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课文

那年月，孩子上学是没有保障的。穷孩子，家里缺劳力的孩子今天坐在教室里写生字，明天极有可能提着羊鞭掉眼泪；闺女是别人家里的媳妇——没有必要替路人烧香——很少进学堂，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在修厕所时按五比一甚至十比一的比例规划男女茅坑数量，更不用考虑女孩蹲坑的概率远远高于男孩；教职工厕所只有一间，门口用毛笔重重的写个“男”字了事——即使不写那个区分性别的的标志，女同志也会知趣地绕开，他们心里明白，女娃子有几个念书的？当然更不可能到这里教娃们识字；家境好一点的男孩上完初中，回到村里可见捡个轻便的活路，倘若上完高中就风光多了，有公家的一碗饭等你下箸，女孩子嘛——如果天赋极好，闹得极凶，又有极有权威的家人撑腰，最多可以争取个上小学的机会。

天公不作美，偏生了我个女儿身，尽管自我感觉天资不错，也闹得够凶，可爸爸妈妈的脑筋就像学校操场上的百米跑道，从头到尾不转弯，爷爷奶奶也给我撑不了腰，虽然我每年开学前几天都拼命地哭了、绝食了、偷跑了，但最后都是弟弟一个一个地背着书包进了教室，把我一个留在大门口听老师念课文，用手指头按照老师教给弟弟的方法做算术题。下课了，我怕被别人发现，偷偷地藏在墙拐角处等上课铃响。有一次被妈妈发现了，她用买花头巾做诱饵钓我回家，我不上钩，她拽我、拖我都不能凑效，就狠狠的扇了我一记耳光，天上顿时出了十几个太阳在我的眼前直晃悠，耳朵里就像拉响了汽笛呜呜直叫，妈妈怕我哭出声惊动了墙里上课的师生，用手捂了我的嘴，爸爸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合伙将我抬了回去，锁在了屋子里上地去了。等他们干完活回来，我已在炕上睡着了，待叫醒后，我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说话，想张嘴和他们对话，但好半天说不出来，他们捡起枕头旁能拧下水的手帕给我擦脸上的泪痕，我只能模模糊糊的捕捉到他们后悔的表情——感觉到爸爸妈妈好像是学校操场里公开放映的陈旧的不能再正常播放的电影，图像声音都不能使观众满意。大约过了两天，我的视力和听力恢复正常，但说话总是结结巴巴，一句话说不出来，急得我撕烂了自己的嘴角，爸爸后悔得直跺脚，妈妈气得老掉眼泪，好在他们有了这一次的教训，对我也放松了约束。

为了躲避爸爸妈妈的眼睛，我想找一个既能听到老师讲课，又不容易被其他人发下的地方：后墙根离教室太远，听起来有点模糊；女生厕所离得较近，但下课后容易被人发觉；教师厕所是最理想的地方，妈妈轻易不会到这里找我，只要观察那个中年男老师一上完厕所，这里面就没有人出入——他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教官，至于厕所里的臭气我是无暇顾及了。我用这种方法偷学了半学期的课程，学生们只能偶然发现我一闪即逝的身影，也从来不知道我就在学校。妈妈刚开始还四处搜寻，后来发现我没有出事，大约揣摩出了我的目的，也不深究我的来往，也算是对说话结结巴巴的我的忏悔。那个教书认真的先生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在我的监听范围之内，躲过他的眼睛实在是件容易不过的事。

临近期中考试了，孩子们复习功课，那个老师不再讲解，我蹲在厕所里打瞌睡，碰巧他那天拉肚子，提着裤带跑进厕所，我像受惊的兔子从他的胯下溜出，可学校的大门上了锁，我只能站在锁子旁低头看脚尖，仿佛一个走投无路的小偷等待警察明晃晃的手铐。我已做好了就范的准备。孩子们都从窗子伸出了小脑袋看我，弟弟不知道我的处境，傻兮兮的喊姐姐。那个老师离我越来越近了，我怯生生的往门缝里退，总希望它能自动变宽，把我放出去。“你？”他指指厕所，用眼睛问我。我本就口吃，加之紧张，更是语无伦次。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给我一支铅笔，叫我写出来。我简短的把我的经历写给了他。不知是我整齐的书写还是我的执着吸引了他，他捧着那张纸雕塑般的立了好半天，然后默默地把我拉进了教室，让我坐在讲桌上和其他同学一同考试。那一次我考了全班第一。

后来我知道，他到我家里跑了多次，和我父母亲说了许多关于我读书的话。也许是他的诚心打动了父母或许是父母承认了在我读书上他们已彻底失败，我只听见妈妈用“早知道这样当时就不那样，现在结结巴巴的咋念书”的哀叹声给我发了准读证。我被老师牵着手带进教室，排在讲桌下离他最近的位置，跟着其他学生喊他李老师。后来知道他叫李成文，民办教师，高中毕业，才撂下锄头到我们村学挣每月二十元的工资，再后来知道就因为这二十元的工资邻村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和他一块儿修地球，农闲时间，学校里还会增添三个常住人口。

数学只需要听讲，演算，每天都可以拿优。上语文课是我最难堪的事——同学们摇头晃脑的跟着老师读课文，我只能静静的欣赏他们的表演。几个捣蛋鬼提议老师让我读课文，李老师用眼睛问我“行吗？”。我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读就读，怕什么。我鼓起勇气，想挣点面子，可我越是要强，越糟糕：东——东——东方——红——红，太太——太太——阳升，中国——出——出了个——毛毛——毛——毛泽东。“算了吧，我的太太。”后排传来了阴阳怪气的喊声。“还是叫她毛毛吧，毛头女子，永远是个毛毛虫，还想当个花蝴蝶？”不知是谁有补充了一句。我的脸火辣辣的，好象有无数条鞭子再抽打。老师一声断喝，教室里鸦雀无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老师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我咬咬牙，又开始第二次试读，尽管李老师反复叮咛我慢点慢点，别紧张，可我还是失败了。后排传来窃窃的议论声和邻桌鄙夷的低低的笑声，仿佛空谷里传来的伐树声，每一次下落的利刃都砍在我的的心上。我哭了，“太太”“毛毛”也代替了我的名字。

好长时间，我独来独往。有一天李老师叫住了我：“你能唱歌吗？，试试吧，就唱《东方红》。”说来也怪，我唱这首歌很流畅。李老师高兴地像个孩子，在办公室转了好几个圈：“太好了，以后你就唱课文吧，不要害怕！”那天第一节语文课，李老师就在全班让我表演了《东方红》这首歌，下课时他又把一首名叫《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布置给了全班同学。第二天语文课上又是我用歌声做了开场白，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我又抬起了头。李老师选我当文体委员，每节课让我唱一首歌，他就接着教全班同学背诵、默写这首歌词，他说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课文，我就成了班里课文唱得最出色的了。后来，学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的叔叔于勒》《卖火柴的小女孩》……李老师都让我先唱。我尽管不会谱曲，但能根据课文内容用不同的调子表达我的情感，偶尔还会唱来些掌声。“太太”“毛毛”的绰号像风一样早已没有了踪影。两个多月过去了，李老师让我读课文，奇迹发生了，我没有以前紧张了，比以前流利了，虽然还不是很令人满意。

李老师的孩子病了，他第一次迟到了。几个淘气的男孩子从悬崖上模仿猴子捞月亮掏鸟蛋，我第一个发现了满头大汗的老师，正欲开口警告他们老师回来了，就被扑到面前的李老师一把捂住了嘴，拽到墙角让我不要出声，直到那些孩子大功告成，把最后一个孩子吊上崖顶，他才松开了手。我憋得满脸通红，后来才知道他怕惊动了挂在悬崖上的孩子，才堵上了我的嘴巴。没想到那一天我又结结巴巴的读不下去课文了，李老师眼里噙满了焦急的泪花，这是他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掉眼泪，好在没几天就好转了，他又高兴得噙满了泪花。

一转眼小学毕业了，我不再唱课文了，我能给全班同学范读课文了，我说话也不口吃了，在全镇的普通话演讲赛上还得了个头奖。李老师捧着奖状，和爸爸妈妈说了半夜话。有一句我听得最清楚：这娃是个苗子，砸锅卖铁都要供她念书，你们可要吸取以前拦挡他们的教训啊！第二天，爸爸下煤窑了。农忙时间，李老师和妈妈一块儿收种打碾了。师母到我家扯了妈妈的胸脯。李老师的脸上留下了师母的指痕。后来，师母带着孩子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再后来，我收到了李老师和爸爸的工资。我大学毕业了，李老师退休了。

退休那天，我把魏巍《我的老师》那篇课文唱给了李老师，爸爸妈妈李老师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