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下的罪恶( 下 )

我叫来李宝兴，告诉他一起再去一趟工地，他并不惊奇。工地主管一个劲地问有没有线索，而我则向他要那根作为斜撑的轻金属棒。他跑进办公室，很快就回来了，说那根斜撑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谁会对那么一段管子感兴趣？”

“我不知道。”刘树德说，“不过，在工地上丢东西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工地？”李宝兴说，“这根管子可是在您的办公室里啊！”

“那又怎么啦？”刘树德反问道，办公室可是整天都开着的。无疑刘树德发火了。

我拉着李宝兴走出了办公室。半路上，我找了根两米长的木条。李宝兴正要发问，我挥手制止了他。李宝兴跟我上到五楼，走到阿根坠楼的地方。我叫他到脚手架的尽头去。他到那里后，我喊着叫他过来。我站在墙洞的后面，喊道：“阿根，过来呀。看，这里一根钢丝断了。”李宝兴立即理解了我的意图，他悠闲地跑了过来。我进了墙洞，李宝兴上前问道：“在那儿？这里吗？”

“这里。”我说。当李宝兴恂好站在死者坠楼的位置时，我用那根木条轻轻在他胸口戳了一下。他一个踉跄，栽向钢丝网，我忙把他拉了回来。他大叫：“您疯了吗！”我也大叫着命令：“站着别动！”然后我跑开了。

把木条搁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再以最快的速度跑下楼梯间，跑出地窖，穿过工地，奔进刘树德的办公室。刘树德傻乎乎地看着我。我拿起电话，拨了我办公室的号码，对秘书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挂上电话，重新跑到工地。

李宝兴还丫在脚手架的第五层上。

我喊他：“您下来吧！”我看了看表，花了整整十分钟。

刘树德从背后跑上来，大声问：“喂，出了什么事？这里是建筑工地，不是体育场。”

我问他：“您想不出谁会从您办公室取走那根管子吗？”

李宝兴后来告诉我他顺便取了点沥青作样品。他接着说：“我懂您的意思，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我回答他，“只会是这样。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当胸或从背后把阿根推下去的。”

“是刘树德吗？”他问。

我否定了他，“我试过了，用了十钟。假如阿三的证词是真的，按时间推算决不会是刘树德。阿三听到叫声，接着是撞击声，然后跑上脚手架，看见刘树德跑进工棚。我估计这总共只需要五分钟。刘树德可不会飞啊。”

“有第三者？”李宝兴问道。

我点了头。

“刘树德和阿根两人都有昂贵的轿车，非常之昂贵。这说明点什么吗？”李宝兴又问。

“也许吧。不过他们两人钱都赚得不少，常加班。而我们没法证实他们是否加了班。他们有所谓的‘灰色清单’，对此财政局一无所知。况且，他们还可能干些‘第二职业’，不纳所得税。”

晚上，我们拿到了实验室的报告。沥青样品和阿根夫人鞋上的沥青完全吻合，前提是这双鞋是阿根夫人的。我一直在翻阅讯问记录，只听李宝兴喃喃自语：“不纳所得税，干‘第二职业’，可是能赚不少钱啊。”

我问他：“您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我是说，‘第二职业’并不一定是正当职业。确实有那么些穷光蛋，为了第二年能有钱去度假，替人裱糊房间或者砌个车库什么的。但是‘第二职业’也可以是另外的样子，比方转手倒卖建筑材料。我是指一卡车一卡车地倒卖，即私下半价出售给别的承建商，私人承建商。我就是这个意思。”

“李宝兴，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知情人。”

我一个人开车去拜访阿根夫人，一路上一直在揣摩李宝兴的假想。这是极可能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三年前有过一个案子：一个穷光蛋司机断断断续续地向私人承建商提供建筑材料。一会儿一立方米沙子，一会儿三袋水泥，再过一阵子一百块砖头。如些这般，囊中不再羞涩，谈不上暴发。

我把车停在一条横街上。在阿根的80旧式住宅前停着刘树德的车。我按了门铃，隔了很久阿根夫人才来开门。

我推门要进去时，她才卸下门后的链条。客厅里坐着刘树德，他抬头看着我，即没有尴尬，也没有不安，只是说：“老板认为，我该跟阿根夫人把整件事再说一遍。再谈谈葬礼的事，公司不会小气的。”

“那很好。”我说。阿根夫人也证实了刘树德的话。她请我坐下，我却仍然站着。倒是我有点尴尬了，因为我突然连自已也不清楚为什么又到这里来了。刚才我走向80式住宅时，看见车库的门开着，里面的奔驰车的箱盖也开着。刘树德起身告辞，他没有跑向停在房子前面他自已的车，而是跑向车库，急匆匆的。少妇叫我回来，可我已经尾随刘树德出去了。走到半路，刘树德拍拍脑门，站住了，转身走向他自已的车，把车开走了。少妇站在屋檐下，目送车子离去。我对她大声说：“车子的箱盖开着，我把它盖上。”她急奔过来，可我已经关上了箱盖。行李箱里横着刘树德办公室里据说被窃的那根管子。

少妇站在我面前，抬头盯着我。我问她：“您有话对我说吗？”

她非常平静地回答：“没有，没什么可说的。”

接着我回到总局。化验室这次干得又不错。我们拿到了关于钢丝剪和钢丝网上连接断钢丝的细绳的鉴定报告。李宝兴向我讲述了一起指控。这指控表面上看来和我们这个案子没啥关系，但事实上却很有关。半年前，胡林工程师曾提出指控，为的是他许多工地上大量建筑材料要么没运到，要么一夜间又被运走了。指控时间为2008年4月2日，今天是2008年9月20日。他估计损失达20万元人民币。

“这说明什么？”李宝兴问。“我不知道。”我说，“这和我的想法不符。我原以为我已经有了线索。这事会使整个案子复杂化。我还没有看出这事和我们的案子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正在查的是一起经过周密安排、手段极其残忍的谋杀。我一直在找动机。”

“倒卖建筑材料可以谋取暴利。”李宝兴说。

“的确如此。”我说，“但，我不知道。”

五天后，检察院把尸体交还家属安葬，阿根的葬礼上，李宝兴和我站在前来悼念客人的最后一排，我前面就是粉刷队的那五个工人。他们确实极不严肃，还开着玩笑。他们可能没有认出我来，因为牧师和胡林工程师致悼词时，他们中没有人回过头。我听着他们下流的玩笑，常常得强忍着怕笑出声来。只听阿三对方玉兴说：“如今刘树德单干了。”我一下子警觉起来。

年轻的寡妇戴着时髦的黑色面纱，刘树德面无表情地坐在她身边，她的手臂挽着他。

“他单干的话。”只听方玉兴说，“我很想知道，如今什么都在涨价。”

“他总想两头都占，这个洛尔德。”阿三说。

“那么，我们就偏偏要把一头切掉。”方玉兴回答。接着只听见师宣布：“入土安葬……”　　在其他悼念的客人走之前，我离开了墓地。

在办公室里，我对李宝兴说：“我觉得那起指控和工头的死之间的确有联系。”

“我很高兴，您这么认为。”李宝兴说，“可这又怎样呢？我们知道的不多。”

“如果我们对阿根夫人再多些了解，”我回答，“会很有帮助的。”

“阿根夫人？可为什么？我以为是刘树德。”李宝兴很惊讶。

“刘树德也有份。”我回答，“很显然，两人是一伙的。这事您来办。”

星期一，我又开车去工地。刘树德不在，来了个新的工头，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我要找的粉刷队正在另一个建筑物里干活。我把阿三叫出来，单刀直入地问他：“你们得了多少钱？”

他显得很害怕。一开始不吐露半个字，后来支支吾吾，最后才说：“200元人民币。”

“每个人？”——“每人。”他说。“刘树德给的？”

我回。“为什么他给？

不，当然是阿根给的。”

“那么刘树德跟这件事无关了？”我又问。

“我怎么知道，您还是去问他本人吧。”他嘀咕了一句，索性走掉了。

于是，我开车到城里的建筑公司主管局。在走廊上碰到了胡林工程师，他很急的样子，他有个约会。但我需要他留下来听我谈案情。我谈到他提出的指控，他很惊奇。但当我试着向他解释，在工头之死和建材失踪两件事之间或许有着某种联系时，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他把我让进了办公室，告诉我，他也曾怀疑过阿根，因为这家伙每年都买一辆贵得他根本支付不起的车。“可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支配自已的金钱，他可以嫖，可以赌，还有人有恋车情结，这怎么样？阿根任劳任怨，钱挣得不少，人也可靠。而且有些收入在工资单上是看不出来的。您是知道的，如果加班还要纳税的话，那么工人就没有兴趣加班了。很遗憾，就是人性。况且，这种税负本来就不合理。您要知道，倒卖那么多建筑材料，卖黑市价，一个人干不来，两个人也不行，会有知情人。还要有一个脑筋活络的人，来承接定单。这事在这里的一个办公室做不了，更别说在外面的工棚里了。那个联络人要知道，哪儿在施工，谁有货，谁又对廉价的建材感兴趣。还要有车子运送，这车要开到不同的公司去，这没法隐瞒，司机当然要分一份。不，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需要贿赂知情人？“我问。

“行贿！”他肯定地说。

“可行贿的开销难道不会超过倒卖的利润吗？”

“您瞧，一个卡车司机或一个泥瓦匠，如果因为保持缄默而得到200元人民币，会很高兴。他们到指定地点把建筑材料装车，开到另一个指定地点卸货，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会把一切吐出来，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以为是我们的另一个工地。”

“会是阿根干的吗？”我问。

“他死了。”他回答。

“那刘树德呢？”我又问。

可是他暴跳起来，冲着我大声嚷嚷：“是警察也没有权力侮辱我最好的伙计。这一点请您记住。”

回警察局里的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思考着胡林工程师的那句话：“需要一个脑筋活络的人来总体协调。”这是有计划地在进行转手倒卖。真他妈的，我们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现在却节外生枝纠缠在肮脏的倒卖活动里了。

“现在怎么办？”李宝兴问我。我突然对他有一股无名火。他坐在那里，挫着手指甲，他明明知道，他这副腔调会惹我火的。只要他了解到什么新情况，而我还蒙在鼓里，他总是一脸的奸笑。他挫着指甲才说：“有个新情况，可能对我们会有帮助。阿根夫人现在躺在医院。

“喔！她怎么啦？”我问。

“脑震荡。”他又对着我奸笑。我恨不得揍他。

他接着说：“这个幸运的娘们后脑勺挨了一下，在她自已家里，从背后给打倒的。邻居发现了她。当时，门开着，那个邻居想让她尝尝自已、烙的饼。啧啧，这么一下一般是致命的，不过那个小娘们挺过来了。医生还说，她可以接受询问呢。”

李宝兴讲述的和我的思路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讲的根本就不可信。李宝兴一定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和您一样惊奇，不过事实如此。

我给医院挂了电话，一小时后我可以去医院，病人一定程度地不可以接受询问。

阿根夫人显得比我印象中的还要娇弱，可是她却惊人地镇守、平静。

我和李宝兴一进病房，她就说：“您不必查来查去了。到我家找那本书，就在走道衣帽间放手套的那里，红封皮的。”

其他问题，比如，她是否知道，可能是谁把她打倒在地上的；她有无怀疑对象，她都不予回答。要么她真的头痛，要么她在我们面前演戏。我们离开了医院。

钥匙是由那个邻居保管的，我在放手套的一格找到了那本书，是本记事本，里面全是填满阿拉伯数字的表格。在办公室里，我叫来了李宝兴，我想和他一起研究这本书。第一遍通看下来，好像里面只有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极为重要。上面记着：手茵街5立方米沙，艾德街20000块砖头，海格街130袋水泥，文德路5000块瓦，如此等等。我还把每个货项后面的钱款项报给李宝兴听。报到最后，李宝兴说：“粗加一下，已有16800元人民币了。”阿根一丝不苟地记下了一切。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他偷偷截留了公司的建筑材料，然后变卖给其他的承建商。可谁是他的合伙人呢？方玉兴说过，他曾经看见阿根跟刘树德在一家小酒馆里，还有一本记事本，两人在激励地争执。是刘树德吗？可是刘树德不可能杀阿根。我们测了时间，刘树德没有杀人时间。除非他有同谋。几天来我一直想否定的怀疑此刻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现在我们了解了很多事。”李宝兴突然说，“可是我一直不清楚，是谁把阿根从脚手架上推下去的。我们所知的只是小偷小摸、尔虞我诈。我们要找的可是杀人凶犯。一位夫人躺在医院，她或许知道一切，她被人击倒了，又是被谁呢？”

“她的声音我听来很熟，”我说，“第一次见到她，就有这种感觉。”我请人帮我接通了医院的电话，接通了阿根夫人的病房。当她接电话后，我说：“请原谅，打扰您了。可我有两有个问题。您说过您从来没有到工地找过您丈夫，是吗？”

“是的，我说过。”

“您为什么要把您丈夫的记事本给我们呢？这可有损于您丈夫的名誉。”

“我丈夫死了。”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我告诉李宝兴：“阿根夫人就是倒卖建材的总调度。在电话里我听出她的声音，就是以前打电话到工地办公室的声音。当时她问：货车在哪儿？真他妈的不像话，她以为接电话的是刘树德呢。这么说来，刘树德在这事中也有份。他是除了阿根的第二个窃贼。阿根夫人联系生意。李宝兴，现在离真相大白已经不远了。杀人的动机正在慢慢地显露出来。”

“这个动机我还有点想不通。三个人合伙干，一起赚钱，没有人少拿，。为什么其中一个要干掉另一个呢？”

“是，您的想法也没错。”

我们再次翻开记事本，很显然，各种建筑材料被发往城内外的许多地方。这在款额下面是标明了的。只是谁得到了另一半钱，又给了卡车司机或知情人多少贿赂，我们无从知道。这本书证明不了刘树德就是第二个窃贼。证据是那个电话，然而这也可以一笔勾销。因为它作为证据太无力了。还有那根丢失了又在阿根奔驰车里发现的的斜撑。所有一切并不那么丝丝入扣。阿根夫人没有驾驶证，她可以证明自已没有开过她丈夫的车。而胡林工程师又把刘树德看作最可信赖的雇员之一。我们不知道，是谁把阿根从脚手架上推下去的，又是谁把他妻子击倒的。我和李宝兴又一起把所有的疑点过了一遍。没有多少发现，不过也可以说发现了很多，只是证明谋杀的还太少，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的话。我给了李宝兴一个任务，调查我们在那本书上发现的所有地址，也许这样可以找到证据。

傍晚，我正准备回家，李宝兴回来了，他证实了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红皮书本上所有的地址都是建筑工地，而且主要是私人施工队的。没有什么新情况。不过，李宝兴又令人恼火地狡黠地笑了，我耐着性子听着，直到他说出了新情况。他沿桌面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同有六个数字。

“是电话号码吗？”我问。

“是的，是电话号码，阿根的。我在那里帮着干活来着，这样，您也知道他们才肯讲真话。他们每次都拨这个电话在号码谈生意，和一个女人谈，她的声音很脆。他们提出订货，那个女人再打电话给各个承建商，告诉他们货车到的时间。”

“总调度员。”我说。

我们开车前行医院。看到我们，阿根夫人并不奇怪。她很快就承认：她受丈夫委托出面谈生意。“不然我怎么办？我被他捏在手心里，他可以让我坐牢，因为我还在另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时，为了他的公司，曾篡改过核算。我常常把各个单项中的元人民币还有分尼稍作改动，这样我们公司总比他们公司贵些。在递交成本预算前，他告诉我预算结果，以便我填表时有个比较，就可以在一些单项上做手脚。不过只在要抄送的预算上改，留在公司的打印复本上不改。我常常自已把预算交到建筑管理局或其他施工队——如果我不愿意干了，这太危险，他就打我。事情就是这样。”

“您说过，他对您很好。”李宝兴问她。

“我的上帝，难道您会一开始就承认，您丈夫打您吗？况且，一切顺他意时，他对我很好。”

“刘树德是老板合伙人，他是股东和经理。”我出其不意地跟了一句。

就在这时，刘树德刚好迈进病房门，手里拿着一束兰花。他呆立在凉口。

“请进！”我说，“我们反正马上就走了。”

我和李宝兴离开了病房。下面停车场上停着阿根的奔车。我们在医院门房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刘树德才出来。他装着没看见我们，想从我们身边溜走。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您。”我说着，伸手拉了他的胳膊。

“什么？现在？已经很晚了。”他说。

“请您去一趟警署。”李宝兴说，“我们的司机会送您回去的。请理解，街上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被捕了吗？”他问。

“别，别这样。我们只是有几个问题要问。不能再等到明天了。”我平和地回答。

一路上，刘树德一声不吭。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坐下之前，激动地嚷嚷：“从我这里您得不到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点也不明白您要干什么。当初可是我给警方打的电话，要不是我，你们也……”

“是啊。”我打断了他的话，“请坐。您或许知道，您和阿根合伙倒卖建筑材料赚了多少？……”我从抽屉里取出那本红皮本。

他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女人……贱货……她是罪魁，是她穿的针引的线，她总是不能满足……我，跟着干过，是被她拉下水的，后来就设法洗手不干了。她老是威胁说，她会去告发……这个毒辣的女人……她把……”

我站了起来，接过他的话：“是的，她把她丈夫从脚手架上推了下去。凶器就是那根管子，那根据说忘了装的斜撑。”

李宝兴倒吸一口凉气。

刘树德慢慢地跌坐在椅子上，嘴张得老大。我有个感觉，似乎他的眼珠马上就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了。屋里静得出奇，我能听见手表的嘀嗒声。终于刘树德喘着粗气，吃力地问：“看在上帝份上……您是从哪儿……从哪儿知道这事的？……”

“从您那儿。”我说。

“不！”他大叫起来，“我什么也没说，我从没说过什么，您是想套我的话……”

“可是，刘树德先生，我是从您那儿知道这些的。是您剪断了那根钢丝。请别惦记您的钢丝剪了，我把它送到化验室化验过了，还有那根钢丝，一切吻合。我还找到了您用来连接断钢丝的细绳，化验结果也相符。事发前一天，您自愿在工地上守夜。一切都考虑得那么周详。

第二天早晨，阿根夫人来了。而您设法让阿根跟您一起沿着脚手架走到了那个被您既剪断了钢丝又卸下了斜撑的地方。阿根夫人从街上拐进这幢楼，杀人后再拐回大街。没听工头的安排，您分配粉刷队到大楼的最外侧，背对大街的一面干活。这样就没人会看见阿根夫人了。阿根夫人对这幢建筑了如指掌。当您和阿根走到上述地方时，事先藏在墙洞里的阿根夫人闪出，把她丈夫推了下去。而您赶紧往下面跑。阿根根本没有机会挣扎一下。在一片混乱、惊慌中没有什么人注意到阿根夫人。我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她的鞋子，活该倒霉，她本该把鞋子烧掉的。鞋子上粘着工地上到处都是的沥青，真是倒霉啊，您把这双鞋子扔进了垃圾桶……”

此刻，刘树德瘫坐在椅子上，他跳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策划了一切……只有她会……这个贱货……泼妇……婊子……”

“您又找机会击倒了阿根夫人。”我悠悠地说。“……看起来是一起谋杀未遂案……－”

“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刘树德又听嚷嚷起来。”

“您伪装了一起谋杀未遂案。这样，她就不会被怀疑上了。别人会说，凶手谋害丈夫在先，谋害妻子在后。您既然没有亲手杀她丈夫，当然也不会杀其妻子。您想和她重温鸳梦。我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相册，放在刘树德面前。

我对李宝兴说：“请原谅，我真的没时间告诉您这件事，我是在走道衣帽间发现的。”

相册里有阿根夫人和刘树德的照片。

“您和她订过婚？”我问。

“是——是——订过——”刘树德有点口吃了，他失去了自控能力。

“她也想重新和您在一起，所以阿根必须消失。但是您犯了个大错，击倒了阿根夫人。为什么呢？……因为事过境迁，您已另有所图。您对她不再感兴趣。

您没料到她会报复，她知道，是谁把她击倒的。于是她报复了，给了我们红封皮的记事本……”李宝兴说。

我对李宝兴说，“您叫人把他带下去，另外再叫人开一张逮捕阿根夫人的命令。”

片刻之后，李宝兴回来了。他问我：“可是，为什么刘树德自已要打电话给警方呢？”

“为什么？也许想以攻为守，或许出于这种想法：谁报案，谁无罪。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以后会弄清楚的。”

“如此说来，我开一张逮捕阿根夫人的命令……！”李宝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