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鬼

那是农历壬申年的冬天，天气有点寒冷。车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上，欲雪欲雨的样子。好久没有回故乡了，只因叔伯大哥从乡间打来电话说，小镇上独居的母亲老毛病内风湿又发了，我便匆忙搭上车，不知母亲病情是否加重，心情感到有点焦虑与郁闷。

刚下车，就听到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从老街口传过来。便伸长脖子一望，远远的老街上头，人头攒动，缓缓地向新街口方向移动，当时，我有点纳闷，如果是娶媳妇嫁女，不见彩车、挑礼的担子，说是出殡，也未见花圈、挽匾和高高飘动的轴子。更未听见劝堂班的锣声和哀鸣的唢呐。随着腾腾的硝烟和人流缓缓而来。这时我身边已挤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一个个正在引颈张望，我随便地问了一个熟识的男人，好象是老街上住的杀猪佬，一时叫不出名字来。只见他笑了笑，很轻飘荡地丢来一句：“打锣剩消了。”象扔一张手纸一样。

“啊……”我张着大嘴，还想问一句，那杀猪佬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只因惦记着生病的老母，也无暇顾及便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当我走近家门口，见母亲正在街道旁摆弄着什么，弯着腰，手里拿着三柱香，地上摊放着一堆黄色的散火纸，一挂已剥开了的鞭炮放在窗台上。母亲一手抚着后颈部，一手搭在额上作檐状，正望着上街缓缓移来的人群，我叫了两声母亲，大约母亲未听见，等走到她的面前，母亲才发觉是我。估计见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

“啊，阿剩死了。”母亲叹道。

母亲见我并未回答，以为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剩，便似乎有点生气道：“那个阿剩，打锣剩你不记得了？”我却无所谓，一个打锣剩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家乡小镇，可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人物，我心里不屑地“哼”一声，死就死了呗。

上街的人流缓缓地向前越来越近.。街道两旁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炸响，香与火纸点燃起来，冉冉弥漫的青烟有点呛人。不一会儿脚夫们抬着一口黑色棺木，他们肩并肩，手搭着手，蹒跚一致整齐的脚步晃过来，母亲慌忙着又点香又烧纸，并喊我赶快帮忙把那炮子点燃，然后用悲戚的目光看送殡的人远去……

说起打锣剩，我依稀地记得，孩提时就是那个模样。癞光头，没有一根毛，左眼烧疤，眼睑向上外斜翻转着，红灿灿的。右眼是好的，但眉棱没有几根眉毛。特别在印堂中有个凸起的肉瘤，初看起来有点恐怖。要是在晚上突然碰面的话。不把个人吓得半死才怪。他常年穿着一套草绿色的军装，那是民政部门救济的。在冬天，也只穿一件褪了色的军棉袄（看起来是抗美援朝时的样式）好象他未扣上纽扣过。一条汗渍斑斑的大手巾拦腰围着，袖口也磨蹭得油光可鉴。绿色军裤下面配一双马口雨靴。靴子显得很旧了，变成淡黑色，没有半点光泽。脚趾上方贴着两个椭圆形的用板车轮内胎做的补丁。红红的醒然如同一双兔眼。春夏秋冬里，不管是晴天雨天，那双靴总是穿在他的脚上，很少见他换过。在我的眼里总是沾着那么多泥巴与油渍。当时，我们还懵懂，不知世事，街头巷尾碰见了他，一群调皮孩子们总是喜欢跟在他的屁股后，阿剩提着锣在前面走，孩子们总是在他后面喊。也不知是谁给阿剩编了两句顺口溜：

打锣剩啊！嘡也！

盐菜拌猪肠，嗳！

吃了几十碗也！

还要上街去买糖……！

老婆接到屋了

看守崽就脱壳也……

那打锣剩开始也懒得理我们，我们这群孩子就越发胆大，竟然悄悄地跟近他，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猛扯一下他的衣襟，然后转身就跑。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突然转身作赶状，并向我们呲牙咧嘴的，我们就像一群被赶的麻雀，一哄而散。胆小的只有远远的跟在后面，边跳边唱，看他不赶了，胆大的又便又象散了的鱼星儿拢向前去。他照旧吓几回，看不奏效，就追几步，追不上就气得直跺脚，便破口大骂起来：

“有娘生没娘教的……”再嘀咕两句便头也不回地照旧打他的锣去了。

父亲在世时，也偶尔讲些阿剩的身世。说阿剩是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日本鬼子捉扶子来到这里的。当时的阿剩大约九岁。日本撤走以后，阿剩就流落下来了。大家都觉得阿剩可怜。就有人关心地问他是哪里人？家住何方？有什么亲人？他的头摇得象货郎鼓。然后喃喃道，过了一座石桥就是我的家。我家门前有棵好大好大的树。别人再要刨根问底，他总是重复着这句，人们无法问清他的身世。

解放后，土改时期。我父亲当时是农会主席。根据政策，阿剩这样的人，也可管可不管的。但父亲想到自已也是一个孤儿出身。他的身世与其感同身受，父亲便去政府把阿剩作为一个贫雇农身份来争取。政府便分给他一间房子，以及一些日用品，阿剩就这样在小镇上落户下来了。

阿剩是不会耕田种地的。他只会干一些杂事。比如打打短工，放放牛、挑挑水。或者红白喜事中搬搬桌凳，跑跑腿、打打锣、催催客。人们总是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想到了阿剩。阿剩可是随叫随到的，从不推辞。如果是左邻右舍需要帮点忙的。一顿饭，一支烟，杯把酒就可以打发，而阿剩也从不计较。阿剩最受欢大家认可和苟同的，就是这个人做事有始有终。勤快又不偷，而且也不那么傻笨。比真正的帮工好吩咐，好衍得多。有时给块把钱或件吧旧衣就可以了。阿剩总是直点头喊谢。

而阿剩这一生最乐意、最快意、最得意的事，莫过于打锣的活。他打锣倒不是说是劝堂班的锣手，讲协调配合。也不像戏班打闹台的锣要讲究节奏板眼。他想么样把敲就么样敲，越大声越好。另加上他那破玻璃瓶子的声音，满街巷尾都听得见。那时候，开会召集或红白喜事通知，不像现在只要在电视台上一转播或用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而过去这个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阿剩头上了。特别是“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年月里，恰如老百姓戏谑地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三日两头要开群众会，这可把阿剩忙坏了。窜上窜下，从街头到巷尾，满耳是“嘡、嘡……”的锣声和着阿剩那破玻璃的嗓音。到处是阿剩幢幢幌幌的影子。今天听他喊到政府礼堂去开批斗大会。明天听他通知到街口集中举行游行。后天说到学校操场参与公捕反革命份子公审大会……只有打锣的时候，阿剩才有了不起的神采。他觉得这是一件无上荣耀的差事。有些人问他开啥会？他会陡然正色道：“你去了就不是知道了吗？”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好象他也是镇里的干部了。

阿剩闲的时候，或是打完了锣，也常常到我家来歇歇脚。有时碰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喝酒，就坐在父亲的对面不走，目光仅盯着桌上那两盘子小菜，一碟油炸花生米。那样子就像狗子看着主人手里的骨头。父亲高兴时，也叫阿剩过来喝两杯，阿剩也不推辞。心里是巴不得的。随溜进厨房里拿出筷子和酒盅，便放势吃起来。几杯酒下肚，就面如猪肝红了。说话也无遮掩。看得出是多贪了两杯。这时我们就问他：

“阿剩，你怎么叫阿剩？”

“呶，这得问你父亲，这名字是他给给取的。”阿剩说完用手背把油嘴一揩。

“找老婆没有？”好像是隔壁水叔凑过来问。

“没有，不过……”阿剩低头猛吮了一口酒，唧了唧嘴，

“上街口打豆腐的翠花娘说要帮我找一个。”

“什么样子呢？”这时母亲也上来插了句。

“翠花娘说这个人和我很般配，梅花脚，大辫子呢，问我几回中不中意？”阿剩那神情完全像个小孩，挺相信这是真的。

“哈哈”……

“呵呵”……

父亲刚到嘴里的酒抿不住了，一下子喷了出来，母亲笑得用手背直擦眼泪，旁人笑得像抽筋样子。我当时并未弄清大家笑什么，傻乎乎地也跟着笑了起来。

“那是一只草狗婆。”母亲忍着笑告诉阿剩。

然而，花娘的一个恶作剧，一下子把阿剩给弄懵了，大嘴啊成一个“O”型，定格半天说不出话来。看着大家笑得前仰后翻的，阿剩也觉得哭笑不得。那样子十分滑稽，也令人同情。

母亲便笑着数落花嫂起来，

“这个要死的，刀剁的，捉弄阿剩这样的人是得不到好死的……”

阿剩在人们的一片欢笑声中提着那面锣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两年，阿剩他可以说风光了一阵。在那乱糟糟的的日子里，街道几乎也是乱哄哄的。一会儿是红旗战斗队闹一阵，一会儿是钢总战斗队闹一阵，一会儿是红卫闯将呐喊一阵。我看见阿剩也特别活跃，街头巷尾，三天两日中耳闻目睹阿剩那打锣的身影和嗓音。此时，阿剩的装扮也变了。身着草绿军装，头戴一顶旧军帽。一枚红色圆圆硕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左胸前。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根军皮带，紧紧地扎在腰间。更可笑的是。两腿竟然打着绑带，脚上穿着一双麻草鞋。鞋尖上各有一朵红缨。象现代京剧里郭建光穿的。只见他提着锣，趾高气扬的。那打扮得不伦不类的，真有些滑稽。那阵子他可是出尽了风头。一阵子为红旗战斗队鸣锣开道，一阵子为钢总战斗队敲锣助威。阿剩从此也拗起来。胆大的就上前问阿剩几句，胆小的就把头伸出半掩的门战战兢兢的，提心吊胆地望着阿剩那雄赳赳气昂昂的背影远去。疑虑着又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

有次，父亲被串村游斗回家已是下午二点多了。那身影显得十分疲惫。母亲接过父亲递过来的尖筒帽和脖子上的牌子，轻轻地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母亲深知父亲半天没进一粒米饭。便赶忙舀了一碗粥给父亲。父亲正端着，没有想到，眨眼功夫竟来了一群造反派，约有二十来人。只晓得那为头的，因一脸的芝麻印，人们背着都叫他麻子老五。别看这个麻子老五，其貌不扬，他可是区革委会副主住。造反起家。心狠手毒是出了名的。三岁小孩只要一听说麻子老五的大名，哭着的马上就止住了。这狗日的，他一起家门就揪住我父亲的衣领往外拉，说是到政府礼堂去批斗。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母亲过来给麻子老五央道：

“老李刚批斗回，饭也没吃一口。你们就行个方便吧！古人也说得好，雷公也不打吃饭时。让他吃了再去吧？”

那麻子老五却不是好惹的，眼睛往上翻，冲着我母亲吼。

“吃你娘的稀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还让你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这是对主席老人家最大不忠不敬！”

父亲正要低头去喝一口，嘴还末到碗边，冷不防被麻子老五顺手夺去，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叭”地一声，碗便摔得粉碎。白花花的粥洒了一地。母亲便拚命与造反派们挣夺父亲，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只有急得嚎啕大哭。一齐上前去扯衣的扯衣，抱腿的抱腿，缠着麻子老五不放。那麻子老五一挥手，

“把这个当权派押走！”

这伙造反派一拥而上，推的推，拉的拉，怂的怂。横蛮地把我们掇开，硬生生的把我父亲给拖走了。到了政府礼堂，礼堂里已是人头黑压压的一片。墙壁上各种红、黄、绿的标语和大纸报贴得到处都是。只见台上站着一排当权派与保皇派。其中，有区委书记我的父亲，区长张宁，还有几个个保皇派。每个的头戴着一顶喇叭形的高筒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四方木牌，上面写着“打到XX当权派”的字样。父亲在最左边，一个个低头弯腰到了90度。大会开始，首先由造反派头子麻子老五主持并训话。未训话之前，首先要当权派们一齐向后转，向台后墙上正中悬挂着的毛主席像一齐下跪请罪。大约是父亲跪慢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造反小将拿着一根竹荆条，突然猛抽其小腿。并大声吼，你这个老家伙，还不老实，又抽几下。父亲背对着，根本没有防备，由于又饿又累，哪受得这般折腾，便扑倒在地。过了好会儿，父亲才免强地颤颤抖抖的跪起来。也不知是谁在人群里谁举臂高呼“打倒当权派，打倒李民筠”。整个会场一片呐喊。我那时小，只觉得耳朵尽是嗡嗡的。母亲的一遍哭喊声也被口号淹没。接着就一个个点名批斗，控诉这些当权派一连串的罪状。点到我父亲的时候，是个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在台上他控诉完了还不解气，又转身对着我低头的父一顿臭骂。骂了还不解恨，又脱下脚上的布鞋，朝着父亲的脸上一顿猛打。我透过泪眼看见父亲跪在那里任她抽打，满面沾着汗珠与龌龊的泥巴，没有一点血色了。我的父亲坚持不住了。摇摇欲倾的样子，正在这危难之时，只见一个黄色身影一窜上台去，手拿着锣棍，举得高高的，大声疾呼：

“让我来！让我来！……”

便朝父亲肩背上乱打。其实，大部分群众是清楚的，也看得出阿剩的锣棍举得高落却轻，像用鸡毛弹灰似的，嘴里却一个劲地喊，

“打！打！打给那些富农地主看，让他们笑，让他们乐，看共产党崽打共产党爷啊！”。

这下整个会场哑然了，那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被阿剩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惊呆了，那些造反派们也不知所措，你望我，我望你，那妇女本来脸上堆满怒容的，这时也不是笑也不是哭，只好悻悻下台来。经阿剩这么一闹，大部分群众心里也明白，那时，谁又敢站出来说什么呢？有的暗暗佩服阿剩胆子大，有的也巴不得这么一搅混。而造反派们对阿剩也没有办法。谁不知道阿剩是这么一个傻不傻、疯不疯、颠不颠的人。麻子老五心里明知阿剩装疯卖傻，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抓不住阿剩的把柄，一时不好发作，就当时而论，只好不了了之。斗完之后，那麻子老五又宣布游街，叫阿剩鸣锣开道。阿剩今天也不知吃了哪门子壮胆药，大声对麻子老五说：

“老子今天这趟锣不打了！”

那麻子老五一怔，怀凝自已的耳朵听错了，用吃人的眼光盯着阿剩。阿剩还是那句话，但调子比以前低了一点。这回麻子老五是实实在在地听清楚了，半晌没说话。只见他的麻脸上那堆横肉抽畜了几下，白眼儿往上一翻，从牙缝隙里挤出一句，

“你他妈的不想活了不，也想当保皇派？”

当时人们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都为阿剩拧着汗。今天阿剩也不知是哪根子经短了路，冷不防地把那锣和棍往台上一摔，只听到咣咣啷啷的一遍子响。惊得台下的人一个个往台前凑。只见阿剩作昂头挺胸状，正对着麻子五气咻咻地说：

“今天就是杀了老子也不给他们打锣了，我不愿与他们走在一起，惹得有人说我与他们是一路货色，要打就让他们自已打。”

麻子老五正想发作。但一细想，却得这个悻子说得也有一分在理，又想着这个打锣剩本来就不是个灵光的人，在这种场合上与这样的人斗狠，闹得不好还有失自已的威名。于是，只好就汤下面地表扬了这个打锣剩也有无产阶级利场等之类的话。实际上人们都明白，拿他没办法。只好自已搬楼梯自已下，草草收场。便命我父亲自已提锣自已敲。其实，阿剩是想撤这个台，故意这么做，只是想解李书记的一时之急，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也算给父亲解了大围。二来也戏啥这个狗日的麻子五，别提了阿剩心里有多快活。也给我们解了点恨，多多少少也给了我一些快慰。

阿剩虽说不灵光。看来也能分得清好歹。知恩图报。在那黑白颠倒的年月里，那是很难得的。他也曾逢人便说我父亲是他的大恩人了。平时青黄不接的时候，也给点接济，年春岁末来了，也叫过来吃点晕素混点油水。没有父亲没有他，也没有名和姓。也就没有了房子和衣物。在他只心里父亲是一个好大好的大菩萨。

从此以后，人们开始对阿剩刮木相看了。说他敢与麻子五斗，敢在太岁头动土，老虎头上拍苍蝇。聪明的人与笨拙的人有过之不及。也有的说他有情有义，李书记对他没有白疼他一场。街上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或是不多事的人也开始对他肃然起敬来。可阿剩还是阿剩。该去帮邻居挑水就去挑水。该去帮工还是得帮工。而在空佘的时候也经常到我家里来帮忙，劈柴、掏猪粪、锄苕草等一些零细的活。造反派根本不注意阿剩这种人。那时。我父亲天天要开会，要接受批斗。那时我们那时还小，兄弟姐妹一群的，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全落在我母亲身上。她还要在队生产队里挣工分，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有些事也就难为阿剩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全靠他帮忙了。母亲有时也感叹，阿剩虽然长相难看。但人并不傻。比上街口那个悻子狗要强得多。那是个好吃懒做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后，街头巷尾渐渐地恢愎了往日的平静。父亲也恢愎了工作与职务，我们家又从街道上搬回了政府大院内，阿剩也就渐渐来得少了。偶听到他的锣声和嗓子。那是从远去的街巷里隐隐约约的传来。我父母不在家时也突然溜进来借碗水喝。头一仰，只听吧唧吧唧的完了。就把茶碗一放，还是用那油袖子把嘴一抹，转眼就不见人影了。父亲忙中没有忘记阿剩的事。叫向阳大队支书安排阿剩到七队去。让他去佣禁放牛，双抢时去生产队食堂里打杂，好挣点工分混点口粮。阿剩不再象没了头的苍蝇乱撞了，也不担心饱一餐饿一顿的日子。从此生活也有所安定。

阿剩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来岁也走回桃花运。这是阿剩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也是要碰巧。这年冬天，黄昏中的大雪被凄厉的北风吹得满街飞午，许多人家都纷纷关门了。只有老街口上买豆腐的花娘，她柜台上的门还半开着，可能是豆腐没有卖完吧，便三不时的往外张望。然而，在顾盼之间总觉得柜门外的下面有异常，悉悉唰唰的响动。花娘开始并没在意。以为是猫狗之类。只感到好象是人的关节部位碰到了响板的声音时。花娘才探出半个身子来一瞄，哎呀！差点失声叫起来，这么冷的天，是个么人倦在这，不冻死才怪。便大声道：

“喂！谁呀！哪里不好坐，坐到这里来。”

怪不得我今天豆腐卖不完，边唠叼着走出来一看，哟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大。是一个年轻的妇女，穿得单衣褴缕脏的，一双沾满泥巴的破解放鞋趿拉着。碘着一个大肚子。靠着柜墙下。那颤颤栗栗的样子怪可怜的。花娘也是个糍粑心，刚才想发作一下子就软了。那女人见花娘来就把一顶无沿的土黄色旧军帽拢拉着，又让脸和脑袋陷进臂弯里，什么也看不出，只能见一身子邋塌和龌龊。这可能是个讨米子或是神经病者，更有可能是个不知归家的傻子。这时，正巧有几个妇女到花娘这里来卖豆腐，见这个样子，慈悲心怀一下子表现出来。其中，一个鼻音很浓的道：

“我今天晨就见她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半天。”

另一个好象是打铁佬的拐脚老婆也跟着说：

“真作孽啊！没人管一定会冻死不可的……”

七嘴八舌的。叽叽喳喳地象麻雀泼了蛋。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向前去。还是花娘凑上去，

“哎！你是哪里来的？”问了半天也不睬不理的。也许是个聋哑的花娘想，于是上前去扯她的衣袖。好一会那女人终于慢慢的抬起头来，用一种呆涩的目光看着人们。再问她，她好象有点明白，人们觉听不懂她哇哇啦啦的语言。但那种手势好象是告诉人们，说她是被家里人赶出来的。

“唉！也不知她前世作了什么孽……”

那个鼻音很浓的和打铁佬的拐脚老婆一同边叹气边摇摇头走了。么办呢？花娘左想右想，突然啊了一声。两手一拍，想起了一个人来。便提议把这个哑妇女不如凑合给阿剩做个老婆么样？这个主意得到了妇女们的一致赞同，也觉得是最好的安置。这大冬天的，又驮着一个大肚子，看这个样子恐怕不多时日就要临盆了，到哪里去都不合式。只有这样，一来给这个哑巴找个落脚的地方，有人照应；二来也给阿剩成个家，也算是做了件善事，岂不两全其美，花娘的想法是好，又急着阿剩那边。其中一个买豆腐妇女便道：

“阿剩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这龙配龙，凤配凤，乌龟配一个王八蛋”。花娘听了几个妇女的话。便赶紧去与阿剩撮合，果不出其然，阿剩快四十岁的人了，从未闻过女人的味道，再说有这等好事，捡一个老婆讨一个子女，不管将来怎么样，总比孤身一人的好。也是求之不得，何乐而不为的事，便满口答应。花娘临走时便笑着说，阿剩，你就择个黄道吉日吧，办桌酒席，也就那回事了。阿剩送花娘出门时乐滋滋的，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后来也不知那哑女是么样同意的。

结婚的那天，虽说不像正经人家嫁女娶媳那样，办得体面风光。虽然办得简单，但也像是那么回事。左邻右舍和街上那些热心快肠的妇女们齐来恭贺帮忙，把阿剩那间矮小、不透亮的房间收拾得整齐一致，一条洗得发白而干净的床单，平平展展地铺着，还有两床半新的棉被折叠成两块豆腐状放在床上。另外，书桌上又添了两只墨绿色的茶缸和一只热水平瓶，还有一些零细的日用品。阿剩这时高兴得简直是合不拢嘴了。边笑边指着这些东西道，这是花娘送的，那是月嫂送的，那是支书的老婆送来的。左邻右舍七拼八凑，显得有了个家的样子。最引人注目的，是窗户上贴上了两个红喜字，门边上也贴上了幅对联，给冬天增添一点喜庆氛围。接着，又放了一挂不长不短的鞭炮，噼噼啪啪地炸响起来，把一个曾冷清的地方炒得热闹起来。阿剩今天也穿得像模像样的，七成像个新郎官。上身穿一件湖燕色七成新的中山装，下身穿一条兰仕林西裤，也有六成新。阿剩自己说，这两件衣平时是舍不得穿的，逢年过节偶尔穿天吧，穿完后赶紧脱下来洗好，然后折叠得平平整整的压在箱底里。今天是啥日子，是阿剩的大喜日子，当然要穿得清爽点。昨天他特地去供销社买了几盒游泳烟，见人便笑得合不拢嘴了，只晓得一个劲的点头分烟。而那哑巴静静地坐在床边，只要左邻右舍的人们来贺喜看她，她就把头略低着，好象有点羞涩，一双大手交叉着放在隆起的腹部上，不时摸摸搓搓的有点局促不安。来贺喜的人也笑眯眯的，觉得他们俩难得般配，就象乌龟与王八，简直是一对活宝。便丢几句俏皮话或祝愿的言语，就一个个地走了。只有花娘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总觉得丢上了天的石头落下了地，便语重心长的嘱咐阿剩几句，只见阿剩是千恩万谢样子送花娘出了门。

过了几天，人们在街上又碰着阿剩帮人家挑水。有些妇女便笑着用嘻戏的话来挑逗阿剩：

“阿剩，你与她睡了没有？”

“睡倒是睡了，”阿剩一老一实地回答，好象话里还有话。

“喔……”大家觉得好笑装着惊奇样子，都巴望着阿剩继续讲。

“就是不准摸她的奶。”阿剩干脆抖开了。

这时又有几个中年男子拢过来，其中一个补鞋匠接着道：

“你摸到没有呢？”

“摸到是摸到了，那是鸡啼的时候了，她睡着了”阿剩答得十分认真，惹得人们哄然大笑。

“大不大，软不软？”

补鞋匠追着问：

“大哦！”就像瓷茶壶那么大，又白又软，泡泡的。”阿剩毫不隐瞒，人们更是笑得不得了。

“那你戳她没有？”补鞋匠突然冒出一句很露骨的话。还末等阿剩回答，几个妇女鸡一嘴鸭一嘴的数落

“几十岁了还不正经，不要脸，再要说我们几个人要撕了你那张屁股嘴.”

那鞋匠只好知趣地走开了。大家好象也得到了某种满足，笑着散去。

没过多久，听说阿剩的老婆生了一个胖小子。这喜信比他打锣的锣声还传得还快，好心的街邻们，在花娘的带领和鼓动下，送红沙糖的，送鸡蛋的，送尿布的，送小孩衣裳的。仿佛是他们生了孙子，比阿剩还兴奋。也有的抱着好奇的心理来看看的，不管么样，都是来恭喜阿剩做了父亲。阿剩感动得不得了，腰弯九十度，连连道谢。那恭敬而诚恳的态度真是可掬。阿剩心里可美滋滋的。已溢出了言表。从他一会儿给小孩端屎倒尿，一会儿给哑女煮红糖鸡蛋，那轻快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只有上街的悻子阿狗妒忌他，背地里骂，你妈的b，“人家栽田你割谷，人家生崽你享福。”既然喜事双降，捡了个老婆又得个儿子。阿剩觉得是八軰子修来的。那张本身就滑稽小丑的脸，喜得更加错了位，恰如一幅漫画……

然而，好景不长，再见到阿剩的时候，他正帮人家刹年猪，闷着个脑袋在那里翻猪肠，等着要肉的人问他的老婆。阿剩突然忿忿地说，前天的晚上，突然来了一伙人把她和小孩一起抢走了。说是她家里的兄弟。其他的情况一概说不清楚。人们也没有办法，只有同情和惋惜。有道是菜篮打水，一场欢喜一场空。

从这以后，阿剩有一个多月没在街上出现了，听一些需要找阿剩帮忙的人说，阿剩病了，据说是得了伤寒。人们也就慢慢地淡忘了这件事。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结婚生子了，阿剩也变得老了许多，没有我们小时候看着那么精神，但那模样却没有多大变化。随着国家政策与各种体制的改变，社会环境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农村的田地到户，实行责任联包。大集体的生产方式已解体。阿剩再也没有牛可佣，也没有实质的活干了。偶尔找点零工做。看来机会不象往昔那么多了。由于脱粒机与收割机的普遍使用，农家肥人造化肥代替。电视与广播的普及。阿剩除了红白喜事打锣外，其它机会明显减少.又由于小镇里水厂的建立，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需要到河里挑水吃的人家几乎没有了。阿剩也显得十分失落，日子更变得困顿.民政部门的救济也微乎其微。像阿剩这样的人，还能自食其力，了不起年底给几斤大米，几件旧衣就不错了。特别是没有锣打的日子，阿剩也觉得无聊与孤独。

然而，街上哪家做红白喜事，仍然忘不了叫阿剩沿街打锣催客，搬桌椅板凳、放鞭炮等，但这样的事不是经常有的。或者，有时水厂突然停水两三天，街邻上的人们猝不及防。这时便自然而然地想起阿剩。有的人也到门口张望，巴不得阿剩突然出现在街头巷尾。特别是打豆腐的花娘也会情不自禁骂：

“阿剩这个死鬼，不知到哪去趄魂去了。”

其实阿剩这时也觉得忙不过来，人们抢着让他去挑水，挑完了东家担西家。担了上街挑下街.有的人便说阿剩拗起来了，竟然一担水要二角钱，不给他还真懒得挑。

杀猪佬就骂过他：“你不要卵硬b涨价，明天水厂来水了你他妈的想挑也挑不成。”

阿剩听到这话也懒得理，埋头挑他的水。然而，阿剩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把几角钱看得那么重，并非少一个子儿也不干，对于街上一些老人，或者很熟的街坊，阿剩照常是不讲钱的。老习惯，根把散烟，杯把散酒，一顿随便饭，随你打发也觉得无所谓。

最后一次见到阿剩，那是半年前的事。我出差到小镇。工作之佘顺便看望母亲。阿剩正挑着一担粪从我屋里出来，母亲见了我说家里厕所的粪池满了，没有办法。只好又得麻烦阿剩帮忙，让他挑到别人家的菜园里去。自然而然阿剩就在我家吃中饭了。母亲炒了几个好一点的菜。拿来一瓶头季烧叫我跟阿剩喝两杯，还说你们兄弟几个在外头工作，家里许多粗重的活都是请阿剩干的，这么多年也亏了他，比起街上那疤子狗要强多。母亲在我面前一个劲地夸阿剩，我只好溥衍的跟他喝了几杯酒。阿剩的脸又红红的了，就象关王庙里的关公脸。我还要给他斟酒，阿剩用手一把盖着酒盅，连摇头说：

“喝不得了，喝不得了。”

“还喝两杯吧，你看着壶里酒也不多了，”我把壶拿起来摇了摇劝道。

“仅壶不仅肚，么样？”母亲这时在边上也跟劝。

“不，不，不，再喝就醉了”阿剩连声道。

“没得事，就两盅，”我边说着，趁阿剩没在意时就给他到了一杯。阿剩也觉得过意不去，“就这盅，晚上还要给剃头老佬打锣叫客的，”阿剩挺认真地解释。

“啊！……好！”

这杯酒喝下去，阿剩那双眼露出了从未有过的亮光。好象那灯芯将要油灯枯灭的那瞬间闪烁的亮光，一提起打锣的事他就来劲来神.说他打九岁到这里来，给日本人打过，给国民党打过，也给共产党打过，文化大革命给造反派打过，给街上许多熟悉的人死去打过，直到现在……

“唉！现在打锣的事越来越少了……”阿剩突然长叹一声。

我不知道阿剩心中对打锣有多么钟情和深爱，也无法了解他对打锣有多少哀怨.但我看得出刚才脸上那神气与光彩刹那间消失样子。他有多么的痛苦。他匆匆地吃完饭，双手做了一个揖，说声感谢拔腿就要走了。母亲连忙从身上掏出二元钱。阿剩甩手一档，坚决不受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了我家大门。

“唉，这个阿剩……”母亲歉意地摆了摆头，从此之后也再没见到他了。

母亲回到屋内，我问起的病况，母亲说没有事，老毛病了。接着，又对我说阿剩，似乎意犹未尽。说阿剩死后，是左邻右舍以及街上那些好心人自发凑钱给他买了一副棺材，还有衣裳，香火纸、炮，并给他也做了三朝道，抬丧的八脚也是自告奋勇的，你说怪不怪。”母亲继续说道：“我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衙役模样的人每人手里执着一把鬼头刀，挟着阿剩，只见阿剩一手提着那铜锣，一手拿着锣锺，雄赳赳，气昂昂的说是给阎王爷招去，当鸣锣开道的差事去了，可能是到阴间当锣鬼官去了。”

母亲说完悲戚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就慰藉的神情。阿剩死了，死得很平淡、卑微、悄然无声息。其实，他本身也只是一个被人们瞧不起，一个形象丑陋和愚笨、低智能的人，他死的微不足道，也不足惜。只不过是小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妇孺皆知。小镇里一茬一茬的官，人们似乎记不上名号了，唯有阿剩却成了最出名的不是名人的名人。

打锣剩死了，他打了一辈子的锣，为死者也为生者，为了过去也曾为了现在，然而，谁又为他敲响生命的剧终“嘡”的锣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