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的珍藏（悼念父亲）

好多次，当您在医院接受各种难以忍受的治疗时，我都曾守候在您的床边。您总是紧紧攥住我的手，我也同样紧紧握住您的手。我知道，这种无言的亲情传递，能够分担您的痛苦。您艰难而勉强地微笑着，似乎也因为身边有亲人共同面对苦难，更增添了从容和镇定。然而，在您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儿女竟然都不在您身边！您在生命的最后瞬间可曾呼唤过我的名字？可曾挣扎着四处探寻，希望紧紧握住一只亲人的手？爸爸！我永远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您一个人走得太凄凉，太孤苦了！

有时禁不住中宵起坐，以为流尽的泪又流出来。倘若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花去几年时间，用掉全部家财，能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和您见上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然而，哪怕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却是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和您团聚了！

就在您去世的前三天，北风凄紧，寒潮夜降。我开车给您和妈妈送一台电取暖器，但竟没有上楼，是用手提电话叫妹妹和万阿姨下来抬走的。记得妹妹还特别问了一句，不上去看看爸爸？我说没时间，马上还要开会，于是“过家门而不入”地走了。那到底是个什么缺我不可的重要会议呢？我却因此错过了和您最后见面的机会！爸爸，平时我们总宁愿相信生命还长得很，时间还多得很，如果知道您三天后就会去世，我会一分一秒都不离开您的身边啊！您无论怎样原谅我，我都无法摆脱内心永远的悔恨、愧疚和折磨！

那次吃年夜饭，您曾经无限慨叹又不无伤感地说：“咱们的家，现在就象十五的月亮，是最圆、最明的时候。过几年，人就没这么全了。”只有在今天，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您曾怀着对这个家怎样的深爱和对亲人怎样的依恋。也只有在永远失去了您之后，我才真正懂得该怎样倍加珍惜一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但已经太迟了！

“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古谚说的大恩不报，也许是因为永远无法报答于万一。爸爸，打从您独自远行后，我便感到身上的一部分也随您而去了。每当夜阑更深，睡余梦醒，又禁不住回想起过去岁月的丝丝缕缕。也许是对团聚有着太多的遗憾和伤痛，家里几十年来的一幕幕团聚，总会成为长夜中最清晰和明亮的记忆。

那年我刚8岁，您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朝鲜去了半年后回到开封。在我的印象中，您从来没有离开家那么久。我们扑过去投进您的怀抱，您先把妹妹举过头顶，然后挨个亲吻我们，接下来便急急拿出一个深红色的漆布笔记本，兴奋地晃动着向妈妈和我们展示。记得里面的字有大有小，有横有竖，有金日成、彭德怀的签名，有志愿军首长和英雄的题字，也有巴金、魏巍、草明、菡子等同行作家的赠言，每翻一页，妈妈都会发出一声惊叹。刚刚掌握了一年级文化的我居然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乘着您摆开几个用炮弹壳做的铜碗和分发朝鲜人参糖的时候，我偷偷拿走了那个珍贵的日记本，跑到另一个房间，从书包里掏出毛笔和墨盒，便在空白页上大展起才华来。我憋足劲写下了“爸爸，为大象服务”。因为繁体字的“众”和“象”很接近，便把“大众”写成“大象”了。待到拿着自己墨迹未干的题词过去炫耀时，妈妈气坏了，说怎么一下没看见就闯这么大的祸。而您眯起眼端详着我的字，脸上的笑容宽厚而慈爱，不但没有丝毫责怪，反而大为欣赏说：“不错不错，我儿现在也有文化，能给爸爸题词了！不过，可不能让我去为大象服务啊。”爸爸，大概只有在您的眼睛里，儿子无论往哪里信笔涂鸦也都是美丽的。也就是您这次回来，妈妈辅导我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爸爸的来信》。

1954年，我们全家由河南迁到武汉，我和弟弟妹妹都进了寄宿的中南育才子弟学校。也许从小没有独立生活过，因此天天都在数着日子，盼望星期六回家。而您不管再忙，假日都一定要陪我们玩，传统的活动便是全家到中山公园划船。总是我和弟弟一人操一只桨，两个妹妹坐在船头不时把手伸进水里，你和妈妈坐在当中。我们最早念的一些古诗，听的一些故事，猜的一些谜语，都是在碧波荡漾和嬉戏欢笑间牢记于心并终身不忘的。下午返校则是心情最阴郁而沉重的时刻。我们兄妹照例顾一辆三轮车，您则骑着自行车一路送行。看到您时而双手撒把和三轮车并辔而驰，时而从刺斜里猛冲到前面，一脸机灵而活泼的神情。我们都开心得哈哈大笑，忘记了返校的忧伤。爸爸，那时候您多么年轻，您在我们心中是多么潇洒、英俊和矫健啊！

家里的好时光很快结束了。1957年您被划为右派后到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全家人是怎样惦记和牵挂着您啊！我们兄妹常常板着指头计算您的归期。从东西湖到汉口虽然不过二十公里，但却只有唯一一条坑坑洼洼的胶泥路，您每次乘长途汽车到家时天就全黑了。这时候，我们便偎依着您，在狭小住房里开始吃团圆饭。家里那只黑色人造革的长沙发已经被收走了。大冬天，您戴着一顶褪色的破蓝布棉帽子坐在床沿上，嘴唇上满是裂口，看上去疲惫而憔悴。一方脏手绢里兜着几根很瘦的红薯，这是您平时舍不得吃，攒下留给我们的。灯光很暗，您把小妹妹揽在怀里吸烟时，再也不见往她头发里长长吐一口烟，让大家看烟雾慢慢冒出来而哈哈大笑了。我们的团聚从来是静悄悄的，家和亲人的气息温暖又悲凉。第二天一大早，当我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您已经赶头班长途车回东西湖了。

总记得那次又到了您该回来的日子，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天开始下雪，而您还没有到家。我们只好先吃晚饭。后来妹妹们又冷又困，都缩在椅子上睡着了，我却要坚持等您。除了对您的思念，我还要叫你帮我修改一首朗诵诗。那时候，我已经在武汉二十一中读初中。由于“家庭问题”，平时少不了处处受到歧视。只有每当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才能扬眉吐气一回。特别作文课评讲，我的文章常被那位不讲出身的张老师拿出来当范文朗读。明天的赛诗会自然我不能示弱。据说表现好坏和入团还有直接关系呢。但等到快十二点了，您还没有回来。妈妈念叨说，也许是天气不好？还是没有请准假？我只好怏怏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恍惚记得您曾经抚摩过我的头。妈妈郁郁地说：“爸爸昨天差不多一点才到家，长途车停了，是搭便车回来的。你的那首诗，他一直改到大半夜。”我连忙跑到书桌边，看见一叠粗制的稿纸，您已经把改好的诗工工整整重写了一遍。那张滕椅上，一床小被子还留着您披过的形状。爸爸，我那时候该多么不懂事啊！您在风雪中千辛万苦赶到家，一共只能停留几个小时，却还要独坐寒夜给我改诗。您才睡了多大一会儿，回去怎么挑得动那一百几十斤的担子呢？也许您在为全世界遗弃了您时，惟有儿子还需要您，您的作家的笔还能为儿子的“进步”起一点作用而感到安慰吧？爸爸，您改过的诗让我在朗诵会上大出风头。自然，我直到毕业也一直没有入团。

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咱们家遭受的打击自然更是摧毁性的。您在第一道冲击波中便作为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牛鬼蛇神”被揪出来。那个星期六，我们兄弟姐妹照例从学校回家，只见刚刚被抄过的房间里一片狼籍，几个洗劫一空的书架蒙着歪歪斜斜的黑布，而您却被带走了。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把您关在哪里。当时，“砸烂狗头”之声响彻全国。学校批斗黑帮的时候，每看到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的老教授们在台上把腰弯成九十度，一任红卫兵推搡踢打，我便心惊肉跳，想到那就是您。后来才听说，文联每次开批斗会，您总是首当其冲，在数小时“喷气式”的折磨中大汗淋漓，妈妈则站在旁边的矮凳子上陪斗，头上戴着画有眼镜蛇的高帽子。

此后武斗升级，形势大乱，武汉三镇枪声不断，长江上每天漂着无名尸体，“牛鬼蛇神”就更是人命如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轻易加害而不负任何责任。然而，越是在派仗打得如火如荼时，牛棚反而没人看管了。您和妈妈奇迹般地混在革命群众串联的队伍中，乘火车到北京去二姨家避难。天可怜见，二姨父那时正被《光明日报》各派共同揪斗，群众专政的铁拳下哪敢收留你们！而我得知你们竟以待罪之身跑到了“文化革命的心脏”，自然感到事情的严重和凶险，便和几个同学扒火车上了北京。几经辗转，打听到你们在国务院一家招待所落脚并从接待处登记簿上查到您所用的化名。楼上一个空空的大房间，铺着满满的草席，几十个全国各地串连和上访的人挤在一起。按号码找到你们的铺位后，却没有见到您和妈妈，但认出家里那只破损的白搪瓷刷牙缸和里放着的花格子毛巾时，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到楼下的街道边等你们。天快黑时，您和妈妈心神郁郁地回来了，永远忘不了你们听到我喊爸爸妈妈时的情景，您哽咽着连连呼唤我的小名，眼里闪着喜极而泣的泪花，妈妈则高兴得直跺双脚，两手不停地上下挥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拥着那床肮脏的线毯，坐在招待所的地铺上，真有“相对如梦寐”之感。记得您和妈妈只是贪婪地看着我的脸，一遍遍抚摩我的头和手臂。这样的凶年乱世，这样一家朝不保夕的微贱生命，竟然能在北京自由地团聚，这种幸福实在太难以置信了。

天晚了，招待所要熄灯，我也必须赶回北农机学院的三司革联驻北京联络站。您把手巾兜里的烧饼和几个桃子塞进我的军用挎包中，记得又说了一些“相信群众相信党”之类的互相安慰和勉励的话，我便和你们洒泪而别。不久后回到武汉，就听说了您再次被“狂妄师”抓走，并被打断两根肋骨的消息。

1968年是咱们的家彻底解体的一年，6口人如同狂风中的飘蓬，散落在山遥水远的天各一方。连年近六旬的您和妈妈也不能生活在一起彼此照顾。“梦里常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除了六处之间的来鸿去雁，全家人生活中唯一的盼望和期待，就是春节放假和骨肉团聚了。

记得常常是过年前一两个月，大家便开始郑重筹划和准备。大妹妹在利川山沟搜罗着茶叶、天麻等土产，小妹妹在监利农村积攒着队里分给的棉油、花生，妈妈在崇阳乡下留着贫下中农送给的豆丝、糍粑，我从山西煤矿托人搞来猪肉、白糖、汾酒、陈醋。而您则盘算着如何向蒲圻五七干校的军代表请假并获得恩准。这是我们家一年间最大的动静，简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每个人都从自己所在的穷乡僻壤出发，用背篓、扁担、纸箱背负着准备和亲人分享的东西，在拥挤的春运高潮中舟车辗转、风雪兼程向武汉聚集。“回家过年”，这四个字有着多么催人奋不顾身的力量。而我们在武汉这座城市赖以栖身聚首的“家”，只是弟弟的那间十多平方的小屋。

全家人终于又团聚了。拥挤、凌乱却洋溢着无限的温暖，这便是我们永远熟悉的家的气息。记得大年三十，妈妈早上三四点钟便起来，到人山人海、灯光昏暗的菜场排队，用弟弟的那份肉票，割回象薄纸般的一片猪肉。我和弟弟抬回计划供应的蜂窝煤，妹妹们买来副食卡上的豆腐、干子、酥糖、京果、火柴、游泳牌香烟等过年必需品。吃饺子是全家的仪式性中心活动，我们围在一起包，您则总是管煮。您最会烧钢灶里的木柴，能让它呼呼窜出火苗而不是冒出浓烟。您还最会用勺子背沿锅底轻轻推着饺子旋转并掌握火候点水，从来不会让饺子粘锅和煮破。晚上，我们全家人滚在一个地铺上，久久谈着各自的经历和见闻直到深夜，互相用体温温暖着身边的亲人。那年月，我们在这个寒冷的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彼此的骨肉亲情了。

到了1971年，家里仍然没有出现丝毫转机。那年春节，已经大年三十了，您还没有到家。后来才有人捎信说，干校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一部分“改造任务重”的人不能放假。您的缺席，让全家人过年的兴致一扫而空。千里迢迢回武汉，而一个没有爸爸回来的春节算什么过年呢？想到这盼望已久、万家团圆的日子，您正赶着牛，扶着犁，衰老的身影在寒冷的泥泞中蹒跚，我便心痛如割，坐立不安。您的便血止住了吗？胃疼好些没有？大年初一的清晨，我和妹妹用饭盒提着饺子，登上第一班南下蒲圻的火车去看您，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您吃到家里的饺子。下午时分，总算顶风冒雪，逢人问路，摸到了五七干校。睡在下铺的巴南冈叔叔惊讶地说：“怎么错过了，你爸爸又临时被批准休假，上午就动身回武汉了。”

我们把饺子留给孤苦的巴南冈叔叔算是对他的慰问，然后掉头就往回赶。到家时，才知道了您如何向军代表诉说全家6人6处团聚不易，最后打动他们的经过。

晚上，照例是停电，看到院子里一扇扇窗户里微弱的油灯和蜡烛的光，在悲凉中透出一丝暖意，实在叫人心动。今夕何夕，为什么人们都要以家庭为单位，围着这点光亮厮守在一起？可怜天下的父母兄弟姐妹大约只要有一分奈何，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这人间最珍贵的骨肉亲情。尽管如古诗所说，“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秋云散处多。”但一年一度的春节团圆，确实为我们留下了那些年代里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全家人都能够勇敢活下去的最重要理由。

咱们家的苦难是和整个国家的苦难一起结束的。文化革命后，您和妈妈沉冤获雪，重回武汉，全家的第一心愿和中心任务，便是争取永远的团圆。在当时，也真算创造了奇迹。大妹妹最先从利川调动回来了，第二年，小妹妹从监利招工回来了，我竟也挈妇将雏一家四口从山西迁移回来了。其中的三波九折千辛万苦自然一言难尽。刚刚改变罪人身份的您为了重整这个破碎的家而四处奔走仰面求人时那颗父爱的心，是足以感天动地的。1979年，全家人终于一个不少在武汉聚齐，离散11年的骨肉又重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可以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了。

细想这噩梦醒来后的20年，全家人的团聚自然更多了。除周末放假和逢年过节外，孩子升学，家人生日也常是热闹一回的理由。我们兄妹几个又彼此住得很近，打个电话就能在半小时内聚齐。然而，究竟是为什么，真正让人心中打下烙印而永远难忘的团聚却反而很难再有了。大家都开始忙，而且越来越忙。生活慢慢被各种各样过去没有权利和资格去忙活的事情所充满。那时侯普遍流行并被我们从心中认同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却没有多想到也应该包括被四人帮耽误的和亲人团聚的时间。真有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意味了。

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每次在家呆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了。按惯例，星期天都要回家看看您，一忙起来，就用打电话问候代替了。还有些电话则是因为写文章时记不起鲁迅的一句话或一句古诗的出处找您询问。您一年年更老了，天天仍然伏枥依旧、坚持写作，不思一息，并不象有些孤独的老人终日倚门望子。但我们都明白，您多么盼望和子女有更多的团聚和交流啊。记得每当我抽个空子回家的时候，坐在那张简陋书桌前的您就连忙放下笔，合上书，摘去眼镜，脸上流露出喜悦与期待，把椅子挪到我坐下的破沙发前准备谈点什么。而我则往往是一副匆匆忙忙，不能久留的样子。几句问候也常常空泛而有些心不在焉，来不及把椅子坐热便准备起身了。您总是体谅而宽厚地端详着我，眼神里充满慈爱，带着尽力掩饰的遗憾说，“我这里都好，你快去忙吧。”而我究竟有什么事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呢？

写不完的文章，不能误了发稿；编不完的片子，不能误了播出。十几年的春节没有在家吃过一顿完整的年夜饭，没和您在一起看过一回完整的春节晚会，能草草敬您一杯酒，吃两筷子菜就不错了，因为要赶到台里看望坚守岗位的值班人员。如果说这些也还算职业的要求，那么又有多少时间用于开那些五花八门、言不及义的会了？还有，虽然一官如芥，升迁又并非素志，却仍然逃不脱无穷尽的官场应酬和人际周旋。我没有能更多回家看您，仅仅因为把诸如此类的“公务”都摆到了优先地位——这些都是“事业”。而从小形成的观念和您对我们的教育都认为，“事业”总是第一的。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和“移孝作忠”的说法，后来似乎越是置家庭和亲情于不顾，这“事业”也就越是崇高和神圣了。爸爸，您为实现多年的心愿，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和妈妈互相搀扶去登泰山、黄山，去洛阳看牡丹，我一次都没有陪过自己的白发双亲，但却陪了多少南来北往的不相识的“上级领导”和往来关系！您的胃病越来越重了，每当疼痛难忍时，都是按几十年的老办法，吃一包几分钱的胃药缓解一下，宁可自己忍着痛苦，也不给我们增添麻烦。我认识这么多好医院，好医生，关心过多少职工和下属——这是“工作”。却没有给您应有的关心——那是“私事”。您一生都薄于自奉，如果我对您的照顾更多一些，也许今天您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反倒是您总在关心我的健康，叮嘱我注意劳逸适度，不要过多熬夜。并用自己宝贵的人生经验和“知子莫若父”洞见，特别提醒我该怎样谦以待人，虚以接物，包括如何克服自己弱点。而我虽然口中诺诺，心里却忍不住想，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您还在把我当小孩子。爸爸，我现在才感到您的那份关爱多么不可替代。“已烦海内推前辈，犹有慈亲唤小名”，这是多么难得的人生幸福啊！

今天，这个幸福却永远永远不会再有了。您没有如我们心中祷祝的那样长生久视，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1998年1月14日的另一边。是您的去世让我第一次在这样近的距离真切地审视死亡，并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死亡原本是生命的一个属性，而生命不过是我们在世界上逗留的一小段时间。人的一辈子该有多少失去的机会和错误的选择。如果能重活一遍，哪些应该看得重些，哪些应该看得淡些，谁应该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什么应该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自然会有另一些体验和感悟。我能用一些所谓的“功名”和“成就”换取和您双膝相促，四目对视的片刻倾谈吗？能换取本应该给您的更多欢乐吗？“千金一刻总蹉跎”，我永远无法寻找任何理由自我宽解的。

只有夜阑更深，睡余梦醒，才是没有人打搅、让我可以静静展开思绪的时侯。一遍遍梳理和回顾那些和您共同拥有的岁月，家里几十年多少大荣大辱、升沉冷暖都变得如烟如梦，渐渐模糊和沉淀了，而每个时期那些幸福的团聚却一幕幕清晰地映现在脑屏。亲情无价，幽明难隔，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爸爸，您的儿孙们身上仍然奔流着您的血液，我们将永远怀念您，您也将永远活在爱和被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