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每到清明节，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

父亲十六岁考取国民党机械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蒋纬国的独立团；1946年父亲和战友偷运了两大货车面粉去寻找共产党，刚好在路上遇到了解放军，此后父亲跟着共产党参加了淮海战役；后又跟着贺龙司令翻过六盘山、解放大西南，我听父亲说有一次零下30度，鼻涕掉下来立马结成冰，在一条小河边，贺老总身穿长袍，面带笑容和战士们一一握手，说“同志们，辛苦了”。那一刻贺老总的高大形象深深地印在父亲的脑海里。1949年10月1日，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父亲被选为军代表参加了开国典礼，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领导同志，这是父亲一生的骄傲和自豪。1950年父亲参加镇压反革命，同年十月，父亲奔赴朝鲜战场。当时父亲是前线前勤运输排排长。在一次打云山的战斗中，在运输返回路上（朝鲜的昌城）遇到了敌人的敌机轰炸，整个昌城炸为焦土。当父亲醒来的时候已躺在医院，他拼命地叫着战友的名字，可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一生都怀念着那出生入死的战友。父亲一直要求再上战场，但由于伤势过重，被转到后方医治（江西.青水山），直到53年伤愈出院。出院后他主动要求分配到教育战线上，他要把他所学的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告诉祖国的后一代。可好景不长，由于社会关系复杂，祖父在旧社会当过伪保长、乡队副，但祖父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为人正直、不贪钱财、打富济贫、不畏强暴，在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连名上信，把祖父保出来；外祖父也是伪保长、反革命；外叔祖父也是地主反革命，但他为人甚好、医术高明，解放后在市中医院上班一直到去世，一度被评为名老中医、政协委员。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1963年父亲被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此父亲带上了精神枷锁，批判、抄家接连而至。记得我十岁左右。有一天我和哥哥放学回家。门口站着两个民兵，不准我们回家。一直到天黑几个民兵从我们家带走了一些小东西走后，我们才回到屋里，看到父亲和母亲呆呆地站在那里，家里被翻了个里朝天，后来听母亲说：民兵带走了父亲在朝鲜的纪念章、邮票、朝鲜币、所有战友同事的通信录，还有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以及盖着中共中央公章的残废证（三级甲残废），全部都被没收了。因当时每年由国家直接划拨30元残废金，年底要凭残废证到民政局领取，可父亲的残废证被没收了无法领取，后来还是民政局同志要回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家庭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在他微薄的残废金中，抽出几元钱，给我买了一个书包、一个笔记本、还有带饭的瓷缸，父亲喜欢我积极好学的性格，记得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婶过世，在追悼会上，来宾讲话，我看没有人讲，就站出来讲了。父亲很高兴，还夸我有胆量。我的童年和少年，虽然家境贫困，但在父亲的呵护下，我过得很快乐。直到1974年，我初中毕业，兴致勃勃想继续升学，那时正掀起了一股向张铁生学习的热潮，打零分上清华大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就这样我失学了，我哭呀、闹呀。父亲几夜没合眼，总是叹气；母亲说：“如果你再闹下去，你父亲都会垮掉的”。从此，我离开了我心爱的书本，每天在生产队出工，外出做事；1981年，我与本村一位青年自由恋爱结合了，父母非常反对这门亲事，但我不听，那时我喜欢看琼瑶的言情小说，有一次，我看了海之恋，我写信劝父母不要干涉我们的婚姻，父亲回信说：“无能无水平的父母，不需要你的指教，如你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后果由自己负责，你将会自己埋葬自己，自己给自己掘一座坟墓。”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话验证着我的生活，为了孩子，为了尽一个母亲的责任，我在痛苦中挣扎了几十年。我辜负了父亲的厚爱，但我从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

1983年，父亲平反昭雪了，工作组的同志，还有老干局、民政局、教育局的领导都来看望父亲。他们问父亲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父亲说：“想起彭老总、贺老总，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同志，我算得了什么，我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只是有点遗憾，没有好好地培养子女......”至此父亲的精神枷锁终于解开了。他想用自己余生为社会做点事，但由于父亲体弱身残、积劳成疾，所以力不从心；但他还是与几位热心的人带头为村上修成了一条简易马路，使偏辟的山村通车了，父亲非常高兴，他还想为乡亲们办一个蔬菜加工厂，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办成，父亲很遗憾。后来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只要一用力就喘不过气来。我们劝他住院治疗，他老人家就是不听。父亲说这样浪费金钱。我们说：“反正国家实报实销。”父亲一听就发火“国家的钱，难道就不是钱吗？”于是一直拖到1996年，父亲连说话都成了困难，有一天，父亲的病突然发作，儿女们又都不在家，母亲急的不得了，家里又没有电话，母亲托人来找我（我在离家四里多路的小镇做生意），我租了辆摩托车赶紧往家跑，一进门只见父亲脸都成紫色了，我急忙跑去打电话通知二妹（隔家一里多远才有电话），一个多小时后，二妹叫来了一辆面包车把父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医生说：“再迟几十分钟，父亲就没救了。”父亲患严重的气管炎，气管已完全没有收缩功能，还伴有严重心衰与营养不良。父亲没有牙齿，只能喝稀饭和面条。父亲的生活不能自理，我们姐妹轮流照顾，在父亲病重期间，民政局、教育局的领导以及一些亲朋好友来探望他，为了节约钱我们在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做饭吃，后在医生的精心努力下，父亲的病情慢慢稳定了，哥哥、妹妹们也都各自上班去了，我就留下来同母亲一起照顾父亲，父亲只要精神稍好点，就操心起病友来，隔壁病房住了一位姓王的五保户，无人护理，被他知道了，他就要求我们去帮忙照顾。还把别人探病送来的水果和一些好吃的要我们拿去分给那些困难的病友。父亲病房住进来一对父子，是东乡人，小孩患有脑膜炎，由于家里没钱没及时得到治疗，，十几岁了连吃饭都不知道张口，看见小孩这样父亲很难过，他说“要是他有钱就好了，就能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了”，父亲要我们做好吃的送给这父子俩吃，还让我们每餐都要煮这父子俩的饭菜，我二妹有天到医院看父亲，父亲让二妹去买几斤肉烧红烧肉送给临床的父子吃。我们邻村有一位老人来住院（叫才婆），住在传染科，家里没来人护理，父亲知道了，就要我们每天送饭给她吃；我们有个堂弟媳得了白血病来住院，父亲每天要我们去探望病情，还嘱咐我们要买营养给她吃，又再三交代我大嫂要照顾她家的两个孩子。有时我们觉得父亲管得太宽了，就劝他，父亲一听就急，他老人家一急，气就喘不过来；我们怕他急，只好照他的意思去做。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父亲的病有所好转，但腿已不能行走，再也站不起来了。医生说“父亲的病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维持，最好要长期住在医院”可父亲说住院开销太大，坚决要求出院。我们只好依他。为了治疗方便，我们在城里租了房子住下来，我二哥为了就近照顾父亲只好在城里找零工做，母亲自己护理，买了一张轮椅给父亲，父亲只要稍微舒服一点，就要母亲推着他出来看中央新闻，他还常常要母亲帮他读报纸，父亲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常对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97年香港回归，父亲高兴地不得了，把我们子女都叫回去看香港回归的那一刻，还要我帮他读报纸，在父亲的感染下，我也写了首诗歌“送祖国昌盛，迎香港回归”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天要靠输氧度日，我们劝他到医院里住，他就是不肯，父亲的一生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想换一副假牙都没换，他怕浪费，父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订报纸、书刊从不间断，他常对我们说：“人生有红薯丝饭吃，就是幸福。”2000年农历10月，这是我跟父亲最后的告别，我到外地做生意，回家住了一晚，那一夜，我整晚难以入睡，耳边不断地听到父亲微弱的歌声，有时在唱雄赳赳，气昂昂，有时又仿佛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一遍一遍叫醒着父亲，父亲就是靠那些美好的回忆伴随他度过了七十七个春秋，事隔一个多月后，11月4日，父亲永远离我们而去，我没赶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当我赶回家，只看到父亲的骨灰盒，遵照父亲的遗嘱，父亲的葬礼办的很简单，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二妹沉痛的说：“如果有来世，爸爸，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父亲的思想影响着我们全家，我二妹很像父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我们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念念不忘要去瞻仰毛主席的故乡，去年我二妹安排我和女儿陪同她老人家到了韶山，了确了老人家几十年的心愿。我用父亲的教诲经常教育着我的孩子，我要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位尊敬的祖父。

又到清明节扫墓，每年我都会到父亲的墓地上告诉他我们的近况，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听到，一眨眼，父亲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但父亲对我们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