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形依旧枕寒流
有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了才明白,有一种痛苦总是无声无息的落地,即使伤心,但那份亲情还在。忘记一些不好的,保存美好的吧,心里不要有仇恨!
我总是骂他无知,不得好死。
当然,只敢在心底里,并不敢付诸行动。
我甚至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每次遭罪后都想编出一个完美的离家出走的剧情来,然后实施,结果因为种种原因都流产了。
每个周六回家,他就派我干活,哪怕我作业多得像草垛,哪怕那些事情没必要去做,比如去后面山上捞树叶回来垫猪圈,比如去除掉田里数不胜数得死田螺,比如去给野地里的花椒树修剪枝条,施肥,把虫子活捉。反正他总是不想我在家里呆着,反正就是要我干活,反正就是讨厌我像讨厌自己的老婆。好容易得闲一会儿,他还要不停地骂我:你这个杂种。我看电视他要骂,我饭煮晚了他要骂,我放牛晚了他也要骂,当着亲戚朋友的面他更加起劲更加大声地骂。我不是他的奴隶而是他的畜生,孽种。他不在的时候,所有的命令由母亲完成,都在的时候就双管齐下。我怕回家,回家是一个不醒的噩梦,一个吃人的诅咒。
他是煤山上一个低等的矿工,每天在矿井里拼了命地日夜挖煤,血泪相河流不说,还要遭老板的贱骂和侮辱,但为了拿那几十块挣命钱,还得忍气吞声,点头哈腰,以满足那些狗日的禽兽的低级欲望。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生计,种田种地,养猪养鸡,做饭扫地,时间久了,难免对农活,家务的繁琐和寂寞怨声怨气,他也只是隔一阵子才回家觑一眼,家就这么一丝一缕地荒废下去。
重新修葺牛圈和猪圈的那个冬天,他们两口子和一个四川小伙,再加上几个亲戚差不多花光了所有的家底,给我的生活费要向大伯大婶借,我病了也没钱医治,结果差点不治而死,偏偏我命不该绝,去山上弄了些草根树皮咽下去,居然克制住了。
我回家只有一个目的--拿钱。每次知道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无论第二还是第一,照例是要挨一顿打的,还说不打不成器。我深恶痛绝这个生我养我的家,这个维系我生命的地狱。就在我忍无可忍地决定叛逆的时候,却出事了。
他遭矿难了,不死也残废,果然,眼睛干瞎了一只,脚断了一根,他--我的父亲,终于得到下场了,我每个星期的生活费都是他从鬼门关里面拿出来的,以及母亲卖鸡儿鸡女,猪儿狗崽攒下来的,现在他终于差点在鬼门关里永远安歇了,而母亲也得了一种神奇的病,不停地尿血,身体一天天像漏气的气球那样垮了下来。
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兴奋呀,就像玻璃球弹进了泥洞眼里,赢得伙伴的漂亮玻璃球。他们终于不能对我嚣张起来啦。但慢慢地我就后悔起来,他们要是都死了,我咋办呀?难不成--凉拌?他们要是不死,我怎么养活他们呀?这次,我真的想到要逃跑了,我担不起这个担子呀。往亲戚家逃是自投罗网,往远方逃,可是远方在哪儿呀?到处都是沟壑纵横,绵亘无尽的险山恶水。我不过小小的一坨,怎么活下去呀?
我怀着战栗的心情还是在那个周六的黄昏进了家门。母亲艰难地拖着身子给我热冷饭,还不同寻常地给我煎了两个蛋。父亲弃了拐杖瘫坐在山屋旁边的垭口上叼着烟锅,还倒了一杯劣质老白干在那里闷喝,一只眼睛好像还顶事的样子,见我回来,他磕灭了烟锅,咳嗽着说:"回来啦,你妈在家呢,没有吃饭的话,叫她整给你吃。"从来没如此客气过。吃完饭我就去看电视,还是看我喜欢的《倚天屠龙记》,而母亲还在灶头舀猪臊喂猪,使锅铲与锅发出艰难的声响,猪却在圈里叫个不停,我把电视的声音开倒最大也灭绝不了那种讨厌的声音。
那晚例外的,他没有骂我烂杂种,也不管我看电视到多晚。他两口子跟着我看了一会儿电视,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很早就进堂屋的里屋里困觉了。而且奇怪的是,打那以后,父亲再没有骂过我,母亲也不再指使我干这干那了。生活忽然间平静而且宁静下来,而我的反抗也终于无勇气和理由反抗了。按说这也不算什么家庭风波,但终归是风平浪静了。于是我又开始回家,心不安理不得地拿生活费去上学了,还主动地干起那些我曾以为下贱,做无用功的活儿来,但他们却什么也不让我干,他们都抢着去做。虽然一个一瘸一拐,另一个若柳扶风。他们不和我说话,似乎满怀歉疚似的,我更不想和他们搭话。家,就这么半推半就地延续了下来。我也就慢慢地长大了。
那些痛苦落地无声,
初夏的黄昏很有型,
阿杜的《离别》撕破了伤心。
过去的,依旧那么认真却那么残忍。----题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