优秀企业称号。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增加了保温材料苯板、钢构、彩钢瓦的项目,并引进国内先进设备和技术,产品经黑河市技术监督局检测认定,均为优质产品。目前正在研发节能、环保、保温的建筑新材料、新工艺(该材料建房工期短、造价低廉、施工方便,是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首选)。昔日的小商店,今日已经发展到了黑河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和富建筑材料公司。最近,该公司正在建筑新厂区,占地是老厂区的两倍,厂房高大明亮,机械设备先进,其中有很多产品销往俄罗斯。
当我站在这宏伟宽广的厂区里,顿时感慨万千。虽然我们兄弟一无学历,二无职称,但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遇,经过不懈的艰苦奋斗,才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成就,真是不容易啊。
第二章少年磨砺
从我兄弟们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到我童年时的影子。1959年秋,我考上了逊克县中学。那时粮食供给低标准,所以没去学校报到,与中学教育擦肩而过,这个错误的决定,令我遗憾终生。以致于后来几十年里,经常做梦都梦见坐在教室里上课,那种对学校的向往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生活还得继续,于是我去了生产队干活。
在生产队干了半年以后,大队多种经营队里面烘炉缺人手,我被抽调到烘炉当学徒,主要工作一开始是扫地、打水、拉风匣。由于年龄小,力气不足,那时候只能打打旁槌。上班要比别人早去,下班要比别人晚走,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很珍惜这次学习手艺的机会。当师傅们在休息的时候,我利用这个时间抓紧练习基本功。三个月后,已经能熟练打马掌钉、挂马掌,也能干些比较简单的铁匠活。烘炉隔壁就是木匠房,我耳濡目染,从那里学到了很多木匠活的技术。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在以后的工作中,为我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我们村儿地处黑龙江畔,与苏联隔江相望。20年代,苏联走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大量的农业机械流入沿江各地。例如:马拉的单轮单铧犁、双轮单铧犁、双轮双铧犁、六行播种机、十行播种机,马拉摇臂收割机、割草机,马拉自割自捆收割机,俄语称其沙马丫子,八匹马拉的小麦脱谷机,手摇小麦选种机,这些农业机械要比国内农业机械技术上先进半个世纪,经常要到我们烘炉去检修保养。我们对机械了解甚少,很多技术都坐下来共同研究探讨,这引起了我对机械的极大兴趣,并刻苦专研,逐步掌握了修理技术。那时年纪小,各生产队的操作手都不相信我能维修。队长说:“这活他会做。”这句话让我信心倍增,所有的机械我都尽心尽力修理,机械在操作手使用当中,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一年以后,国产拖拉机开进我们的公社,各村推荐培养拖拉机手,我很期待着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却因为家庭成份问题,没有选上,这令我非常遗憾。
62年我为了改变命运,离开了家乡,到哈尔滨、佳木斯、鹤岗等城市寻找自己的谋生之路,期间打过短工,包过零活,倒过大米,卖过瓜子,风餐露宿,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尽管两年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吃过不少苦,挨过不少累,但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让我受益终身。
64年回到了家乡,父母催我完成终身大事。我与她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经媒妁之言,我们的婚姻关系基本确立。但遭到了她在大队当支书的叔叔和当乡长的姨夫的坚决反对,他们害怕阶级混线。她没有接受这两位长辈的规劝,趁着两位长辈去县里开四级干部会议的时候,我们俩在大队开了介绍信,到乡里民政领了结婚证,等到他们回来,木已成舟。他们埋怨经办人,“怎么给他们俩登记了呢?”乡文书说:“婚姻法也没有规定地主子女不给结婚登记啊!”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爆发了文革,乡长犯了路线的错误,被批斗为靠边站;村支书被打成了苏修特务,关押起来,强迫劳动,大会小会批斗。他的父亲因此事急火攻心,重病不起,病危的时候也没有见父亲一眼。文革后,他们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在遭遇了几年二等公民待遇以后,才明白我真的是无辜的,这次的经历使我们的关系后来变得比亲戚还亲。1964年农历四月二十,我们举行了婚礼,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后来,农民分了自留地,可以养猪养鸡,下江打渔,剩余的产品还可以到自由市场上交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过了几年的好日子。1966年秋,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是“打倒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封、资、修牛鬼蛇神”。因此,我们家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父母经常被挂大牌儿,带高帽儿,进行游街批斗。父亲年事以高,又是商人出身胆小怕事,在一次批斗中吓晕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出殡的时候,往日的亲朋好友几乎没有到场,唯恐阶级混线受牵连,只有表哥表弟及运灵车老板王永明、邻居张庆木、陶启坤,与我们兄弟共八人,抬起一千多斤重的棺材,装上了马车,送往公墓下葬。通过这件事,我感受到了人间冷暖,我特别感激这两位邻居和车老板,每当回到老家探亲的时候,首先都去看望他们。
不久,我爱人被工作队叫去谈话,如果她要站在革命群众队伍中,必须和我划清界限,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婚。但是她拒绝了革命,义无反顾地相夫教子,与我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我们相濡以沫,幸福到老。
第三章“帽子”的烦恼
1969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小队里也接收了三十多位上海知青。邻居庆木家就住了五个男青年,一天傍晚,其中一人在挥臂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反动派”。我当时感到很无奈,后来他们经常找我维修农用工具,彼此互相加深了解,他们对我改变了看法,根本不是书上描写周扒皮半夜鸡叫的地主形象。青年的到来需要建很多的宿舍和食堂,又赶上中苏关系紧张,上级号召在离江边一百多里地的小兴安岭深处中,建立备战房,每户一栋,我队大约建设四十多栋。强壮劳力都被调往山区,致使农田没有得到及时管理,造成粮食减产。秋天分配时,每个劳动日值才合到两角四分钱。我的收入不断下降,人口不断增加,到了71年我家已经有五个孩子,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为了维持生活,养家糊口,我们不得不找一个能够填饱肚子的地方落脚。72年春节后,凭着我的木匠、铁匠手艺,举家搬迁到平阳河口村,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安顿下来。除了工作外,我早晚都去江边打渔,去了自己吃的以外,剩余部分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出售。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还可以上山采木耳、蘑菇、榛子等山货,贴补家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时的生产队,是出工划一道,干多干少都一样,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好的调动起来社员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样的制度需要改变。于是,每天下班后,我在不断地思索,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在一线生产上应该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畜牧业和副业方面按效益计酬;大小队干部按成绩定分,有突出贡献的应给予一定的奖励。经过几个月的研究探讨,终于写成了文字材料,73年10月初,寄给了周总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回信。又寄了第二封,但始终杳无音讯,大概信被截留了。我准备亲自到北京把材料送到国务院,途经哈尔滨到我姐家,我把材料拿给我姐夫看,他说:“总理日理万机,你提出来仅仅是农村小事,我看你没必要去。”我信心不足,也就回家了。
第四章江畔的曙光
由于平阳河口村水质不好,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1975年正月十五,只身来到黑河,准备在瑷珲县落户。经过我哥哥托同乡(乌云)帮忙,凭我的铁匠手艺,落户在幸福乡新生活三队。半个月的试用期,生产队长认为我铁匠活木匠活做得很不错,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决定把家搬过来。5月1日开江后,我回家整理了一下行装,乘龙客17号,从平阳河口搬到了黑河。20年后,黑河日报记者在采访中问我当时都带了多少家产,我告诉他带了1、2、3、4、5。1张桌子;2个箱子;3床被子;4个凳子;5个孩子。顿时让记者开怀大笑。家搬来不久,生产队很快给我批了房号,在哥哥、弟弟及亲友们的帮助下,很快就盖起一所草筏子砌墙的泥土房,家总算安顿下来了。仅仅一年的好时光,因家庭出身是地主,乡里不给落户口,并通知生产队不让我到队里上班。停滞了三个月后经哥哥朋友帮忙,又以铁匠的身份落到东四嘉子村,继续做铁匠木匠活,在农忙时也跟着下地干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76年。十月份的一天,下班后我在家抹墙,邻居上海知青大吕,悄悄的告诉我,江青被逮捕。很快生产队开会传达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复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展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的户口本上家庭出身一栏,印了多少年的地主字样终于被抹掉了,也结束了我被错划成分而去上访的心酸之路。我们这些所谓“可教育好的子女”奔走相告,有的人甚至挥臂高呼:“邓小平万岁!”我激动万分地说,“他老人家给了我们第二次政治生命啊!”他的恩比山高,比海深,永世难忘。
第五章创业的艰辛
这一年,生产队还处于大帮哄阶段,年终结算劳动日值才一块零八分,属于很低的水平。第二年,公社领导推荐,经社员大会选举,我当选为生产队长。我制定了劳动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生产质量监督制度、计件包工制度。
我意识到了想要把生产队搞好,就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各项农活中始终在前面领着干。我严格执行各项制度,上工时迟到一分钟就得回家,农忙时迟到扣工分。有的社员当面质问我,“你想把我们社员训练成军队吗?”我说,“如果你秋天想多分钱,必须这么干。”在队里开销上,两块钱以上都由我亲自批准,大大压缩了成本支出。我通过实践印证了经济学的这个道理:企业要发展,就得降低成本,提高产值。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丰收已成定局。社员们劳动热情非常高,男社员上满勤,女社员上一天休一天,大田秋收季节时,收黄豆定额每亩十分,超出一亩后每亩记十分另加一块钱,而且提供免费午餐,往年收获期要十几天,这一年五天就全部收完了。秋收结算时,生产队还上陈欠贷款两万六千元,总工分比上年增加了十多万(每天劳动日值十分两元钱)。在全部分配后,留够下一年生产资料费的前提下,账面节余还有三万多元。年终我被评为全乡模范队长,拿到了五百元的奖金,我心想,从前给周总理提出的那些想法通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工作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市里幸福乡农场请我去当生产厂长。于是我从东四嘉子村搬到了黑河市里。1984年,全县推行了联产承包制,分产到户,允许农民进城创业。我辞掉了厂长的职位,去信用社贷款4000元,买了台旧推土机,聘请一位师傅,加上我们爷俩共三人,给飞机场推跑道。经过一年的辛苦,去掉当年的投入,净剩一万多元。这是我经商淘到的第一桶金,当年就成了万元户,心里特别兴奋。我尝到了土地之外挣钱的滋味。
1986年8月16日,我又承包了北黑铁路线上的一座铁路桥—北窝桥,8月20日,我率领58个民工,带着租用的搅拌机、发电机组、两台推土机、一台55大胶轮,进入工地,在甲方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指导下,破土动工。工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地质条件太差,6米以下的土质是火山灰沉积土(流沙土),施工相当艰难,工程师临时采取措施:板桩加密、内外加固,工程才得以进行。
我把工人分成三组,每组一个组长,干四个小时,休息8个小时,轮班交替作业,肩挑人抬,人工取土。我与工人协议,如五天内把这个基坑(河底的基坑)全部挖完,每人奖金五十,组长外加一百五十元,那时技工每天才挣十元钱。经过四天五夜的奋战,工程如期完成,我兑现了承诺。通过这件事,工人对我更加信任了。86年12月末,历经四个月的工程全部完工,经验收达到建筑质量标准。虽然我们全家四口人吃了很多苦,但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建这座桥时,附近农场有个小油坊,施工时我经常去那里打油,慢慢和油坊主人熟悉了,了解到油坊效益不错,而且投资少,见效快。于是,桥梁完工后,我也决定回黑河开个油坊,从那时起我便走上了榨油这条致富路,直到发展成为后来的榨油机械制造厂。
87年春天,我开始建厂房,买了三台180液压榨油机及配套设备,经过一个月反复摸索试验,终于达到了出油标准,黑河市第一家个体油坊—西兴油坊成立了。
那一年正赶上粮食机械油厂下马,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浸油厂,人们对这种浸油还不接受。所以,我小油厂生产的压榨油,特别畅销,几乎24小时有22个小时人们在排队,有的还要找熟人才能买到。那时候全家人真的很苦很累,但看到生意红火,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一冬天下来,收入将近三万。88年我又从银行贷款3万,建成了380平米的厂房,100平米的仓库,35平米的车库,又新进了7台榨油机,安上了国电,所有设备都是电动操作,装上了电话,起了一个响亮至今的厂名—北海油厂。
这一年,厂里共加工大豆100多万斤,效益颇丰,如期还清了银行贷款,被银行评为信用贷款户。我厂生产的豆油从91年连续四年被市质检所检定为一级大豆油。在生产淡季时,我经常走访全国各地榨油机械制造厂,开阔了眼界,聘请专家来我厂对设备进行研究改造,先进的设备给我厂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94年我又投资了14万元,从山东引进最新式的螺旋榨油机组,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新设备投产4个月,经常发生故障,经济效益很不理想。14万元不是个小数目,逼得我没有任何办法,于是我天天琢磨这套设备,发现了很多设计上的缺陷和不足,在这套设备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我从新设计出来一套新产品的方案,并在山东福山锅炉厂高级工程师曹玉国和锅检所高级工程师陈玉强的帮助下,于95年8月研制出高效、节能、油导热的两层蒸烘机。并以该机为轴心,组成由压胚、蒸炒、压榨、精炼四台单机组成的中小型成套榨油设备,该设备节煤省电便于操作。
95年,我在市工商局注册了北海榨油机械厂,96年11月22日,此设备由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证书。我厂对产品严把质量关,售后服务一直达到用户满意为止,获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并在黑龙江电视台、中国农民报、黑龙江日报、农村报、农垦报,大庆、齐、牡、佳、黑河等十几家报纸上做了广告,扩大了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拓宽了产品销路。曾一度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状况,有的客户甚至住在招待所等货。榨油设备还销往广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并已经出口到俄罗斯。
本人致富不忘国家,几年来对抗洪救灾、助学、修路、助残等慈善公益事业多有贡献。98年抗洪一次性现金捐款一万元。同时党和政府及社会也给予了我很高荣誉,93年我被爱辉区政府评为先进个体工商业者,94年我的油厂被市人民政府授予黑河市先进私营企业称号。95年榨油机械厂由黑河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私营企业称号;97年我企被黑河市科委授予科技型企业;98年被爱辉区授予民营科技型企业;2000年黑河市人事局授予我市乡土人才标兵称号,并当选为第三届黑河市乡企经济协会副会长,还被推选为爱辉区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委;98年被评为区优秀政协委员、黑河市政协第二届政协委员,第三届政协常委、第四届政协委员;并被评为2000年度黑河市优秀政协委员。
2003年5月,在黑河市工商局注册了100万,成立了北海种子有限公司,我聘请了黑河市原农科所已经离休的副所长研究员刘发为技术指导,并投入十多万元,购进筛选、精选、化验、质检等设备,并与锦河、红色边疆农场、西岗子镇、瑷珲镇、张地营子乡、马场乡等多家单位和个人,联合繁殖五千多亩大豆种子。经过田间精心管理,严把质量关,农民播种后,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效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企业进入了多元化的生产。
第六章走进新时代
2000年初,我意识到,我们以及省内各油厂的榨油机设备及配件,都需要到哈尔滨购买。于是我看到了商机,在哈尔滨南岗区先锋路,买了一栋建筑面积188平方米的门市房,开了一家榨油机配件商店—北海榨油机械设备商店。正赶上女儿在银行买断,到这里帮助经营,商店被打理的井然有序。经过我们走访多家榨油机械制造厂,进行了沟通订货,加深印象,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还开车到省内各县市农场、农村里做产品宣传,使农民对我们的榨油机设备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直接从厂家进货,减少中转环节,降低产品费用,而且保证质量,逐渐打开了市场销路。一年后,女儿返回家乡创业,商店交给儿子管理,为我日后进驻省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十年的努力,我们陆续收购了哈市两家比较知名的配件商店,客户倍增,成为省内最大的一家榨油机及配件销售商。
2007年六月,政府修路穿过我厂区,因此不得不动迁,为了以后企业扩大发展,决定搬往哈市。在哈市租用厂房半月后,机器安装调试完毕,进行生产。依靠哈市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08年我租的厂房被划为棚改区,又一次搬迁。在哈市郊区投资60万元买了210平方的厂房,安装了动力电、龙门吊、机床、卷板机、卷管机、三吨叉车,还建设170平方米的仓库,50平方米的办公室、25平方米的车库。08年5月份搬进了新厂区,顺利的进入了生产阶段,对老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增加了豆油脱色、脱臭、脱水的新设备,红红火火的事业,迎来了企业的新时代。
回忆过去,感慨万千,我的前半生虽然在同室操戈、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度过,但是一个人,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战胜困难的勇气,辨别是非的能力,能屈能伸的精神,在以后的生活旅途中,不断的磨炼,是金子总会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