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二月其实只是一个时间段的代名词，平凡，平静。平静的和以往任何一个月都是一样的，平凡的找不出任何特殊之处。不同的只是，比冬天温和了许多，比夏天又冷凉了些许，河里结了整个冬天的冰开始慢慢融化，河边的柳树，也偷偷在某一个夜晚，一下子冒出了嫩嫩的的绿芽。

但是，在平静、平凡的二月，却和每一个月一样，时时刻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儿。有幸福甜蜜的，也有不幸痛苦的。老龚老师的事儿就发生在这平静的二月里。没有一点征兆，一切来的都很突然，让人无法预料。

天麻麻亮，老龚老师就孤独的离开了孤独的床，三步并作两步迈出房门，径直奔向房后，朝着那个土坑撒了蜡黄蜡黄的一泡尿，腹部的憋涨感顿时不见了。回到院里，狠狠的伸了一下懒腰，感觉很是舒服，这种舒服的感觉并不比河边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柳树差。回到屋里，已觉得睡意全无。便从缸里盛了一瓢凉水，使劲的洗起脸来。洗的很仔细，很卖力，仿佛要把一个冬天都沉积在脸上的污垢洗去。

天渐渐的彻亮起来，早春二月的天气很好，天空中没有一丝云朵，东边的山头上已经开始泛出红色。村子里的各种响动也慢慢多了起来。

老龚老师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整整生活了六十八年，这六十八年间，他满打满教了三十六年的书，从这个村子里出去的学生一批又一批，这些学生中，有四五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多岁的孩子，有做领导当干部的，也有偷鸡摸狗不务正业的。在这三十多年里，他亲眼目睹了学校的发展与变迁，他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任教，那时候他二十四岁。最早的学校是两间土木结构的教室和两间土木结构的教室办公室，教室里的课桌凳子破烂不堪，教室的房顶上到处透着亮光。虽说只有两间教室，却也分配的很是合理，一至三年级一间教室，四五年级一间教室。那时间，老师上课和课间休息没什么两样，任何时候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上课的时候根本就听不到老师在讲些什么。那时候，老龚老师很无奈。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外姓人，农村的观念很陈旧，偶尔有看得远的农民，把孩子送到学校时已经十多岁了，好多孩子都不上学的，早早的就跟着大人们出工挣工分了。虽然上学的孩子们不多，可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很多时候，他一进教室，那些调皮捣蛋的，不叫他老师，直接大喊“龚”，老龚老师清楚，这和“滚”没有什么区别。等到最后村子里的很多人都已忘记了老龚老师的真正名字，大家都管他叫“老龚老师”的时候，他已经真正成了一位老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都这么叫他，叫得他都在有时候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了。这个村子很大，有将近三百户人家，学校就坐落在老龚老师的门前。多少年来，老龚老师时常会想起这些。即便现在被解聘了，他还是会想起这些。

其实，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老龚老师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生于二月，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他娘生他的头一天夜里，外面下了整整一夜的春雪，第二天天气放晴，村里村外到处一片洁白，茫茫的白雪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银光。中午时分，屋顶的积雪受不了太阳的温度，慢慢的融解化开了，一点点的雪水从屋檐流下，发出嘀嘀嗒嗒的响声，就在此时，他娘生下了他。他的父亲焦急的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接生婆从屋子里高兴地跑出来告诉他爹说，生了，是个拾柴的（村子里管刚生下的男孩叫拾柴的，管刚生下的女孩叫洗碗的）。其实在这简单为朴素的言语之间，将多少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承习惯表达的清清楚楚。他父亲当时激动的将家里唯一能下蛋的母鸡杀了，款待了接生婆，也为他的母亲补了一下身子。以后的几天里，他父亲一直冥思苦想，想为他起一个喜庆吉祥的名字，想了很久，终于很如愿的给他起了一个喜庆吉祥的名字——春瑞。

春瑞在村子里一天天的长大了，虽然生活很拮据，但他却从未饿过肚子，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春瑞十岁的时候，正是一九四九年，就在这一年，全国解放了。

一九五0年七月，村子里开办了民办小学。他父亲第一个将他送进学校，在此之前，他父亲就早已给他教会了很多字（他的父亲是逃荒来到这里的，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是哪里人了，只听说以前上过私塾）。春瑞很聪明，也很好学，经常跳级。一九五八年，春瑞果然不负父亲的重望，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上这所大学的，全县只有三人，春瑞就是其中之一。

多少年过去了，老龚老师还时常想起当时上大学那会儿的事儿。那是他最得意，也是最后悔的几年，每当忆起，他便老泪纵横。他骑过村子里最高大的、头上扎了大红花的枣红马，全村人敲锣的敲锣，打鼓的打鼓，庆贺他的高中。那时候上大学，家里只负责他的往返车费，其他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所以，春瑞上学，给家里没有造成什么负担。然而，他上学刚一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了，大学食堂里的饭越来越清淡，正在长身体的春瑞，终于在第二年冬季的一天里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偷偷的跑了回来。回到家里，看着饿的奄奄一息的父母，他慌了，顾不得自己的饥饿，冲出家门，满山遍野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可是，就连平日随处可见的草根树皮都没有找到。生产队的食堂里，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冒烟了，村子里的所有人都无法抵御这样的灭顶之灾。不多的几棵榆树赤裸裸的站在那里，树皮和枝条被剥的干干净净，树干反射出惨淡的白光。除了生产队里的几头牛而外，平日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鸟都看不到，更别说是其他的动物了。几天以来，他什么可以吃的东西都没有找到。每日里早早出门，最后都是拖着酸软的身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里。他只有不停地给父母喂水，自己也以水果腹。这时的父母亲，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以前浑圆有力的肌肉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张肉皮紧紧的裹着骨架，勉强的表现着一个人的模样。有一天，他听村子里有人说山上有个地方的土也是可以吃的，已经有人在吃了。听到这些，他的眼里又燃起了希望，提上家里的箩筐，急急朝山上奔去，来不及顾及自己的肚子。当他赶到那里，映入眼帘的却是残忍的场面，平日里很要好的邻居亲房，此时都已经变了样子，很多人都围在那里抢土，好些人已经打起来了，在冬日的阳光下，有几个人头上、身上流出的鲜血，已经不再是鲜红色了。傍晚时分，他才抢到不足半碗的所谓能吃的土。他不敢等，他知道，他能等，他的父母却一刻也等不了。回到家里，他将土倒进碗里，掺了些冰冷的凉水，一口口的给父母灌下。父亲的眼中表现出流泪的状态，却始终没有流出一滴泪。他知道，父亲的眼中已经干涸，已经没有可以流出来的泪了。

一家人就这么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煎熬着。终于在第二年的二月里，还是二月。先是父亲饿死了，而后是母亲饿死了，母亲在临死前给他说，咱家的地窖里还有几个红薯，那是留给你的，是为了救你的命，如果我们都吃了，咱家三口都会被饿死。母亲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吃力，断断续续的，但他还是听到了。说完后，母亲就咽气了。春瑞没有哭，也没有流泪，他一个人背着尸体，将母亲和父亲葬在了一起。以后的日子里，他每五天吃一个已经长出芽的生红薯，一直坚持到田野里长出绿绿嫩草的时候，他不敢熟吃，因为既没有可以生火的柴草，也没有锅，更不敢生火点灯，家里唯一的那口铁锅早就上交炼了钢铁，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做贡献了。他并不知道，这些红薯的来之不易，这些红薯，是年前秋时他母亲用自己的身子从大队仓库保管那里换来的，就连他的父亲都不知道。

春瑞活下来了，成了孤儿。

一九六三年，全国人民都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春瑞的身子骨也一天天硬朗起来了。秋季的一天，他在大学的老乡同学来找他一起返校上学，他爽快的答应了。他想，自己再也不用劳天累地的挣工分干活了，他渴望衣食无忧的大学生活。他跑遍了整个村子，终于凑够了去学校的四元五角车费。然而，到校后，等待他的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因为他私自离开学校已近三年，学校已经取缔了他的学籍。而其他两名同学却在受不了饥饿离校时向校委会递交了休学申请。他四处诉苦求情已无济于事。此时已经身无分文的他只好无奈的步行返回，一路乞讨，将近三百公里的路程硬是步行，整整走了半月，才回到了村子。第二天，又再次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出工劳动。

次年春天，经生产队的干部商议，报人民公社比准后，他被安排到村学当老师，报酬是上一天课给一个工分。假期里再出工加入生产队的劳动之中，工分则另外计算。就这样，龚春瑞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同年入冬，他结婚了，媳妇是同村的一个女子，为人老实本分，相貌平平。

两年后的五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十月，到处的红卫兵开始大串联，村子里的有好几个年轻人都串联着走了。这一年，他妻子给他生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第二年，就连学校了那些乳毛未干的小学生，也在大人们的操纵下，成立了红小兵，龚春瑞老师的教学事业，形势日渐严峻。但他还是维系着这所村学的存在，虽然到后来，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他是带着这些孩子们，投入到生产队里和大人们一起劳动之中。但学校还在，他，还是一名教师。

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在学校教室的墙上看到了写得歪歪扭扭的大字报，这明显是冲着他来的。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得罪了谁？又有谁跟他过不去呢？第二天下午他给一至三年级学生上课时，有几个高年级的孩子冲进教室，对他破口大骂，甚至有人大喊他死去十多年父亲的名字。后来他们将龚春瑞绑了起来，并在头上戴了尖尖的纸帽子，拖着他在村子里来回游行。旁晚，和以往一样，他被押解到生产队的大场里，批斗大会如期进行。大队革委会主任一条条的宣布他的罪状。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是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阶级敌人等等。多少年以后的今天，老龚老师已经忘记了当时给他定的大多数罪名。

以后的几年了，村子里没有人和他说话了，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了。是啊！谁敢和藏匿于人民群众当中的阶级敌人打交道呢？就连小孩见了他，也会远远的躲开，全村人都和他划清了界线，唯一和他说话的，就是他老实巴交的妻子和孩子。

一九七六年八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也被粉碎了。第二年秋天，龚春瑞平反了，再次被安排到村小学任教，报酬是每年二百斤粗粮。而此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他的小女儿也已经六岁了。

老龚老师在吃饭期间，不经意的想起了多年前的这一幕幕，像是电影，又像是水缸里随着涟漪波动的倒影。不由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好多年了，怎么还会想起这些啊！

吃罢东西，老龚老师兜里揣了二百元钱，就出门了。今天是农历二月十七日，恰逢街上逢集。地里马上就要下种了，不能不备点肥料。就算是一个人生活，总该要下种吧！一个人可以和任何人任何事记仇，但决不能跟粮食产生恨意。村里那些勤劳的人们常说，人哄地皮，地皮就会哄肚皮。所以，在土地上的劳作，没有人敢马虎，老龚老师也是。

去街上的公路就在村子对面，他们村子距离街上有将近十五里路的样子，早年那会儿，老龚老师两个小时步行就能走个来回。而今已经年迈的他，使不出更多的力气来走完这十几里路，他需要乘车。中间隔了一条小河，一条细细的小河，遇到干旱时节，河里的流水若有若无。干涸的河床将乱七八糟的石子赤条条的暴在太阳底下。河面上修了一座只能通过一辆牛车的小桥。老龚老师走到桥上，看了一眼桥下的河流，心想，曾几何时，这河流竟变成了这副摸样。他小的时候，和村里的伙伴们可是在河里捞过小鱼的，那时的河岸上长满了绿绿的青草，稠稠密密的，躺在上面打个滚，偶尔看看蓝蓝的天，既是在饥饿之中，也能找到童年的乐趣。河水一年四季常清，即便是下了大雨，也不会浑浊。然而，时过境迁，一切已经不在。老龚老师无不感慨万千，在好长时间了，他已经没有如此心思了。

二00四年的秋季开学之前，县教育局转发了上级部门的文件，所有招聘的代课教师，在原则上一律清退，老龚老师就这样无情的退出了教育行业，成了名符其实的农民。同年的农历十一月，比他小三岁的妻子上山拾柴，在山上滚下来摔成重伤，半月后不治而亡。本来一直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做饭刷锅洗碗的农妇，怎能干得了男人们干的粗活？出事后，老龚老师的心情很平静，他已经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不幸，已经没有任何痛苦的事儿让他放声大哭了。从一九六0年逃学回家之后，他的不幸是接二连三的。先是眼睁睁的看着父母被活活的饿死，再是自己被众人戴上尖尖的纸帽批斗等等。老龚老师已经来不及细想这些了。因为此时，前去县城的客车已经由远而近的驰奔而来。老龚老师急急将手伸出，拦下客车，看着客车缓慢的停在眼前。车门开了，他登了上去还没有坐稳，就有人说去哪里？卖票了。

去街上，是多少钱？车开动了，老龚老师的屁股被沉沉的摔在了座位上。街上是去县城的必经之路。

五元。那个售票员模样的年轻人语气很不屑。

老龚老师付钱坐定后，思绪又不由得飞向往日，在他身边或身上发生的一幕幕再次像幽灵一般在脑海里闪动。

一九八一年春季，责任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龚春瑞家里分了四个人的土地，还分到一头毛驴。龚春瑞是村子里民办小学的老师，是因为迫于无奈，上学伤透了他的心，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子女儿踏进学校一步。八十年代初，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是家里不可缺少的好劳力。和他妻子一起，将地里的农活干得井井有条，虽然钱是很缺，但却没有再挨饿。一九八八年腊月，儿子如愿的把媳妇娶进了门，老龚老师的教学报酬再也不是粮食了，而是每月二十元的人民币，这钱由乡政府支付，是到每年年底一次性付清。除去三个月的假期，他每年能在劳动之余挣一百八十元，为全家的零用钱提供了保障，过春节时，还能给每人添置一件新衣服，生活倒也殷实。一九九0年初春，先是女儿嫁了一户好人家，再是老龚老师得了孙子，可谓喜上加喜。难得一见得喜事就这么很随意的光临到这户曾发生很好多不幸的家庭。

日子平稳和气，一家人和和睦睦，倒也顺心。

孙子一天天长大，烦恼事也就紧接着又来了。有一天，老龚老师发觉儿媳妇和她婆婆的关系好像有点不对劲，晚上一问妻子，才知道冷战已有多日。几天后，儿子毫不留情的提出，要和父母分家。老龚老师多番劝解未果，只好随了儿子的意思，和儿子分家单过了。虽然还是住在一个院子里，但已经是各做各的饭，各干各的活，不相往来，只有小孙子不顾及这些，依然穿行在两家之间，才能让外人觉得，这两家人是一脉相承，一个祖坟，一个先人的。

一九九六年春季，全县上下挂满了动员广大群众移民新疆发家致富的横幅标语，宣传车辆每日里出没在村头路口，喇叭里不断的讲述着党的惠民政策和优惠措施。有好多人蠢蠢欲动，经过乡村两级干部的动员、做思想工作，村子里终于有人动摇了思想，踏上了奔赴第二故乡生产生活的道路。次年三月，儿子儿媳妇孙子一家三口，在老龚老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家的耕地租给别人，也报名前往新疆发家致富了。令他更加没想到的是，女儿女婿也走了。老龚老师一听到这些消息时，突然感觉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自内心深处向身体的每个部位蔓延，搅得他在好长时间都睡不着觉。

从一九九0年以来，老龚老师的工资发生了多次变化，由八八年的二十元涨到九二年的三十元，再涨到九六年的四十五元，到九八年的时候，已经涨到了八十元每月，而且假期里也照常发放。一九九八年夏，当时的县教委根据上级部门的文件精神，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转正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下发，无疑让老龚老师再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几天后，老龚老师收拾妥当一切，就前往当时的县教委填表。到了教委，才知道他根本就没在转正人员的名单里。经过教委的工作人员耐心解释，老龚老师才算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原来他从一开始，就一直是乡聘代课教师，教委里没有关于他的一丝信息，更别说档案之类了。这次，老龚老师真的流泪了，他苦苦熬了近三十年，却什么也没有等到。他无助而盲目的流落在县城的街上，任由眼角的老泪纵横。将迈花甲之年了，这是他唯一的一点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就在此时，他突然想起，当年一起上大学的两位同学，一位现在已是本县的政协副主席，一位已调到地区的某个部门担任领导。于是他硬着头皮向路人打听政协的办公地点，想找他帮忙。热心的路人向他详细讲述了政协办公地点的具体位置。

老龚老师终于找到了他的同学，同学对他很热情，待他述明来由之后，就给当时的教委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将他的详细情况如实作了讲述，并希望教委在能力范围内给予照顾。

而后，他再次来到教委，找到教委主任的办公室。教委主任让秘书拿来几张表格，给他讲述了详细的填写方式之后，看着他把表填完，安排秘书将他登记在册。并对他说，老龚，你是我们县教育界的老前辈，这么多年来，让你受委屈了，只是我们权力有限，再则有政策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将正式成为县聘代课教师，你的工资待遇也将有所提高，大概每月能拿到一百二十元左右。回去后，再等机会吧！临了，还装给他一支阿诗玛香烟，并亲手为他点上。

出了教委大门，他感觉到无可奈何。他知道还有好几个他的学生现在就在县里的几个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不想去找他们，他不愿他的学生看到自己老师如今的模样。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登上回家的客车。

二00三年春天，学校里来了工程队，将再建于一九八六年的五间教室和八间教师办公室全部拆倒，租用了村里的几间闲置农房供学生上课。不但拓展了校园面积，新修了三层二十四间的教学楼，学校的围墙、大门都重新修了，还在校园里建了一个花园，里面栽满了学生从自家拿来的各种花花草草。同年十月，工程如期竣工。第二年春天开学后，学生们搬进了崭新的教室，崭新的楼房式教室，这在这个村子里数千古首例。老龚老师第一天踏进新学校，倍觉亲切，看到眼前这美丽的一切，高兴地都来不及顾及个人的现状了。夏天来了，学校的花园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和教学楼粉红色的墙漆相映成辉。秋天来了，跟着秋天一起来的还有县教育局的一纸文件，文件上很清楚的写到，凡所截止本年度六月三十日以前没有取得大专以上文凭和普通话证书的所有代课教师，一律一次性清退。这个消息对老龚老师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他所有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了。

当日回到家里，他感觉无所适从，这么多年来，唯一跟着他受苦受累，同甘共苦的，只有他的妻子。

客车“嘎吱……”一声停下了。老龚老师的情绪还沉浸在无边的伤感之中，车已到达街上，街上的人流熙熙攘攘。

下了车，老龚老师感觉很茫然，顺着人流盲目前行。

于此同时，一个年轻小伙子骑车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从后面而来。

“咚……”一声沉重的巨响。

撞人了。有人大喊。

老龚老师的身躯轻飘飘的荡在空中，又沉沉的摔到地上。他看到眼前一道美丽的彩虹一晃而过，而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天，是二00七年的二月十七日。

六十八年前的二月里，他来到这个世界，一九六一年的二月，他成了一个孤儿。二00四年的十一月，他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四十七年后的今天，他终于不再孤独了，他将会找到自己的父母，还有，还有可怜的妻子。

三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学校了如期举行。校园里停了的好十几辆车，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他的学生，大大小小的挽幛将整个校园的气氛衬托的十分沉重。而所有的费用，是由乡民政部门和他的学生们自发筹集的。

老龚老师走了，走得很突然，也很安然。

我想，他如果能看到那天校园里的一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