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

一、唯才是举

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的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混蛋多”，实际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无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满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皇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十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在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到了该重用他们的时候了。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早在咸丰的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提拔，可因为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民间常传曾国藩是“癞龙转世”，故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掰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十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九人全是汉人，而十五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是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文化。在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者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的生动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的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候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的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也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也许慈禧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作用，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二、纷纭错杂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种认识直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才为人所重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奕訢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洋人，更令他羞愧难当的是，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能说洋文，最后只好请洋人自己来翻译，谈判的被动可想而知。由此，奕訢算是深刻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坚定了他主政后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巧合的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合作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发现洋人的枪炮兵轮着实厉害，加上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他们的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在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局势日渐稳定后，这些封疆大吏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和朝廷的奕訢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

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訢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书本上所见不到的。不过，在经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訢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的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等，也都逐渐施行。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訢、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他们必然要跳出来大加指责，而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

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传统的儒家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谩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的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试图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訢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訢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才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訢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訢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訢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

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訢，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堂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三十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二十人，剩下的十人，最后也只有五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却力主推行洋务“新政”。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后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个一长髯老翁，满脸欢喜的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告诉他们说：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个遍，言语和蔼，态度热忱。这些广东学生当时不知道这人是谁，觉得好生奇怪。参观完后，老翁又问他们：“吃午餐了吗？”学生们答道：“还没有”。老翁随即喊来提调官，这时很快来了个红顶花翎者，恭恭敬敬的在旁听候命令，学生这才知道这老翁非同一般，后来打听才知道，此乃是当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邀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任教，并逐步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由此，同文馆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毕竟是一个久居深宫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战略眼光，她支持洋务事业的发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层面，一旦新事物影响到朝廷赖以生存的专制统治的时候，慈禧便不再是学习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了。

慈禧初掌权力的时候，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关键时期，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但一旦新事物的发展影响到她统治的时候，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宽容的气度和雄伟的魄力了。当然，造就这种遗憾的原因，既是深宫中的女人气质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

慈禧垂帘听政的第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终于被剿灭了。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慈禧在兴奋与庆幸之余，也感到一丝的隐忧，那就是在外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訢声名鹊起，光芒四射，“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各种流言也不时的传入慈禧的耳中。

在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奕訢身上的时候，身处内宫而不甘寂寞的慈禧感到愤愤不平，她不但认为奕訢抢走了自己风头，而且还越来越自大，似乎已经不把她这个皇太后放在眼里了。作为一个好强争胜而又小鸡肚肠的女人，慈禧绝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

半年后的一天，奕訢像往常一样入值进见两宫太后，这时，慈禧突然拿出一份奏折，满脸严肃的对奕訢说：“有人参劾你！”奕訢冷不丁的被吓了一跳，下意识的问：“谁弹劾我？”慈禧哼了一声，说：“蔡寿祺！”奕訢听后，很不以为然的说：“蔡寿祺不是好人！”

蔡寿祺是道光朝的进士，也是个官场上知名的投机分子。可惜的是，老蔡的时运总是差那么一点，在各地谋官奔波无果后，一大把年纪了才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补了一个日讲起居注官的职位。日讲起居注官因为经常出入宫中，老蔡也由此通过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得知了慈禧和奕訢不和的内幕，这才冒险上折弹劾当时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目的是借此讨好慈禧，让自己一举成名。当然，他冒着这么大风险做这事，也不能排除有沽名钓誉、从中渔利的念头。

两个女人看到奕訢毫无认错的意思，不免心头怒起，于是便立刻将奕訢斥退。随后两宫太后避开奕訢掌握的军机处，而是召集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到内宫开会。

在会上，慈禧带着哭腔，第一句话便是：“议政王植党擅权，现在已经到了我没法忍受的地步，我要重治他的罪！”

各大臣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们叔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实在是话不知何处说起。慈禧见大臣们没有反应，还以为他们怕奕訢报复，于是又把自己死去的丈夫咸丰给抬了出来，并厉声说：“各位大臣，你们想想先帝的遗诏，你们有什么可怕的？议政王现在是罪无可逃，你们赶紧想个办法，治他的罪！”

众位大臣是第一次看到慈禧发那么大的脾气，一个个被吓得胆战心惊，更不敢随便说话了。

老老成稳重的周祖培见慈禧怒气冲冲，又觉得气氛老这么僵着也不行，只好敷衍了一句：“这事得两宫皇太后乾坤独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敢妄言。”

慈禧听后大怒：“如果什么事情都让我们来做，那还要你们干什么？等到皇帝今后长大亲政了，我看你们到时怎么逃脱惩罚！”

慈禧半是怒斥半是威胁的话，顿时让气氛紧张了起来。周祖培身为众臣之首，毕竟是深得官场之道，他略一沉吟，便从容答道：“这事得要有真凭实据，还望太后容臣等退下调查清楚后再治罪不迟”。说完，周祖培还主动请缨，请求与大学士倭仁一起来抓这个案子。

周祖培的提议，既是是缓兵之计，让两宫太后有台阶可下，慈禧听到这里，也不好再逼迫他们立刻给奕訢治罪，只得准奏让他们先去调查，再做处理。

周祖培与倭仁接令后不敢怠慢，他们随后就齐聚内阁开会并将蔡寿祺召来追供。在蔡寿祺的奏章中，主要弹劾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于是询问就此展开。经过一一对证，蔡寿祺除了在“贪墨”（即收受贿赂、任用私人）一项中提出“薛焕、刘蓉”二人外，其他三项均为含混其词。而且，就连“薛焕、刘蓉”二证人，蔡寿祺也仅是风闻而已。

讯问下来，周祖培等人犯了难，不知道该怎么回禀是好。在经过一番商议后，周祖培等人认为慈禧可能只是不满于奕訢在召对时出现“不恭”之态，因而要削夺奕訢的部分权力；于是他们决定这样向两宫太后报告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原折弹劾恭亲王‘贪墨、骄盈、权、徇私’各款，虽查无实据，但未必事出无因。想必恭亲王在召对之时，偶尔会流露出‘骄盈、揽权、徇私’之状，自然是难逃圣明洞鉴。臣等建议是否将恭亲王的事权稍加裁减，也可保全懿亲之处。”

令周祖培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在再次召见他们的时候根本不看他们的奏议，而是直接拿出一份她自己写的东西，这就是以她儿子同治皇帝的名义拟定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这份谕旨有点意思。虽然语句还算通顺，但在300字的谕旨中，慈禧至少有十一个错别字，这也显示了她当时真实的汉文水平。从慈禧亲拟的这份谕旨可以看出，她全然不顾自己的汉文水平不足以达到拟诏的弱点，竟然也不怕天下人耻笑就炮制了这样一份东西，并要求经内阁直接发出而不必经过军机处。这种严重违反祖制的事情，也足见她当时要惩处奕訢的急切愤恨之心。

周祖培等人见到这谕旨后，也是十分震惊：他们本以为慈禧不过一时之气，稍做惩戒，没想慈禧竟然直接将奕訢一撸到底，革去一切差使，这不是釜底抽薪、让整个朝政乱套吗？胡搞嘛！

但在慈禧的严旨之下，周祖培也只能给这个谕旨稍加润色，然后下发。此诏一发，无疑是给朝廷丢了颗大炸弹。对于慈禧的谕旨，满朝文武，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外省督抚，大多数人都反对慈禧的这一做法并要求恭亲王复职。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应，也大大出乎了慈禧的意料。

更要命的是，惇亲王奕誴亲自上书为六弟奕訢辩白：“恭亲王自做议政王办事以来，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大的劣迹，只不过是听说在皇太后召对的时候，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罢了，这些事情是小过错，又大都是传闻，何必大动干戈。如今参劾的罪名没有真凭实据，如果皇太后非要罢斥奕訢，恐怕这事传闻中外后，徒增议论。”

惇亲王奕誴是咸丰的五弟，当时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此人性格豪爽，而且一贯没有城府，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就不能不考虑了。

恰在这时，事件的发起人蔡寿祺反被陕西巡抚刘蓉戳穿了他曾经在四川招摇撞骗并遭到原四川总督骆秉章驱逐的旧日劣迹。此事一出，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由此，慈禧也感到压力太大，不得已之下只好做出妥协。随后，两宫太后召见了奕訢，在召见过程中，奕訢也很识相，他一见这二位皇嫂便立刻伏地痛哭，而慈禧见羞辱奕訢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也就坡下驴，让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的头衔，以示惩戒。

到这里，这次风波也就算告一段落。奕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会搞成这样，或许他开始的确没有把深宫中的两个嫂子－－－两个女人－－－放在眼里，但这一次，他总算是知道她们、特别是慈禧的厉害了。

慈禧和奕訢到底有什么矛盾？

有一次，慈禧与奕訢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吵了起来，慈禧愤然之下怒斥奕訢：“你事事与我为难，我要革你的职！”奕訢却不甘示弱的回敬说：“臣是先皇第六子，就算太后能革我的职，也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奕訢每次入宫议政，太监在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也会命给奕訢献茶

有一天，召对的时间长了点，而慈禧又忘了让太监给奕訢献茶，结果奕訢一时忘了尊卑，就径直拿起案上的御茶喝了，喝到一半，奕訢才发觉这是小皇帝的御茶，赶忙放了回去，而奕訢的无意之举则被慈禧记了下来，并认为是有意挑衅小皇帝和太后的权威。

再有，奕訢在被两宫太后召对时，有时会因没听清楚或没听明白而请慈禧重述一遍，这往往被慈禧认为奕訢是佯装没有听到，有意捉弄并轻侮自己；还有的时候，奕訢和太后意见不同的时候往往高声抗辩，这让慈禧感觉到奕訢奕訢因声望渐隆升而对她们则日渐傲慢无礼；小叔子成天在外面风光，以为她们在深宫中什么都不知道并看不起她们这两个女人，这非常伤慈禧的自尊心，由此才会有这一场风波。

在这个事件中，经过慈禧的这么一闹，奕訢完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至于权力大为削减。更糟糕的是，奕訢遭此打击后，锐气也被削减了不少，进而使得洋务运动趋向保守，这让刚刚起步的中兴大业未免大打折扣。

回想数年前政变成功之时，慈禧对奕訢是何等的恩宠，几乎一日三封，恩及故母，下及子女，何等风光！不想三年之后，慈禧这么一翻脸，所有恩赏便可在一日之内灰飞湮灭，荡然无存。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这大概也就是权力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在吧。

同治八年（1869年），正当捻军回乱渐次平定、慈禧当政顺风顺水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她大丢颜面的事。这件事呢，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不过杀了个太监；说“不小”，则是因为被杀的太监是慈禧最宠信的安德海。

这个安德海，又名“小安子”，他模样长得清秀，加上从小就聪明伶俐，又精于察言观色，善于逢迎，因此很快在那些木讷愚笨的太监中脱颖而出，最后被慈禧发现并得到重用。安德海自幼学过一点文化，还懂一点艺术，因此最讨慈禧的欢心，以至于他后来常借着接近慈禧的机会纳贿招权，而很多官员知道这个小太监在慈禧面前说话管用后，也纷纷奔走其门，利用各种机会勾结安德海，以谋私利。

在慈禧的宠信下，安德海也日渐猖狂，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这时间一长，安德海乱政的事情便传了出去，就连经常入宫的恭亲王奕訢都难以忍受。据说有一次奕訢去见慈禧，而慈禧和安德海说话正在兴头上，竟然推辞不见。奕訢后来得知后，大感耻辱，他恨恨骂道：“我要是不杀了安德海，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朝廷纲纪！”

安德海得知后十分恐惧，于是经常借着各种机会在慈禧面前说奕訢的坏话，以挑拨两人关系－－－据说奕訢被摘掉“议政王”的帽子，从中便有安德海的挑唆之功。就连年幼的同治小皇帝，他都知道安德海和母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由此对安德海非常愤恨。有一次，小同治还亲手做了一个小泥人，背后写上“安德海”的名字，并用小刀削掉泥人的头。旁边的太监问他这是干啥，小皇帝怒气冲冲的说：“杀小安子！”

后来安德海不知道是不是活腻了，他觉得老呆在北京十分无聊，于是便央求慈禧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出城去四处走走。由于慈禧此时十分宠信安德海，便答应让他去广东置办宫廷织物。在得到慈禧的恩准后，安德海便带着一群随从出了京城，沿着运河南下。

小安子这次出来，虽说不是衣锦还乡，但机会难得，自然要把威风摆足、玩个痛快。当时他们分乘两艘大船，船头挂着一面三头鸟旗，船尾挂着龙凤旗，船的前面还站着一队士兵，船舱中则是安德海带着的小太监乃至僧人、女乐等几十人，这群人穿着高贵，气派非凡，一路上还敲敲打打，热闹非凡，生怕别人不知道。

安德海作为头领，那更是十分嚣张。他每到一处，就声称自己是朝廷钦差，奉太后之命南下办事，地方上如有招待不周，就立刻摔碗翻盆，手下的这些人也群起鼓噪，弄得下面的地方官是叫苦不迭－－－谁也没伺候过这么难伺候的爷啊！

等到安德海一帮人进入山东境内，很快便有人将此事报告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各位看官，你想那丁宝桢是什么人物？他原本是咸丰三年的进士出身，为人刚正不阿，做事一向勇威果断。当年僧格林沁在山东剿捻的时候，对待地方官员极其傲慢，他见巡抚以下官员是从来不给座的，下面的官员慑于僧王的威势，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正好升任山东按察使的丁宝桢，他碰巧有事要去拜访僧格林沁。在去之前，他也听说了僧王的规矩，于是便先让人转告僧格林沁：“要是设座就来见，不设就不见！”手下的人劝他不要得罪僧王，免得惹下麻烦，但丁宝桢坚持要把这话传到。僧格林沁得报后，大为惊怒：一个小小的山东按察使，居然敢跟自己提条件！他倒要见见这是何方神圣！不料丁宝桢来后果然非同寻常，他那不卑不亢的气度，让僧格林沁也为之折服。

再说丁宝桢得到太监出巡的事情后，十分震怒。他早就听说过安德海宦官乱政，早就想为国除害，可惜没有机会，这次倒好，安德海送上门来，那还能放过？于是丁宝桢立刻传令德州知府赵新，让他将安德海的招摇情形即时汇报，如遇有安德海不法之事，就立刻擒拿。赵新官小胆也小，他不敢动手，只是将安德海过境的情况汇报了丁宝桢。丁宝桢得报后一面向朝廷参奏安德海之事，一面令东昌知府程绳武追赶安德海将他们拿下。程绳武也害怕得罪慈禧太后，他带人尾追了安德海三天，但一直不敢动手。丁宝桢等了三天没见回报，随后又派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终于在泰安将安德海等人擒获。

安德海被解送到济南的时候仍旧十分嚣张，他大声叫嚷说：“我是奉皇太后之命南下，谁敢冒犯我？！你们乱来，这是在自寻死路！”丁宝桢大怒，命人掌嘴，将安德海打得满嘴血花。随后，丁宝桢决定不等朝廷命令，而是按照清廷“太监不得出都门，违者就地正法”的祖制，将安德海等人径直处死。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当红太监，将之处死可是非同小可，于是丁宝桢身边的官员都跪着求丁宝桢暂时不要动刑，等朝廷旨意来了再说不迟。毕竟，这万一慈禧追查下来，不仅乌纱帽难保，搞不好还要赔进自家的身家性命！但丁宝桢正因为担心慈禧会回护安德海，所以要在旨意来之前从速处死安德海，以为国家除一大害。安德海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还没有风光几天，就在济南给丁宝桢咔嚓了。

再说慈禧这边，她得知安德海被擒拿后，方知事态不妙。无奈之下，她只好同慈安太后一起召见了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等人，商议怎么处理这事。令慈禧难堪的是，慈安太后、奕訢和朝臣们异口同声的认为祖制不可违，要将安德海处死。慈禧当然也知道祖制家法，当年顺治皇帝鉴于明朝太监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特意在交泰殿外立了一个铁牌，凡有太监犯法干政者，都要凌迟处死。

虽然慈禧不得不同意大家的看法，但为了挽救小安子的性命，慈禧还是将谕旨扣发了两天，试图事情有所转圜。但慈禧太后不知道的是，安德海此时早已是人头落地。几天后，安德海已经殒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也只能强压心头怒火，她不但未作声张，反连发两道上谕，说“我朝家法森严，有犯必惩，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招摇过市，种种不法，实在是罪有应得。”

慈禧之所以没有立刻发作，原因除了自己理亏之外，她也意识到这次慈安太后是站在奕訢等人的一边，这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她也感觉出，慈安太后虽然平时不表态，但她的地位尊崇、威信也高，一旦表态，往往对朝臣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她所能够比拟的。

大丈夫能屈能伸，慈禧虽然不是大丈夫，但她经过这一挫折后，也知道有进有退，稍作忍抑，万不可为所欲为，不然反会让自己陷于被动。由此看来，慈禧对朝政的控制还没有到收发自如的程度，这次奕訢就借着慈安太后的影响力扳回一局，至于安德海，他也只能是自作自受，白死了！

不过，说安德海白死也不完全对，因为除了慈禧郁郁不乐外，其他大臣们都认为此事大快人心。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在他的日记里记了一笔：“我眼睛患病已经几个月了，在听说此事后，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的字）真豪杰也！”李鸿章则拿着这条消息，兴奋的对幕僚们说：“稚璜自此成名矣！”

三、无知皇帝

在国内乱事渐渐平息之后，清王朝再次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同光中兴”。这里说的“同”，指的便是同治小皇帝载淳，不过，这中兴大业可没他什么事。

载淳是咸丰唯一的儿子，在咸丰死的时候，载淳只有六岁，离他亲政至少还有近十年的时间。由此，如何教育培养这个小皇帝并让他以后能够顺利的亲政，便成为清廷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大清女主和载淳的亲生母亲，慈禧对小皇帝的成长教育也是十分关心与重视的。为了更好地实施小皇帝的培养计划，慈禧特别委派惠亲王绵愉来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宜。惠亲王绵愉是嘉庆皇帝的第五子，是皇族中辈份最高的亲王（比载淳足足高出三辈），其为人品行端正，是当时负责小皇帝学习与生活最佳人选。另外，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和奕询被也安排为同治的伴读，以起到督促的作用。

和以往的朝代相比，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很小便要进上书房读书，等到成年后，必须要精通四书五经、狩猎骑射，即使在诗文书画方面，也要有相当的造诣。譬如康熙，他从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而他培养的皇子如雍正等人更是出类拔萃，以至于爆发康熙晚年激烈的储位之争。

从教育内容来看，清朝皇子们注重全面发展，文武兼备，比如语言，他们既要学习汉语，也要学习满语（有时候甚至要学蒙古语）；在学习之余，他们还要学习骑马、射箭，后来引进西洋火器后，还须学习放枪。而且，皇子们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有寒暑假，他们除了年假、寿诞、中秋、端午等极少数几个节日可以休息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要进上书房学习。因此，清朝皇帝基本不出昏君，这也是对前朝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对于载淳，慈禧从一开始也报以极高的期望。在她的心目中，载淳就是年幼的康熙，而她则是孝庄太后，假如能培养出像康熙一样英明睿智的帝王，那将是她无上的荣光。于是，在载淳即位不久后，慈禧便精心挑选，最终为载淳延请了四位名师，这就是祁寯藻、李鸿藻、翁心存和倭仁四位鸿儒。

祁寯藻是嘉庆朝的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他之前已经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这次再负教诲载淳之责，可谓是三朝帝师、德高望重；李鸿藻，出生于一个知名的官宦世家，祖上有多人在朝为官，他本人也是才华出众，刍咸丰在世的时候便被选为载淳的老师；翁心存，道光朝的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在他去世后，其子翁同龢继续为帝师）；倭仁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这四位帝师的学问都十分渊博，而且各有所长，称之为名师，并不为过。

和以前的皇子相比，同治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因为同治当时已经是皇帝，所以他除了读书之外，还须跟着两宫太后早朝并接见大臣，虽然他不需要说话，但得像一个泥塑木雕一样的坐在那里，也不是一件好差使。在八岁之前，同治只需读半天书，到了八岁之后，就要全天读书，而且学习内容非常之多，小皇帝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实在是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同治从小就不爱读书，虽然有几个好老师，但都拿他没办法。譬如，老师要他背书，他往往背不了几行就把书扔了；要他写字，没写几个把笔也给丢了。事实上，同治并不是不聪明，而天生不爱学习，不是个读书的料。小皇帝读书的时候经常是注意力不集中，听讲的时候打蔫，回答问题的时候则故意嬉闹，就是不肯勤奋读书。有一次，同治又在课堂上和师傅闹别扭，师傅看这小皇帝不争气，又不敢打骂，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载淳正好读到《论语•为政》中的“君子不器”这一句，于是小皇帝用手遮住“器”字下面的两个“口”，然后向师傅招手问：“师傅，你看这句何解？”师傅过来一看，“君子不器”变成了“君子不哭”，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倭仁做同治师傅的时候，对这个顽劣的学生也很是头疼。同治读书经常偷懒，倭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倭仁只得拿出杀手锏，说要上奏慈禧太后加以训责。碰到这时候，同治往往拉着倭仁的衣袖，大哭说：“师傅饶过我这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倭仁见小皇帝有后悔之诚意，便又心软放他一马，可到了下次，小皇帝仍旧是屡错屡犯，倭仁其实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

有一次，倭仁见太监鬼鬼祟祟的扛了一个箱子进宫来，便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太监见是帝师，只得如实回答说是同治要的梨园戏具。倭仁素来看不惯梨园优伶，便责骂道：“皇上尚未成年，你们这些奴才胆大包天，竟敢以此淫物相引诱！”

说完，倭仁便上疏切谏，两宫太后听说后也很难堪，只得命同治立刻将那些戏具销毁。话说回来，同治迷恋戏曲的主要原因是其经常陪伴慈禧太后听戏，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娱乐，十来岁的小孩子迷上这个娱乐，这和现在的未成年人追星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倭仁作为帝师，负有教导之责，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也得让他几分，同治少年时除了怕慈禧太后外，最怕的也就是师傅倭仁了。

同治更像一个顽童，最爱嬉戏玩闹，宫里的游戏如蹴鞠弄舟、演剧等，他都无所不能。同治后来还发明了一个新玩法，名曰掼交，初学的时候让小太监横卧在一板凳上，慢慢按下去，形如环状，有点类似于空翻。练的差不多了，就不用板凳垫底，而可以直接弯下去，还可以连翻几下。同治对此乐此不疲，经常带着小太监们来玩这个，有的人腰不够灵活，同治就上前强按，被他弄伤的也不在少数。但这种东西，玩久了也没劲，同治后来也觉得厌倦了。

在负责小皇帝培养事务的惠亲王去世后，少年同治也换了个新的伴读，那就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澄。载澄和同治的年龄相仿，人也聪敏机灵，所以慈禧选了他来做同治的伴读。但慈禧不知道的是，载澄这个人在外面走马斗鸡，行为放荡，他去给同治做伴读，那两人岂不是臭味相投，玩乐起来就更没边了。

说起玩乐，载澄比同治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行动自由，可以经常到街上游逛，见识的东西也比皇帝要多。有一次，载澄对同治说：“掼交劳神费力，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大的北京城，好玩的地方多得很，何不去看看？人家一般的富贵之家，有点钱即可随便吃喝玩乐，自由自在，你身为至尊，呆在宫中，有如牢囚，还不是白来这世界一趟？”

鱼对鱼，虾对虾，乌龟对王八，这话算说到同治心里去了。同治和载澄当时毕竟只有十几岁，这个年纪的少年，胆子大又叛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两人后来便偷偷的策划出游，载澄说，我们穿着黑衣出去，到时候不会有人认出我们的。于是两人便换装出宫，开始是到街上闲逛，后来胆子大了，进酒馆，入妓院，到处游玩，乐不思蜀。

同治也有同治的苦处。他从小就必须同时扮演皇帝、学生还有儿子这三重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要尽责尽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时间久了，谁也受不了。而且，同治从六七岁开始，学习和工作（上朝）的任务都非常重，内有母亲慈禧的殷切期望，外有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上有朝廷祖业的重负，下有臣民百姓的热盼，其压力可想而知。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眼看同治就快到十六岁亲政的年龄了，可这个少年皇帝的学业却实在不敢恭维，尽管有几位名师的教导，但同治学了近十年竟然读个奏折都磕磕巴巴，连句读在哪里都不知道，写起折子来更是白话连篇，让人笑掉大牙。

眼看同治一点都不成器，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觉得颜面无光，心急如焚。她无法想象，就同治这个样子，不要说和康熙比，就是当个普通的皇上恐怕也够呛！如此下去，这还了得？为此，她把气都撒在师傅们身上，不断责备他们督责不严，一味搪塞，没有严格要求小皇帝。说得急了，慈禧甚至说出这样的气话：“让你们这么放松教育，倒不如我自己来亲自教！”可惜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她哪里教得来？

有人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载淳同学如此不成器？一是同治的天性喜好玩乐，加上他的皇帝身份，师傅们无法对他进行过度的约束；二是同治所处的环境，当时整个宫中只有同治一个小男孩，他不但得到慈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宠爱，在父亲权威缺位且没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同治无拘无束、恣意妄为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就在情理当中了；三是慈禧自己也是教子无方，她本人性格急躁，在教子方面缺乏长期规划和原则，没事的时候什么都迁就着小皇帝，并不严加管教，还经常带着同治看戏听戏；等到急的时候，又恨不得让同治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会很失败。

按理，同治十六岁就该亲政了，但载淳怎么看都不像个皇帝的样子，他每天还像往常一样，一进书房就犯困，成天就想着嘻哈玩乐。慈禧跟他说起亲政的事，他就说上朝是件苦差事，不愿意去，宁可母后做主，把慈禧气得是脸色发白。说真的，这也怪不得他，现在十六岁的小朋友，那个不是这样？这世界上有几个能像康熙那样的？

但是，慈禧转念一想，载淳毕竟一天天在长大，撤帘归政那也是早早晚晚的事。因此，亲政的事情不能再拖了，再拖的话那些大臣们又来鸹噪，说自己贪位揽权，这又何必？想来想去，慈禧决定在自己归政之前，先给同治找个皇后，让小皇帝尽快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