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与树及散文

他在路上走着，看见路旁新挖了许多坑。这坑稀稀拉拉的，或远或近没个准儿。坑口有锅盖大小，半米多深。

“看样子要栽树。”他分析道，继续走他的路。他是对的，因为前边的坑沿横躺着一棵树。树干光秃，树根粘裹着土，形成一个大团，表面露出半截细细的枝丫，曲着，像放大的蝗虫的腿脚似的。

他心里高兴，觉得小城要植树了。北方天气干燥，风大，没有树的遮避、过滤，灰尘满天飞，家家屋里也渗透进了不少。一天下来，窗台面，地板上浮了薄薄一层，每天都得擦试。很烦人。

路上的人多了起来，他不理会这些，仍走自己的路。太阳升高了，光线明亮，照得到坑内的一面，闪着密实的光。他细看，坑的周壁挤嵌着不少的小鹅卵石。走近看，坑底也有，间杂不少的水泥块。

“啊！啥树能在这坑里长呀。”他有些吃惊。想像着树根在坑内的憋屈，四围铁壁铜墙般的坚硬，下面也是硌楞楞的水泥块，根须向哪里抓呀。他同情树，为目前的处境感到悲苦，然而他只是路人。他不知道挖坑人如何想；不知道组织者是否看到如此这般的树坑。应该看到的。因为得计数付酬。

“栽树就是一个目的？”——是的。他很肯定。

他继续一边走一边看。在一个坑内露出一个枯树根部——“这是原来树的根啊。”他想。

他记得二十多年前的小城是绿荫掩映，夏天清爽宜人的。马路边至少有两行树；榆树，松树或者杨树记不清楚了。有的路边植了六七排树呢。有个小插曲他还记得：岳父从乡下来串门，车到小城，找了公用电话要他接站。老人说在有六排树的街边等他；然而这样的街道有三四条呢。没法子，他只好一个一个街区地找。那时没有手机，找人不方便。现在好了，树却砍得差不多了。

小城的人们也很重视植树。每年植树节都有大量的活动和宣传报道，他参加过单位组织的植树。现场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拉线的，划圈的，挖坑的，放树的，浇水的，踩踏的，分工很细，大家忙得热闹。搞宣传的更辛苦。自己人不必说，照几张重点镜头存档完事，年终用一用就得了。专职记者就不行了。他（她）们得多采几组关键镜头。不同单位，不同人员，不同地段，还有不同树种都得一一过镜呢。那时节刚开化，地儿湿，记者们走来走去鞋上裤角上糊了不多的泥巴。有的女记者还摔了一身泥呢。

“能成活多少呢？”有人担忧。

“管它呢，还是剩的多。”有人乐观。

对城区来说，他觉得小城在植树和绿化方面似乎没有一套长远稳定的规划。马路边的树和隔离带的绿化走马灯似的换来变去。今年觉得榆树好，就把原来的松树换掉；明年心血来潮，又觉着松树四季长青，冬天的雪地冰还敢傲视苍穹呢。可是，换来换去，这树却总也长不大了。而且这么折腾，树也长得病恹恹的，看着怪可怜的。

那年市里把马路边小榆篱笆掘了，他心疼得不行。多好的篱笆呀，夏天里马路发白，冒着热气；看着一溜长长的绿篱，泛着油光，从视觉上觉得凉快。而且绿篱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各种造型都有。然而——

他想给有关部门写建议信，却又信心不足。他看惯了一些机关收发室对举报，建议类信件的处理方式。在那张收发桌上长久无人理采，像个弃儿。人们没事有事喜欢到收发室谈天，看见了那封信（从信封就可以分析内容）：“哟，还有这人哪。有病。”现在是网络了，可以直接发到信箱里。那时不行。

他顾虑重重。他知道自己的公民身份，有诸多权益。然而他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路人－－－社会现象的看客而已。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对一切冷漠，不关心外界事物－－－－－所以他成了局外人。

“但我的局外人境况却因关心社会事物而变得更加糟糕呀。”并非生存状况。但他改不了愤世的毛病。他是完美主义者，早先狂热追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他翻开小时候的书页，看到了在有些发黄书的扉页写着“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钢笔字。那些“毒蛇猛兽”究竟是什么，他也不很明确。“反正就是剥削者吧”他想。他曾读了《共产党宣言》，那时只有十多岁。

他看着那几行稚拙的字，笑了。“那时的字真难看。”他说，“——但劲头很足。”

“我可怎么办呢？”他苦恼于自己凡事议论，爱发表意见的恶习。“真是可恶的恶习。”他想。

“大约是看散文多的缘故。”他分析。

中年以后他大量减少散文阅读，几乎不看了。《朝花夕拾》、《蒙田随笔》、《培根论人生》已经久未翻动。他加大了小说的阅读。主要看现代泒小说。看乔易斯、福克纳、萨特，还有加缪等。他崇敬两个人：陶渊明和萨特。如果两者再选其一，他将投萨特一票。因为他“介入”敢于奋击；拒绝诺贝尔文学一事就让人震惊。他是纯爷们。

然而他看重现的却是代派小说的呈现说和冷静的观察。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勇者，无法“介入”。

他终于试着以现代小说家眼光观看社会现象。他强制自己的心平静。

然而……他似乎仍无法抛弃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