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

一、专权卖国

北京皇城紫禁城，后庭东西六宫，一个宫院接着一个宫院，富丽堂皇之内滋生罪恶，幽雅宁静之中暗藏毒蛇。慈禧深居长春宫、储秀宫，滥施淫威，祸国殃民。

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慈禧、奕訢施压，使其部下赫德于1863年当上了清廷海关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大权。他当了清廷的大官，就代清廷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手清廷的内政与外交。1865年，他向清廷呈递了一篇《局外帝观论》，劝告、威胁清廷履行不平等条约：“如若背叛，列强一致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赫德还同威妥玛一起，向慈禧要求准许洋商拥有同华商一起制造轮车机电之权，以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左宗棠在进行上力持异议，慈禧才未批准。

左宗棠赤胆为国，所以他敢如此蔑视赫德，忤逆慈禧。

慈禧见海防、塞防都交代人去办了，放下心来，安心静思，又把垂帘听政的剧本改它一改。

国丧之秋，难于安心，即有英国人惹事生非，再度找上门来。

为了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上校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近200人，从缅甸出发，探测到我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也奉公使威妥玛之命，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

光绪元年正月（1875），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就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曼允山寨的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正月十六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群众义愤填膺，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当时，威妥玛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就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

1874年初，英国决定派一支庞大的探勘队，探测由云南至缅甸的通路。7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赴清廷总理衙门说明英印政府探测云南之意，要求清廷发给勘探队员护照。慈禧、奕訢明知英国政府此举为的是扩大英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却不敢拒绝，只得允之。

英属印度政府立即派出由英军上校柏郎为总管的193人探勘队，就如像走进自家菜园一样，随意就从缅甸向中缅边界探勘而来。威妥玛又得奕訢之允，于8月29日派李国珍与腾越民众配合，于2月3日率军抵达猛卯，准备堵截。

1月17日，马嘉理在缅甸境内的八莫，与柏郎一行会合。他们根本不知道腾越民众的拒英计划，在八莫休整十几天后，于2月6日分两路入滇。伊利亚斯率一小队取道猛卯入滇，马嘉理、柏郎率大队取大路前往曼允，遭到当地民众阻拦，马嘉理及其随员开枪射击，民众立即还击，双方交火，马嘉理和数名中国随员均被杀。柏郎22日抵达曼允，即被当地兵勇三面包围，柏郎命令全部队还击突围而走，于26日返回缅甸八莫。

此乃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亦称“滇案”。

英人借“滇案”小题大做，蓄意扩大事态，一再向清廷提出若干无理要求。

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在接英国政府电报后，致清廷总理衙门，提出6条无理要求，被清廷拒绝。

威妥玛的无理要求遭到清廷拒绝之后，大为恼火，决定联合外国驻京公使一起向清廷施加压力，并表示要停正中国与西班牙的古巴华工问题谈判。美、俄等国公使均认为，马嘉理被杀，损害了各国公使的感情，纷纷支持威妥玛对中国提出的各项要求。威妥玛得同伙支持后，遂于3月28日再次向清廷施加压力，蛮横要求由英方派员参与调查马嘉理案，准许英国第二次派人探勘云南；并威胁清廷，如不答应上述要求，就断绝中英外交关系，各国公使也随声附和。总理衙门十分惊慌，于3月30日晚发给威妥玛4件护照。英国获得了对中国内地有关英人案件调查和审讯的干预权，而这在国际公法上是不允许的。

弱国无外交，清廷连国际公法所规定的权利也无法享有。

慈禧软弱退让，答应了英人所提七项意见的三项，英国人则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攫取侵略权益，又于8月3日会晤李鸿章，提出了与“滇案”无关的七项无理要求。清廷指示李鸿章继续退让，又答应了英方三项要求。但侵略者的欲望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威妥玛不愿了结，于9月22日再次就扩大各口岸通商特权和云南的边境贸易3个问题对清廷提出补充要求。经争辩计议，清廷于10月上旬基本同意英方的要求，重申了保护外国人的命令，同意协商各口岸通商和云南边境贸易问题。威妥玛也因压服清廷有功，被英国政府授“爵士”头衔。

此后，英使威妥玛更加得寸进尺，于1876年6月2日再一次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解决马嘉理案件的6条要求，被清廷拒绝。威妥玛就于6月15日降下英国国旗，率使馆人员及其亲属离京，以断交动武相要挟。此时，英国人赫德出面调停“滇案”，李鸿章也于6月28日上奏朝迁，言日下海防空虚，度支千匮，“滇案”宜委曲求全。慈禧害怕英国魔鬼，只得重开谈判。

为了能在谈判时逼中方就范，威妥玛特意在谈判前夕调遣英国“飞游”舰队驻扎在与烟台相距不远的大连。8月26日，英国海军司令赖佐也令军舰齐集烟台港，为威妥玛助威。英、德、法等国公使也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注视谈判动向。

次年七月，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关于“滇案”问题、关于优待公使问题和关于通商事务问题。“滇案”三条为：1、英方派人参与调查“滇案”；2、清政府在各地张贴有关“滇案”发生及处理的文告；3、清廷必须派大员赴英谢罪；4、赔付马嘉理家属抚恤款、柏郎一行损失款及印度护送柏郎和英国调遣兵费款共白银20万两。关于优待公使问题有三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在华发生有关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使馆有权派人观审。”第三条规定：“中英之间案件，由被告国各依本国法律审断。”关于通商事务问题，亦规定了三条：1、租界内外英国商品免征厘金；2、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岩；3、英国商品运入（中国）内地，不论中外商人只纳进口税，各项（中国）内地税皆免。条约《另议专案》规定，英国如派探路队从北京往甘肃、青海进藏或经四川进藏，或由印度进藏，总理衙门（均）应酌情发给护照，或由地方当局派员照料。

《烟台条约》签订后，威妥玛催逼清廷赶紧派员赴英谢罪。清廷即于8月28日令郭嵩寿为钦差大臣使英。9月26日，西宫皇太后召见郭嵩寿，询问使英之事。10月31日郭嵩寿赴慈禧西宫请训。11月4日赐发国书。10日出京，14日抵天津，20日抵上海。12月21日晚上，大雨滂沱，郭嵩焘一行冒雨登船。船入上海，风大浪高，颠簸尤甚，属下大多呕吐不止。近代中国第一个常驻外国公使就这样身负谢罪使命，在这风雨飘摇之夜走向世界。

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取得了更多的通商特权和侵入我国云南、西藏的便利条件。

1879年，赫德又向中国总理衙门呈递一份《条陈海防章程》，主张添购兵船，“雇用西人，重甚事权”，要求任命他担任总海防司的职务，企图控制中国的海防大权。由于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一再谏诤，慈禧才作罢。

1885年，赫德任英国驻华公使，企图让他的弟弟赫孜任总税务司，中国舆论大哗，他才不得不辞去公使一职，继续任总税务司。

1868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奕訢等奏准慈禧钦派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颁给钦差关防，于2月代表中国出使外国。蒲安臣使团名为“中国代表团”，只有英国公使馆翻译官柏卓安和法国官员德善充当左右“协理”，还有不懂外文的低级官员志刚（记名海关道）和孙家谷（礼部郎中）。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威廉西化德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为美国扩大掠卖华工、进一步扩大文化侵略铺平了道路。此后，使团又先后到英、法、普鲁士和俄国访问，要完成奕訢交给的说服各国在修改《天津条约》时不要动用武力的任务，由于各国拒绝给予保证，且蒲安臣本人也赞同各国态度，清廷的这个愿望落空了。这幕丑剧，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都彼得堡病死才告结束。

慈禧是个多面体，用左则为国，用李则卖权，对内凶且狠，对外软而绵。

慈禧继承了乃夫咸丰的卖国本领并大肆膨胀，使中国人在美国人眼中成了“神经发育不健全的人”。慈禧就是这样无知、愚蠢，出尽了中国人的丑，卖尽了中国人的权。

吕洞宾查到慈禧种种劣迹，又知她气数未尽，只能教训一下，于是就在慈禧让人梳洗完毕，在穿衣镜前顾影自乐之时，把刚学会并从龙飞处以学习为名骗来的蜃梦镜搞笑键一按，经穿衣镜将“抽搐”二字射入慈禧左右脸面，慈禧即从穿衣镜上见到自己脸面上抽下搐、左抽右搐，顿觉神经痛苦异常。过一阵，抽搐一阵、痛苦一阵；再过一阵，又抽搐一阵、痛苦一阵，周而复始，苦痛难挨。

慈禧大惊失色：“我的脸……”

穿衣镜说话了：“专权卖国，最毒妇人心；脸面早失，晚清老妖精……”

吓得慈禧跌跌撞撞，挣命苦逃：“有鬼，有鬼……

李莲英、小德张双双飞赶而来，一齐扶住慈禧，慈禧仍惊魂未定。

后来，慈禧令人遍寻中外名医，无人治得此症。直到慈禧一命归阴之时，苦痛方得结束。

吕洞宾将此事向龙飞汇报时，原以为龙飞会夸奖他，谁知龙飞却说：“就战略而言，我们扶一龙、二龙重在二龙；就策略而言，我们赞襄慈禧的智举，因为她客观上为一龙、二龙奠定了社会基础，创造了历史条件，对一龙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开启更为直接。她一生有四大亮点，收复新疆你已看到，其它几点你以后也会看到的。慈禧命中有抽搐之灾，你可设法为她减轻。”

二、不准留学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因此，她一手炮制了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三、垂青洋务派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

一八六六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一八七八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

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赞赏地）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亲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郭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朽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不啻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