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
我想整理一下，当日的案发经过。
2010年12月14日，上午7时15分左右，我被一声尖叫声喊醒。滚下床的我还以为尖叫源自街外，从没想过那种哀嚎会如此接近。我连鞋子也不及穿上，便推开房门向外。屋里走廊没有亮灯，仅靠我房门侧的一扇窗子提供亮光。母亲抱着头，指缝渗血的情景历历在目，她血流披脸向我这边走来，一边走一边哭泣，喊着，“儿啊！他打我，好痛，儿啊！好痛！”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冲上去抱着母亲，而是冲上去抓住父亲紧握铁棒的右手，顿时感到他手上的温度跟铁棒一样冰冷。
我将父亲推到大门上，喊着：“为什么？为什么打我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真狠啊！”他却异常平静地叫我：“报警吧！叫警察来把我抓走。”我觉得自己已制服父亲，回头却见母亲拿着毛巾临时弄成的绷带，包裹着受伤的额头，但血依旧不住淌出，直至染红整条毛巾。
到此刻我觉得受伤的母亲才是我该照料的，而我竟作下这决定，要是父亲那时候再拿起铁棒的话，哪怕当时倒下的就是自己。可是，放开父亲后的我，似乎相当放心他不会再发作似的，而他也没有夺门逃跑，就如作了一件小事，若无其事般回到房间，那件作案凶器，他也收藏起来了。
“母亲你感觉怎样？很痛？”我几乎是哭腔着说。
母亲没答复，显然被刚刚的冲击吓破了胆，我感到她双手在发颤，嘴角，脖子，还有她正要穿上班的衣服都沾了额头的血。
“报警吧！这趟不报不行了！”握着手机的手再次绷紧，999这三数字定要拨打的了。可是，这次叫警察来，父亲所犯的罪行就不会轻。我没想那么多，只是内心容不下这样的事情发生，满是气愤。
见母亲情况尚算稳定，也说自己非常清醒。我便放下母亲，跑到父亲的房间。却见他已换了一身出外的衣服，那件残旧的土黄色夹克，黑色西裤，铺着白尘起皱的棕色皮鞋。他见我进来，立刻站起，将梳妆台上的皮包递给我说：“里面有我的证件，还有几百块钱，拿着……”
“为什么？”我愤怒了，“到底为什么要下重手？难道你又复发了？”
“打死她，打死她！”父亲发出轻微的沉吟。
“你是不是没吃药了？肯定没吃足够药了吧？又听到什么声音啦？”我掏出手机，预先按进的三个数字迟迟未拨出，此刻终于按下拨打的按钮：“喂？这里是汝州街XX号，四楼前座！这里发生伤人案，我父亲打伤我母亲啊！”
“你先冷静点，我们会尽快派几个军装到你家处理。”接着就响起另一把声音，“是汝州街XX号，四楼前座吧？我们会派两辆白车到现场。”
挂线后，我的手依旧紧握着父亲手臂，生怕他下一秒就会逃脱或者，发难。
“我走后，这房子就归你……”父亲说起话来，冷静得叫人心寒。
大约过了两三刻钟，大门被敲响，一把声音从门外传进：“这里有人报警吗？”
我抓住父亲硬拉他出来，生怕他突然挣脱我逃走。打开大木门，三名穿着军装的警员手握着盾牌与警棒，站在门外警惕门内。母亲闻声出房，见这三个看上去不是很壮的警察已在屋里面四处搜查，这才安下心出来。
资料登记过后，父亲被警员拉到一旁问话，在这一刻，我发现父亲完全没有将要发狂的迹象。神色是铁一般的暗哑无光，就像脸上刻着你要抓要杀，息随尊便一般。我脑海里惊现这样的想法：莫非父亲这是故意做出来的戏？在之前几个月，他曾跟我表示想住进医院，我当时以为他是胡言乱语，哪有病人出院后要求住院的？难道家不比医院好？不过说真的，我们家境不怎么好，他本来是个不修边幅，不整理房间的人，房间究竟怎么乱法？正如警察搜查过后的第一反应就说：他房里面比垃圾房还要脏乱！
难道，为住进医院，就非要伤人，非要上演这血腥的戏了？他有想过付出代价有多大吗？有想过曾为他付出过心力的家人要怎样想？就不考虑，远在美国的家人亲戚，会怎样担忧伤心？
他患的是精神病，时常产生幻觉，也有耳鸣，他心中有多烦乱，确实要当事人才知道。他有时跟我说，旁边的房间有鬼，又常听到楼下有解放军或警察要追杀他。我对他的话总是一笑置之，跟他说，根本就没有警察，也没有解放军要害你。再说解放军跟警察都是保护市民的，又怎会追杀你呢？可他就像没听到一样，随即又跟我说，飞虎队来了，他们要把我抓走！
我满以为这样的话语，并没有太大影响，于是每天得过且过，并以为病况会逐渐改善。直到上星期有轻微迹象，那是他突然将一张原置于饭厅的办公椅推到母亲睡房附近，这也是母亲后来跟我说的，她隐约察觉父亲有点不对劲。可惜这一切先兆，我都留意到，却完全不知该如何防备……
母亲向警察下口供时描述，说她到厕所梳洗完毕，打算拿梳洗物品经走廊走回房间时，发觉父亲候在房门口。当然他拿着什么攻击性武器是看不清的，那时母亲为图方便，没有在大厅开灯照明的习惯。
“要是当时亮了饭厅灯的话，我还不至于被挨打！”母亲咬咬牙说。
父亲应该是无声无色隐藏了好一段时间吧？又或是受某些声音驱使，萌生伤人念头。于是乎，这场仿佛毫无先兆的血案就此发生。父亲待母亲经过后，一声不吭挥棒从后袭击，先中母亲额头，她下意识用拿瓦杯的手抵挡，可铁棒击碎瓦杯，那杯碎片先伤母亲手指，拉出二寸伤口后，再散落一地。
救护车载着父亲先行离开，我陪母亲乘搭另一辆。坐上救护车的一刻，我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尤其是母亲的冷静很让我惊讶。她平静坐在车上，额头跟手部扎着临时绷带，偶尔还看见渗出来的血迹斑斑。医护员问母亲要不要躺下休息？她是一口拒绝，坚持要坐到我身旁，还倒过来问我：“你怕不怕？”
“怕……怕！我更怕案件重演啊！”我说话时，声音也在颤抖。
或许母亲内心是惧怕非常吧？我不认为被袭击的人，会立刻从惊愕中恢复神志，甚至能冷静得反过来照顾身边人。要么，她就是意志异常坚强的人。
“是否要考虑，申请公屋了？我们搬走吧。”母亲平淡地说。
我明白的，其实早前便打算申请，却碍于我们母子没有血缘不能同住的关系，迟迟未去申请。谁会想到，申请房子一事，如今竟变得这样迫切？是始料不及啊！没法计算的事情接踵而至！我心里默念。
明爱医院的急症等候室，一早坐满来轮候看诊的人，我和母亲坐在一边，看着走马灯似的医院宣传片。才觉轮候的时间相当漫长难熬。我更发现，距离我们不远的位子上，坐着我父亲和一名警察，只见父亲双手上了铐，那条幼小的铁链就如有着金刚不坏之身，他这趟定要以犯人的身份住院，不再是病人了。他看见了我们，那悲哀的眼神里流露着百般无奈。我同情他，一心希望他的病得以康复，然后投身社会，自力更生，但为什么总叫我事与愿违呢？
医生为母亲缝线的时候，她还倔强地说自己的伤口很快就愈合的，不需要护理缝针，事实上是母亲害怕那缝针的痛楚吧？她面对这医生时的神态，竟活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完全扭曲了我以前对母亲那种高大而坚强的形象。人之常情吗？而我不是受害者，自然感受不了那种痛楚，但当我看到护士揭开那处伤口长达三寸，深得见肉的模糊情景，我侧目了，不忍再看下去，只暗暗握紧拳头，不住的酸痛涌现心头，为何我父亲患精神病，母亲也要遭受这样的不幸？而我，偏偏是我，恍如局外人般，只能远距离瞧着，亲人受的痛苦？
于是我拨打电话给母亲的姐姐，即是姨妈，电话里的对话我听不清，但奇迹地，当母亲挂线后，竟主动要求医生为她作缝线伤口护理。半小时后，她额头上贴上白色的胶布。我问她的伤口还那么痛不。她只说：“回家给我找一顶帽子吧！”
2011年初，真可用家门不幸来形容吧！新年前就听说移民美国的爷爷奶奶，近月贼趁没人在家时入屋盗窃，窃去不少财物，那边境况也让人担忧不已。身为孙子的我不能伴随左右，共渡难关，且说香港这边我也有点应付不来了，正值左右做人难的时间，我该怎样去面对？
幸好一个月前，母亲的伤势就康复了，如常上班，但受伤的手指依然未能活动自如，算是一个遗憾。父亲被法官判处在小榄医院接受六个月的康复治疗，而这一场风波也算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