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九鼎

一、山重水复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17岁。这年的二月初二，正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好日子，经过精心安排，慈安和慈禧两个太后同时出席了同治选皇后的仪式。在当时的参加选秀的少女中，有两个特别出众的是，一个是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这富察氏是满洲正黄旗人，当年只有14岁，她身姿绰约，容貌婉丽，看上去非常讨人喜欢；另一个则是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是蒙古八旗，他曾在同治三年的科举殿试中夺得状元（非汉人而得状元，这在清朝从来没有先例，崇绮乃是满蒙第一人）。阿鲁特氏出生于状元家庭，父亲崇绮在她小时候亲自给她授课，因此阿鲁特氏自幼就知书达礼，气质非凡。尽管阿鲁特氏在容貌上没有富察氏漂亮，但她当时19岁，看上去雍容华贵，端庄娴静，则更让人觉得皇后非她莫属。

也许是因为个人旨趣的不同，慈禧看中的是漂亮的富察氏，而慈安则挑中了更为成熟端庄的阿鲁特氏。在慈安的眼中，富察氏虽然漂亮，但年纪太小，恐怕难以胜任皇后的职责，而阿鲁特氏看起来有德有量，看来是做皇后的料；而慈禧则觉得阿鲁特氏过于矜持，似乎不太会做人，倒是富察氏聪明伶俐，可以好好培养。

为此，两个太后便争执了起来，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她们决定，皇后是给同治选的，倒不如让他自己来决定算了。同治当时也犯了难，不知道选谁好。由于同治从小受慈安的影响大一点（因为慈安很宠他，而且从不发脾气），于是他便听从了慈安的意见，选了阿鲁特氏做皇后。

这下慈禧心里可气坏了：自己好歹是同治的亲生母亲，这儿子居然不听自己的话，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媳妇！真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故意让她丢面子嘛！但是，既然慈安和同治都选了阿鲁特氏，慈禧也不好发作，只得让同治决定皇后的人选，但有个条件就是至少要将富察氏封为妃子。随后，阿鲁特氏便被册封为皇后，而富察氏被封为慧妃，另有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利里氏被封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被封为珣嫔。

当年九月十五日，两宫太后为同治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被宫中派出的凤辇从家中接出，经大清门进了宫，是为正皇后。新婚当晚，同治听说阿鲁特氏是状元之女，又见新娘子坐在床边十分的雍容典雅，不苟言笑，于是便故意要考考新娘子的文化水平如何。出于意料的是，同治说几个唐诗的名，阿鲁特氏便能将全诗背诵如流，令同治十分艳羡。这一来二往，同治和阿鲁特氏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也还算甜甜蜜蜜，没有发生当年顺治那样的悲剧。

同治新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未满十八岁的同治终于要亲政了。这一天，太和殿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文武各官汇集在大殿前，礼官们穿着崭新的礼服，钟鼓齐鸣，只听响辨三声，群臣按照次序进入太和殿并向同治恭贺亲政。同治虽然经常陪着两宫太后上朝，但这一次却是他一个人上了宝座，后面的帘子早已撤下，十几年来一直借以依靠的背后力量，第一次空了。

在大臣们山呼海啸般的朝贺中，年轻的同治不免感到有点慌张，要不是皇叔恭亲王奕訢在他边上指导他行礼的话，他几乎就要像兔子一样逃出殿外，再也不要一个人上朝。但是，同治生来就是皇帝，这个责任他就是想摆脱，那也是不可能的。当年的顺治为了摆脱皇帝的职责，据说最后去做了和尚，但对于喜好玩乐的同治来说，他可不想做什么和尚。

此时的慈禧，在自己寝宫中来回走动，烦躁不安。她时不时的向着太和殿的方向张望，当她听到那里偶尔传来喧嚣声时，脸上既有宽慰之色，但也不乏落寞之情。是啊，这十几年来，这大清朝的事务，事无巨细，哪个不是她自作张，任意裁决？在一向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慈禧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如今自己还春秋繁盛，却因为儿子成年而不得不收起皇帝宝座后的黄色纱幔，不情愿的退回了幕后。

这时，慈禧倒有点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了。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是大啊！说到底，这权力的舞台终究是男人们任意驰骋的！女人再有本领，还不是得给男人们让出位置？想到这里，慈禧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感到担心了：同治能控制得住朝政吗？他知道如何驾驭群臣吗？会不会有奸诈的大臣欺同治年幼无知而乘机作奸犯科呢？

这个同治啊，真是不让人放心，都十八岁的人了，还是连整齐文章都不会做，要是在朝廷上连折子都读不来，这个洋相可就大了。在亲政前，什么事情都有自己顶着，这亲政后，再去干涉朝政的话，恐怕那些嗅觉敏锐的御史们又要闲话了！

这忙惯了的人，突然退下来还真不习惯。慈禧天生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她和慈安的情况还不一样。慈安即使在听政的时候，除非是特别大的事情，她也不多发言，对于一般的事务，她一般都不管不问，任凭慈禧拿主意。慈安的角色就像个皇后一样，她的兴趣范围主要在管理后宫，因此撤帘之后对她影响不大。慈禧也想像慈安一样安心养性，好好享受内宫的生活，但她那性格，实在是做不到、闲不住啊！

这掌握过权力的人，总是有管人的癖好，慈禧就是如此。既然不能打理朝政了，那管理管理后宫总可以吧？即使不能和慈安去争夺后宫管理权，那管管自己的儿子同治和媳妇们总是可以的吧？这事，不管还好，一管反坏事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是说，家庭里的事情不比政务，政务该杀就杀，该罚就罚，可以不讲情面，但家务事就不同了，它有骨肉亲情在，多方绊扯，反而难以做决断，也不好随便乱做决断。

就说同治的几个媳妇吧，慈安和同治喜欢阿鲁特氏，因为她正直，不喜言笑；而慈禧喜欢慧妃富察氏，因为她顺从，又善于逢迎，善解人意。加上同治当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立富察氏做皇后，慈禧对皇后阿鲁特氏总没有好脸色。在她眼里，皇后阿鲁特氏特立独行，总是一副孤傲不群的样子，而且也不会说好听的话，见了她总觉得不舒服。另外，也许是因为慈禧进宫的时候只是贵人的身份，她心里可能对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就这点而言，她和慧妃富察氏倒是很有共同语言。

本来同治新婚燕尔，与皇后的感情也很不错，但不知何故，这一切却让慈禧心里很不自在。于是她经常拿出母后的身份去干涉同治婚后的生活，一会说同治不要太冷落富察氏了，要雨露均沾；一会又有说同治别老和皇后呆在一起，要勤加学习，不要因为结了婚就荒废政务。更玄乎的是，就连因阿鲁特氏入宫后因为生活安逸而有所发胖，慈禧也看不去，经常有意指使阿鲁特氏做这做那，让她多处奔走，劳之苦之；另外，慈禧还经常责备阿鲁特氏不懂宫中礼节，不像皇后的样子。让同治最为郁闷的是，慈禧还偷偷的让太监监视同治和皇后的私生活，经常在同治耳边警告他要爱护身体，要节欲，要以国事为重，不要总是呆在内宫。总而言之，就是不让同治和阿鲁特氏痛快。

慈禧知道儿子底子薄，她要求同治不要荒废政务倒也还情有可原，但这干涉得多了，反引发了同治的逆反之心，他一气之下，干脆谁也不亲近，自己一个人搬到乾清宫独宿去了。与此同时，同治还和慈禧打起了冷战，而慈禧见儿子故意冷落自己，则又认为是皇后阿鲁特氏在背后出的主意，因而更加讨厌阿鲁特氏。

母子失和，这时间一长，撤帘归政的慈禧非但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天伦之乐，反而在皇宫中弄得大家都不痛快，这女强人不适合管家，倒还真有点道理。

同治亲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本是康熙赐给当时的四阿哥胤禛（即雍正）的一座明代花园，在雍正即位后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后来成为雍正的主要办公地点。在随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圆明园不断被扩建，在投入了巨量的财富和人力之后，终于形成了一座占地五千三百多亩的超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中西合璧，园内的建筑都是巧夺天工，美不胜收，里面还收藏了无数的文物、珍宝及图籍，几乎相当于大清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咸丰在的时候，慈禧曾有很长的时间伴随着自己的丈夫在圆明园居住，如今咸丰早已去世，而圆明园也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被毁于一旦。在亲政后，同治便在慈禧的授意下，在朝议中提出要重修圆明园。此议一出，朝野为之一震。事实上，早在同治七年的时候，慈禧曾想重修圆明园，但当时遭到王公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加上当时战乱刚平，国库也实在没有富余，慈禧也就只好作罢。在同治大婚后，小皇帝也曾提议重修圆明园（慈禧撮弄也），但被自己的师傅、大学士李鸿藻以“不应以有用之财，置于无用之地”而否决掉了。

当时大臣们最担心的是，以当时大清的财力，有能力去重修圆明园吗？毕竟，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当时最保守的估计需要耗费白银一千万两以上。当时清廷和各地都在搞洋务运动，到处都要钱，如今要增加这样一笔巨款，当时的大清国库根本就拿不出来。

不出所料，大臣们很快便提出反对意见，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上疏，要求缓修圆明园。同治见大臣们反对，就干脆了当的告诉他们，这是慈禧太后的意思，让他们不要进谏了。没过两天，游百川再次上奏停修园工，这下把小皇帝惹恼了。

同治随后便召见了游百川并破口大骂道：“你难道没有爹妈吗，岂有父母想要的，你非要故意违抗的？”游百川早有准备：“皇太后想颐养天年的话，不如就近增饰西苑，作为临幸之地，一来容易建造，二来费用低很多。”同治说：“好啊，那你现在就写个奏章，我交上去给皇太后看。”说完，同治把御笔丢给游百川，让他当场就写。

游百川没想到小皇帝如此失仪，他哪敢拿皇帝的御笔，只能战栗道：“不敢。”同治说：“我让你写，废话那么多干吗？现在就写！”游百川不得已，只好当场写好交给同治。同治收后，哼了一声，道：“你这个奏章就是证据，以后要修西苑的话，你少跟我那么多废话。”第二天，同治便以阻挠皇帝“尽孝之心”的名义将游百川革职，以警告群臣不要再行反对。

在小皇帝的严旨之下，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很快开工。由于库帑不足，同治随后便向王公以下京城内外的大小官员伸手要钱，美其名曰“捐献”。恭亲王奕訢倒是带头捐了银子两万两，但出于何种心态不得而知。随后，同治下令立刻清理慈禧太后原来居住的“天地一家春”建筑废墟，共拆除一千多间倒塌的房屋。紧接着，同治又命人采办木料，准备正式开工。在此期间，慈禧和同治还多次催促建筑工程的设计人员赶紧将烫样（建筑模型）送来，慈禧还给烫样提了很多意见，并在原咸丰时期的“天地一家春”旧址上重新规划了一个万春园，成为慈禧今后居住消闲的场所。

慈禧在归政以后，在皇宫中也是百无聊赖，这才动了要重修圆明园的念头。也许当时的慈禧认为，好歹自己辛苦了十几年，这大清帝国如今和平安宁，颇有中兴之像，既然皇帝亲政了，自己退居二线，享享清福也是应该的。何况，圆明园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如何打发归政后平淡而寂寞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重修圆明园了。

在慈禧的授意下，同治自然也无二话。他虽然从小不爱读书，但多年的儒家教育还是让他明白，儒家真义乃孝字为先，既然慈禧太后喜欢，那就是顺着她的意思就可以了，至少，这是在孝道问题上为国人做一表率嘛！

当然，同治的热心还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小皇帝亲政后，慈禧仍旧多方插手，处处管教，让同治烦不胜烦。比如每日朝议结束后，同治仍旧要回书房学习，课后还要去见慈禧，而慈禧还会经常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学了什么东西等等，要是做得不对或者答得不对，又是一顿臭批。对此，同治实在是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天天在身边，如果圆明园修好了，岂不是自由快活了许多！

更让同治开心的是，他逐渐发现了当皇帝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乐趣，那就是可以借着各种机会逐步摆脱书房和大臣们的监督，比如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开工后，同治便可以借着视察园工或者监督园工的名义跑出去，甚至就干脆不回皇宫，乘机在外面游玩。从开工以来，同治每个月都要出去视察几天，简直就是乐不思蜀。

同治这个以“视察”为名、借以“逃避朝政、荒于学习”的诡计，很快被师傅和大臣们发现了。不久，师傅李鸿藻便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学习状况的机会，将同治频繁出入圆明园工地、并四处游玩甚至夜不归宿的事情给捅了上去。李鸿藻还说，自从圆明园开工以来，同治经常以政务繁忙为名，进书房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几乎就不读书了；而且，在上朝的时候也不太召见大臣，每次召见也不过随便问两句，对考察大臣的贤能和政事之得失，毫无体会。慈禧听到这个报告后，这才知道事情已经在起变化。

没不久，圆明园工程又出了大问题，这就是被同治委以重任、前往采办木料的李光昭诈骗案发。李光昭原本是个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后来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当他听说朝廷重修圆明园的时候，便谎称自己在多个省份购有木材，可以报效。在同内务府的人互相勾结后，他打着“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的旗号，到香港与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一份购买三船价值约五万四千元的木材合同，但他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报效”，实际上李光昭只付了极少的定金，说白了就是想“空手套白狼”。

等到法国人的货船到天津后，李光昭在内务府那边没有拿到现款，他自己又无这个付款能力，于是便借口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结果法商国人告到天津领事馆，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并赔偿损失。同治得知后十分生气，便责令李鸿章严厉查办，结果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

更要命的是，这个李光昭又不懂国际经济法，他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法商签约，险些弄得此案成了外商与“大清皇帝”的诉讼并将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尽管李光昭后来被革职并定斩监候，但这个事件也令同治脸上无光。

在“李光昭”事件曝光后，朝议纷纷，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任由小皇帝继续胡闹一通的话，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并影响到未来的朝政走向，中兴大业也可能就此打断，于是他决定邀集醇亲王等十个王公大臣共同上奏，出面干预。

随后，奕訢等人向同治上了一道奏折，历举清朝开国后的创业之艰难，希望小皇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勤于学习，善于纳谏，做一个明智之君。在奏折的最后，奕訢等人也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请求，那就是暂停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经验老到的奕訢等人知道，按同治的脾气，他是不会细看这个奏折的，弄不好他就是会看上两行就丢在一边，装作没有看到。因此，奕訢等人特别请求召见，并要求当面对这个奏折作出解释。

在奕訢等人的再三请求下，同治只好同意召见。在奕訢跟讲他亲政后优劣得失的时候，同治越听越不耐烦，等到奕訢提出要停修圆明园，同治顿时勃然大怒，他突然打断奕訢的话说：“我就不停工，你们拿我怎么着？你们唧唧歪歪的，到底想干什么？”

众人见这少年皇帝说出来的话极没水准，一时只好沉默不语。奕訢壮着自己是皇叔，当时很冷静的说：“折子上说的不仅仅是停工一事，还有其他事情，请容臣慢慢宣诵，逐条读讲。”

但奕訢还没讲两句，同治便极为烦躁，他拍着桌子骂道：“既然你这么喜欢说，我这个位置让给你来做，这下行了吧？”

军机大臣文祥听到同治的这句混账话，当时就又急又气，几乎晕倒在地。同治见老头把持不住，便命人赶紧扶出并也想乘机散会开溜。这时，恭亲王奕訢上前把他拦住，非要把话说完。同治这下只好回到宝座，不敢造次。刚开始的时候，同治还一边听，嘴里还一边嘟囔着，直到奕訢说到他“微行出游”一条，同治这才紧张起来。尽管开始的时候他还死不承认，但等到奕訢将他出游的时间地点都摆了出来，同治这才哑口无言。

被恭亲王抓着小辫子后，同治心中耿耿于怀，过了几天，他主动召见了奕訢一个人，不会别的，只为了追问“微服出游”这事到底是从哪里得知的。奕訢在逼问之下，只好说是从自己的儿子、皇帝您的伴读载澄那里听说来的。

同治知道自己的丑事被奕訢掌握后，暴跳如雷，为了出心中的一口恶气，他回去后便自己草拟了一份谕旨，将奕訢现任的军机大臣及其一切差使全部革去，并由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直接降到不入八分辅国公，并交宗人府严议。

按祖制，清代宗室封爵共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镇国公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也就是说，同治一下就将奕訢的亲王爵位直接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

在谕旨下发的时候，军机处的大臣们不敢奉旨，他们一再请求小皇帝再慎重考虑。同治回去后稍微消了消气，便于当晚又下一道朱谕，改将奕訢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爵革去，并将奕訢降为郡王；另外，奕訢的儿子载澄，这位伴读先生也被连累，贝勒爵位被革去。

当天晚上，同治想了又想，还觉得不够解气，于是他在第二天一大早又下令将奕訢、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还有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人全部革职，并在谕旨中严厉指责他们“朋比为奸，谋为不轨”。随后，他将朝中大臣全部召集，要当众宣布这个决定。

将当时朝中的十个重臣全部革职，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只能让事情越闹越大了。很快，十大臣被革职的消息传到了内宫，两宫太后在得知同治在朝堂上胡闹后，她们赶紧从宫中赶到弘德殿，并在同治将谕旨明发之前拦下。

在两宫太后的严厉斥责之下，同治跪在两位母后的面前，慈安和慈禧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诉，奕訢等王公大臣这十几年来是如何勤勉为公、精心报国，要不是这些人，哪里有你的江山？你年少无知，意气用事，置国命运于不顾，视国事如儿戏，如何能做个好皇帝？昨日之谕立刻撤销云云。

此时的慈禧太后还算清醒，虽然她和恭亲王有矛盾，但当时要缺了奕訢，大清王朝还真运转不灵。在两宫太后的压力下，同治这才不敢胡闹了，他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的职务，还赏还了奕訢世袭罔替的恭亲王衔，载澄也因祸得福，由贝勒升为郡王衔。

这场闹剧结束后，慈禧知道这主要是因为重修圆明园所引发的，由此也只好决定停工，这场风波才算是平息。从同治这次的拙劣表演来看，这也是慈禧教子的一大失败，这顽主要当好皇帝，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治与皇叔奕訢的矛盾多了去了。

同治有一次在宫中穿黑色衣服，不巧被恭亲王奕訢看见，奕訢便婉言谏告自己的侄皇帝不要有违祖制的，同治不高兴的说：“朕违了祖制，又该当何罪呢？”奕訢说：“臣冒死进言，望圣明容纳，皇上何罪之有？”同治仍不服气，说：“你家载澄也常穿黑衣出入宫门，你不好好教导他，却来为难朕，是何居心？”奕訢被反问得哑口无言，回家便立刻讯问儿子载澄，结果把出游之事给捅了出来。在奕訢知道载澄带着同治出游的事后，便将载澄关了禁闭，再不许放出。但是，那时载澄已经染上梅毒，没过多久便面目肿溃而死。

载澄死后，奕訢急忙进宫去见同治，把载澄的事情告诉了同治。同治听后大惊，说：“你竟然把载澄给逼死了！你还有父子之情吗？你先退下，朕有后命。”随后，同治便召大学士文祥来，说：“朕有旨，先别打开，下去与军机各公一阅，速速执行。”

文祥觉得问题不对，便私行拆视，发现里面竟然是要杀恭亲王的诏书。文祥回去碰头再三恳请，同治都坚持要杀恭亲王。文祥见同治固执，便急忙跑到两宫太后那求情，慈禧听后十分生气，说：“你不用说了，诏书给我。”这事才算结束。

同治虽然失去了载澄这个玩伴，但出游习惯已经养成，已不能自制。后来他经常带着一两个太监出神武门，绕道到城南，有时候还深夜不归。当然，由于缺少了载澄这个向导，加上同治和那些太监对外面的事情丝毫不懂，所以经常会闹些笑话。

有一次，同治从后门出，见道旁卖凉粉的，同治当时正好口渴，便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喝，喝完也不知道要给人家钱，竟然大摇大摆的走了。卖凉粉的心想这肯定是贵族子弟，也不敢去问他要钱。这下好，同治还以为买东西拿东西是不用给钱的，因为付钱这种琐事他从来没有做过，后来同治也由此经常吃人家的白食。

不过，吃的多了，人家就问他要钱，同治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卖凉粉的告诉他：“我也是靠做买卖生活的，你不给钱，我怎么活？这位爷看来非富即贵，还请给小的一点打赏。”同治为难的说：“你说的也在理，我也确实应该给你钱。但是，我现在身边没有银子。这样吧，我写个帖子给你，你拿着这帖子去领钱如何？”卖凉粉的说：“这当然可以。”

于是同治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帖子交给卖凉粉的，那人不识字，他拿去问他的朋友到哪里去领钱。他的朋友见后大吃一惊，说：“帖上所写的，是让广储司付银五百两。你可知道，广储司在皇帝宫中，谁敢去问他们要钱？想必这个人是皇上了。”

卖凉粉的心里害怕，也不敢入宫取银，但后来他的朋友怂恿他去试一试，这才壮着胆子去了。后来司事官问明来历，便跑去告诉慈禧，慈禧说：“皇上真是胡闹，你照帖付银吧，不要让外间人笑话。”随后慈禧又把同治找来问话，同治对这事直认不讳，慈禧也就一笑置之。

同治有一次到琉璃厂买东西，身上没银子，就拿瓜子金付账。掌柜见这个东西不是通用物，坚持不收，而让店里伙计跟着去取银子，走到午门内，伙计不敢进，仓皇逃回。次日，同治便派小太监如数偿还。

载淳在出游的时候，经常自称是江西拔贡陈某，某次跑到一酒肆中喝花酒，不巧碰到大臣毛昶熙也在那，同治便向他微笑点头，毛昶熙见后当场色变，赶紧仓皇逃出。不久，步军统领便带了十几个人急忙赶来，他们密随同治左右，暗中保护。数日后，同治见到毛昶熙，还怪他多事，扫了他的游兴。

同治自己也说：“当皇帝实在是一件苦差使！”看来，这皇帝他是做不好了。

在一番争执后，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是停止了，但同治有个交换条件，那就是兴修规模相对较小的三海工程（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由此，同治很快便忘记了圆明园之事，而把兴趣转移到三海工程上去了。

同治极为好动。当年八月十八、十九日，同治便去视察三海工程，并在那里呆了两天，知道十九日晚上吃过晚饭才回宫，看起来兴致很高。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同治的活动也很多，一会去行围打猎，一会又去各营阅兵，忙得不亦乐乎。

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四十大寿，同治带着文武百官在慈宁宫向慈禧行贺礼并宣读贺表，随后的两天都一直陪着两宫太后用膳。但宫中喜庆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十月二十一日同治跑到西苑去游玩，结果身体受凉，而且日渐加重。十天后（十月三十日），同治突然开始发烧，并自称四肢无力、浑身酸软，太医检查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症状，那就是同治身上竟然出现红疹斑点。

接到太医的报告后，慈禧大惊失色：难道同治得了天花？

众所周知，满人来自关外苦寒之地，他们进关后不适应内地的天气，因而极容易感染天花，而且抵抗力极差。譬如在满清入关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多铎，这位骁勇善战的亲王就是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感染天花，最后不治身亡；后来的顺治也是因为发天花而死，而康熙之所以当上皇帝，就是因为他已经出痘，这才被选中。正因为如此，爱新觉罗皇族每到春秋季节，往往都要出城避痘。

天花古称“虏疮”，也就是民间说的“出痘”，这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发病后身上会出现痘疹、水疮或脓疮，并常伴随着高烧等症状。身体强健、运气好的，痘疹自行溃破结痂，顶多留下些麻子疤痕（比如康熙），身体不好又运气差的，痘疮往往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如高烧、败血症等，不出数日就一命呜呼。

当然，天花虽然可怕，但也不是说得了就一定会死，毕竟中国古代还是积累了一些治疗天花的办法。由于治理得早，同治的病情在开始的时候还算乐观，几天后他脸上的痘便已结痂，这也预示着危险期已过。宫中也依照旧例，一路吹吹打打，香花鼓乐，将痘神娘娘送到大清门外。

但令人吃惊的是，十一月二十日后，同治的病情又突然恶化，而且还开始出现毒疮，并在腰部、左右臀部溃烂流脓，并不断冒出臭气，症状十分恐怖。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六脉俱脱，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同治原本应该马上出痘，但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怎么会突然就急转直下呢？后来有太监告诉他，同治的皇后因被慈禧骂了一顿，她到乾清宫看望同治的时候向他诉苦，同治当时只能温言抚慰。

同治住的东暖阁，屋子太高太大，冬天寒气逼人，于是中间便用布幕隔开。慈禧听说皇后去见同治了，便也随后跟来，正当太监要进去禀报的时候，慈禧摇手让太监别吭声，自己偷偷的脱了鞋子，穿着袜子走进去，躲在幕后偷听同治和皇后的对话。

这时，同治正好安慰皇后说：“你再忍耐些时日，终有出头之日。”慈禧听后勃然大怒，立刻揭开幕布闯了进去，上前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并扯出帐外大骂。皇后头发被扯，痛得厉害，便哭喊道：“媳妇是正宫娘娘，请母后手下留情！”这下更是触到了慈禧太后的痛处（慈禧进宫时是贵人），当时就喝令内廷准备大杖伺候。同治被这么一吓，跌落地上昏死过去，醒后天花之痘便开始溃烂，没多久便一命呜呼。

不管怎么说，同治这个天性顽劣的皇帝终于走了，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过他的二十岁生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晚，紫禁城里一片哀声，太监们迅速卸下火红的宫灯，王公大臣们摘下鲜亮的帽缨，宫中很快便被白色所笼罩。

年轻的时候丧夫，中年的时候丧子，慈禧的确是个命苦的女人。慈禧只有一个子女，那就是同治，可如今，在她刚刚过完四十大寿后，同治死了，这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同治的死比当年咸丰的死对慈禧的打击更大，因为那时政变成功后，慈禧好歹还有同治可以倚靠，将来还有点盼头；可如今同治年纪轻轻、不到20岁就死了，自此“境遇大变，希望皆绝”，对随后的政局将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慈禧之前勤勉为政是要给亲生儿子打好江山的基础，那之后呢？这份责任心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同治的早夭，或许是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身为母亲，她曾对儿子寄予无限的厚望，但最终却落得如此结果。随着同治匆匆的离开这个世界，慈禧悲痛的泪水中，又有几分酸楚，几许无奈，又有谁人知？

国不可一日无君，这皇帝死了，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很快，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便摆在面前，同治死前虽然已经19岁了，但他仍旧无子无女，这就导致了一个难题－－－谁来继承同治的皇位？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同治死的当天晚上，慈禧和慈安太后便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亲王，还有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会议的主题毋庸多言，自然是确定皇帝继承人的问题。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来说，这个会议虽说悲痛却又不乏冷静。既然同治驾崩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她现在要做的也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的问题。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甚至天下大乱！

但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变得极为棘手。当时第一个要考虑的必须是名分问题，如果名分不对，这名不正言不顺，势必引发极大的混乱。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了或者没参加这个会议的满族亲贵，其实大家都是想同一个问题：谁才能够名正言顺的继承同治的帝位呢？

按正常的话，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帝位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世系就不会乱。同治当时是“载”子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就应该从“溥”字辈里挑一个来做他的嗣子，继承他的皇位。

但大家把“溥”字辈的人顺了一遍后，却又觉得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和溥侃都是道光长子奕纬的孙子，当时溥伦十七岁，年龄偏大；而溥侃只有八个月，年龄又偏小。当然，这还不是大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血缘上。由于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而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因此在血缘上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的时候，很快遭到奕訢、奕劻等人的反对，而慈禧也不同意。除了血缘之外，慈禧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溥伦年纪太大，如果他承继地位的话，慈禧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无法垂帘听政了。

事实上，慈禧太后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说不出所以然来，于是便斩钉截铁的说：“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要勉强了。我看，醇亲王奕譞的长子今年四岁了，又是至亲，我看立他比较合适。”

醇亲王奕譞陡然听到这话，大惊失声，当场倒地晕绝（也不知道是真晕还是假晕）。对于慈禧的这个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也大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恭亲王奕訢见奕譞晕倒，便命太监将他扶出。在当事人奕譞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缺席后，其他人也不好反对，结果奕譞的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皇上。

慈禧的这个决定可谓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慈禧之所以要立奕譞的长子载湉，除了避免自己变成太皇太后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载湉的母亲乃是慈禧的亲妹妹，以这种双重的血缘关系可借以服众，而且也便于自己从中操纵小皇帝。

但是，载湉和同治是一个辈分的人，从名分上来说也是存在问题的。对此，慈禧早有考虑，那就载湉以咸丰嗣子（变成了同治的弟弟）的名义继承大统，等到他以后生了儿子之后，儿子作为同治的嗣子传位。通过这个复杂的安排，慈禧便可以以皇太后的名义继续把持皇权。

奕譞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下一步的计划。就在当晚，在慈禧的命令，宫中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王府接人。当天晚上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就这样，当时还不满四岁的载湉尚在睡梦之中，便被糊里糊涂的接到了皇宫之中。载湉醒来后，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当时的反应是大哭大闹，因为这里不是他所熟悉的家――醇王府，而且，他身边也都是一些陌生人，父母、保姆、玩伴，一个个都不见了。随后，他将迎来一个新的“母亲”，那就是慈禧太后（其实慈禧应该是载湉的伯母和姨妈）。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从第二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湉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至此，慈禧和慈安太后也就开始了她们的第二次垂帘听政。这一次，慈禧再没有第一次的慌乱了，对于朝政她已经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载湉被立为皇帝后，另一个人的命运就十分悲惨了，那就是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按常理，慈禧太后应该为同治立嗣，但慈禧是将载湉作为咸丰的嗣子继承皇位的，皇太后是慈禧而不是阿鲁特氏。换句话说，阿鲁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十分尴尬，她在同治死后没有顺理成章的变成皇太后，而载湉今后长大后又要有新的皇后，那她被夹在中间又算什么呢？既然她在宫中没有任何名分，那她也唯有一死了。

慈禧一向不喜欢阿鲁特氏，同治死后更是对她恨之入骨。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也十分清楚自己女儿在宫中的尴尬处境，于是他上奏慈禧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慈禧见折后冷冷的说：“既然皇后如此悲痛，既可随大行皇帝去罢！”

阿鲁特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写了一纸条向父亲求助，崇绮接到后忍痛批了一个“死”字作为答复。阿鲁特氏接到答复后万念俱灰，便在同治死后的第二年吞金自杀，此时离同治的驾崩尚不到百日。受此影响，崇绮也被闲置了近二十年，这是后话。

以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作为皇位继承人，虽说血缘接近，但毕竟是同治的堂弟，终究于理不合。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他在折子里虽然对慈禧关于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为子嗣表示颂扬，但却提出了一个略显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求慈禧对此事立下铁券，以示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旁生枝节。

在折子里，广安举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按照太后之名，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未来将按照约定再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可是，在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继位之后，却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违反了赵匡胤的约定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因为这个事件和这次慈禧太后关于皇位继续安排的相似性，广安由此提出应该立下一个铁券，以防另生事端。

对于这个问题，慈禧是不愿意过多讨论的，因为她的决定事实上是经不起儒家礼法的严格推敲，如果将这事公开讨论的话，只能导致皇位的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化，弄不好会后患无穷。因此，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谕旨中对广安大加申斥，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但是，这事情还没有完。4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闰三月初五，在同治惠陵大葬结束后，随同吏部参加祭礼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陵墓附近的一个小庙中服毒自尽，并留下了一道密折，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为咸丰立嗣而没有给同治立嗣，而且事情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由此，他决定用一死来谏议慈禧明降谕旨，保证将来光绪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

吴可读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尸谏”，这是一种非常惨烈的上谏方式。这种事情，在道光年间就曾经发生过，那次是军机大臣王鼎弹劾道光朝的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而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死。中国的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影响，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譬如明朝的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由此，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吴可读的“尸谏”便是一种崇高赤诚的从容就义，也是对慈禧太后绝对权威的一种有力挑战。

慈禧接到这份奏折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骂，命侍卫立刻抓住此人，不要让“此獠走掉”。这时，旁边有大臣说，这个吴可读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好，现在已经从容赴死了。慈禧这才由愤怒感到震惊，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了。

吴可读自尽前，留下两份遗书和一份奏折，其中一份是给庙中主持的，信中说：“周老道，你莫要惊慌害怕，我并无害你之心，只是不得已借贵庙的一方宝地，成全我清白之身。你要做的，是立刻禀告州官，并将我随身携带的匣子和其中的奏折呈上，记住，千万不要私自拆开我封好的奏折，不然会招来杀身之祸。另外，我匣子中有四十五两纹银，请你给我买一口薄棺，二十两银子即可。其他的银子除了安葬费用之外，其他都赠予给你。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遗体，不要让外面的妇女小儿进来，不要让遗体受损。届时请你在大行皇帝的陵墓旁买一块地将我速速安葬，等到我的儿子到来，他一定会感激你代他办理我的后事，而官差也不会为难于你。至于我其他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否则悔之晚矣。”

在给儿子的信中，吴可读说：“我儿之恒，得知为父死讯后，千万不可惊慌失措，使阖家老小受惊。将我自尽之事告诉他们，但劝他们不要过于悲伤。我二十四岁乡试入官，一直束身自爱，不敢妄为，诵读经书，每每看到忠孝之士爱国忠君之举，我都为之感动，时而泪满沾襟，时而喜极而歌。大行皇帝宾天之时，为父决议拟折上奏，由都察院呈交太后，此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上奏前，我先请一位老友阅览这份奏折，他劝我暂时不要呈上，一来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获罪受罚，二来也是因为其中所提之事不甚确切。因此，我才耐心地等到今天，但如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甘愿一死，以完成此生心愿，表明忠孝之心而绝非外间诬陷之言。看到此信后，你要立刻前来陵墓附近的三义庙，先找到周老道，他知道我的葬身之所。我安葬于大行皇帝陵墓的旁边远甚于重返祖宗茔地，不用花钱劳累千里将我的遗体扶柩迁回老家。天下黄土，何处不可葬身，何必非要归葬乡里呢？假如朝廷认为我妄言国事，加以重罪，掘坟鞭尸，在此圣明之世，朝廷也断不会因此殃及我的家眷，这点你尽可放心，只需到我老友处筹措盘缠，速速离京，即便是沿途乞讨，也要早日赶回家乡，千万不可留在京城，这样只能招致危险。”

在给朝廷上的折子中，吴可读说：“罪臣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是大行皇帝所赐。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

“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续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有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为今之计，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惟有如此，大清朝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转眼间过去了四年，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

”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读到这里，慈禧也难免勾起了对同治早逝的伤心，于是决定让群臣阅看吴可读的奏折，以提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最后，经过大臣们的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承继咸丰的嗣皇帝，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至于以死“尸谏”的前御史吴可读，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

倒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称他“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也”。在他们的眼中，吴可读的行为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乃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二、脸部抽搐症

慈禧坏事做绝，却又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她怀疑慈安是黄雀，又看她多年没有动静，左思右想，拿捏不准，就向李莲英问计。李莲英虽然不知就里，他猜想要有黄雀的话，应该是慈安。

慈禧冷面孔立即升温，对慈安多次百般讨好，把个慈安哄得像小孩子一般，渐渐放松了戒备。一日，慈禧抓住慈安的生日大做文章，着实操办了好一阵。席上席下，慈禧的甜言密语把个慈安搞得昏头转向。当夜，慈禧又把慈安扶到自己的寝宫，亲自为慈安姐姐用汤匙喂醒酒汤。慈安酒醒，又被慈禧的甜言密语灌醉，以致吐了真言：

——以前我以为妹妹冷落我，不管我，所以我还瞒着妹妹一件事。

——哪是不管妹妹呢？操劳国事，没有时间啊！本想向姐姐问计，又怕姐姐年岁大点，精力不济，还是妹妹辛苦点吧！

——是啊，是啊，我不该多心妹妹的。妹妹待我这样好，我也不必隐瞒下去了。当年皇上送我玉玺时，怕我受妹妹为难，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之于我，在必要时管住妹妹。看来，这遗诏要他何用？

——（只觉浑身冷汗涔涔，心脏震跳不止，但强装镇静）姐姐就有朱渝，也不会伤害妹妹的。

——是啊，是啊，妹妹待我这样好，我怎么会伤害妹妹呢？

二人相抱，痛器了一场。哭过之后，慈安从怀中掏出一个锦囊，打开千层绢、万层绸，取出咸丰遗诏看了，然后又索回。慈禧万丈心火起，准备拼死抢过咸丰遗诏，谁知一件意外的事情令她目瞪口呆：慈安将那遗诏在烛火上点个正阒，片刻化为灰烬。谁知护命符一烧，傻皇后立时玉殒香消。

当时，慈禧抱住慈安，又痛器了一场：“我的好姐姐，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慈禧报恩，鬼神皆惊：好心的妹妹赐给姐姐一份足以升天的最美好的点心，慈安明知有毒，也把点心美美地吞下去了。

慈禧彻底巩固了权势。

慈安冤魂对这个悲剧故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每晚半夜骚扰慈禧，抠其心不得，就抓其脸，抓几抓，骂一会，骂一会，抓几抓，骂得慈禧胆战心惊，抓得慈禧脸痛皮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