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牌照的摩的

离家好长时间了，可是我并不想家，因为对于我来说，离开那个形同虚设的家，绝对是一种解脱，更何况我是在北京。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却使我不得不回家去，那就是非典。

老板很关心我，不但发了工资，而且还发了路费。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只是甩包袱。因为媒体说了，非常时期，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把自己的职工抛弃不管，否则要依法论处。好在我没病，所以也不计较这些，我想的只是借助这点东风，可以省下点路费，回家看一看我的“情人”。

“情人”一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在我的心中他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家。因为我的家在偏远的山沟里，所以，就当我们应该手挽着手走向婚礼的殿堂时，不幸被“好心”的父母拆散了。我们也只好就这么一家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两家的糊弄着。好在她的那位“白马王子”也并不是什么本分人，我们都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但是，当我把电话打回去后，不同的角色却给了我不同的回答；妻子说：“别回来了，带回病来怎么办？”我说：“我没病，有病我也不回去。”妻又说：“你就不会在中途染上吗？”我一阵默然，良久良久。

这时，“她”却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何时走。我告诉她：“我不回去了。”她问：“为什么？”我说：“怕带回病去。”她说：“不要怕，莫说国家抓得紧，就是不紧，那也不是刮大风，一下子就普及了。”我又是一阵默然，良久良久。好一阵，她才用近乎于命令似的口吻告诉我：“你必须回来。老驴老马奔家乡，更何况人，到时候我去接你。”听她那不容分辨的口吻，我犹豫了，我说：“若是我中途染病呢？”“那不可能。”她斩钉截铁，字字千钧：“如果那样，列车员呢？警察、部队呢？他们岂不都完了吗？”我又沉默了。最后她告诉我，如果实在怕传染的话，宁可骑自行车走，也决不能再在北京呆下去了。也许她怕我不听她的指挥吧，接着又给我规定了日期，并约定好某天某日到某个地方去接我。还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难道你连骑自行车回家都不行？不就是一千多里地嘛，忘记文革时的徒步串联吗？

她的话给我很大震动，也给我跟大勇气。同时也使我想起了文革串联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热恋的，因为那是我们是靠两只脚板走来的北京，那时还不到二十岁。

四月下旬，京城一片混乱，到处人心惶惶，因为小道消息说北京要戒严了。因此，一贯沉着的我，这时也有点紧张。但毕竟年龄大了，还是比较镇定。我半信半疑，为了一探究竟，我硬着头皮到车站看了看。“呵！”真是十里地没准信，到车站一看才知道，所谓戒严是根本没有的事。于是我想了想，买好票下午便乘车回家了。

实际上，家里的状况比我想象的糟多了：我满意为穷乡僻壤家里一定很安全，也很放松。可是经过一夜的颠簸，凌晨三点多，当我回到久别了的黑黝黝的山城小县时，却发现，这里的人们更紧张，也更无知。因为怕传染，连路边几个本来就不多的小饭店、小旅店也都关门了。因此莫说住宿，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相反，听到的和看到的却是交头接耳、指指画画：“北京后回来的，北京回来的。”

我心里一阵凄然。人啊，怎会是这样？是啊，曾几何时，当人们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时，都以一种羡慕的目光看着我。（其实，我只是千千万万个打工仔中的一个老打工仔）而今已听到北京俩字，竟象见到瘟疫一样，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更有甚者，据说一位不识字的老女人，连北京打来的电话都不敢接，生怕“非典”从电话线上传过来。

可是，和谁说呢？我只好忍着晚春的丝丝寒意，在一家饭店门口的台阶上铺了张报纸，勉强熬到天亮。然而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太阳的光辉给我带来的却并不是温暖。当我要打车回家时，往日里那些苍蝇兢血般的出租车司机，如今竟象出了家的比丘尼比丘僧一样，一个个摇头晃脑，再也不那么对金钱感兴趣了。而且你越是加码，他越是不肯。这不由使我想起了那句古老的谚语：庄稼佬生的怪，越贱越不买，越贵越不卖！但最使我感叹的还是这些人们的薄情和无知。

我突然想到了艾滋病人，想到了那则有名的公益广告：多一份关爱，让他们回到社会中去。也使我第一次体会到过去的麻风病人和今天的艾滋病患者他们为什么那么孤独，那么偏激。我不是艾滋病患者，也不是非典疑似病人，可我遭遇的确是与他们同样的不公正待遇。因此，我的心里更不平。我甚至想到，如果我真的得了非典，我非得象抱着炸弹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专往人群里冲，把他们一个个都炸死。

想象归想象，我不能不回到现实中来，我给家里挂了个电话，我说：“我回来了。”

妻很木然，好半天才说：“回来回来吧，我给你准备好了，在外边的闲房子里住几天，东西都准备好了，吃喝拉撒睡的一样不缺。”

我又是一阵沉默。不愧是妻子，想的真周到。可我并不高兴。我只想说：你没准备骨灰盒吧？不过我没说，因为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一方面怕万一染上非典，另方面也正好是我避免和他同房的最佳理由。然而，一样的话，先从她口里说出来，却使我觉得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似的难以接受。不是吗？别人怕我可以，作为和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老妻，她竟把我看成了瘟疫，我打内心里感到一阵酸楚。于是，伤心的本能，驱使我自觉不自觉的拨通了“情人”。我说：“我回来了。”她问：“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县城。”她问：“你怎么不回来？”我答：“没人敢拉我。”她说：“你等着，我去接你。”我又问：“你不怕吗？”她说：“怕什么？老天爷不灭大傻瓜，非典是不会传染我们这样人的。”

我一阵激动。虽然我知道这话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宽慰，但是，我却敢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任。是伟大的爱心所使然。这种话，平常谁都会说，可是，生死关头，恐怕没人敢去真实践。然而，她却做到了。还说什么呢？只能说金子和黄铜只能在烈火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鉴别，而她，正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又斗争起来。我在问自己，我的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虽然我基本可以肯定我没有被传染，可我毕竟来自于重灾区，一旦出了差，那我将就是一个千古罪人。虽然我不想因爱而害了我所钟爱的女人，可我又怎么也控制不了因妻给我带来的伤害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我想让妻看看，让世界上的人都看看，什么才是最伟大的爱。因此，我也就不得不在矛盾中焦躁不安地即盼着“情人”的出现，同时又怕她出现。

她到底还是出现了，还是我想像中的那样，文温尔雅，风姿绰约，没有一点褪色和残缺。只不过骑着一台没有牌照的摩的倒使她显得更加靓丽了。

我禁不住一阵激动，但是未形于色。我依然坐在原地一动没动，像个木雕泥塑的一样没有一点颜色和表情。在她距我还有五码远的地方阻止了她：“别往前来。”她一愣：“为什么？”我说：“你不怕吗？”“怕我怕你不给我打电话不行吗？”“我知道我没病。”“有病你能叫我吗？”我无言以对了，心里一阵翻腾。她停下车，走到我跟前。我更加激动了，热血上涌。不过我依然没动。这时，她却突然扑上来，搂着我的脖子猛地亲了一口，五十来岁的人了，怕别人看见，我的脸“蓦”地红了，四外撒目了一下，见没人，才嗔怪地说：“怎么啦，疯啦？”她笑了一下：“别以为我咋那么没脸，我只是让你知道我不怕你。”“倏”地一下，我的眼泪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