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事

二零零七年的四月九日，我的彩票站开业不到半个月。晚上十点多丈夫还没回来，他一向早出晚归我也没在意。我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的发现丈夫还没回来，看看表，十二点多了。赶紧打个电话吧，那边传来一含混不清的声音，我反感地皱了一下眉头，又喝多了，这个冤家又喝多了。

“我和别人打了一架，打破了头，在医院呢。”

哼，胡说。我以为他又在和我开玩笑。如果是真的被打了那更好，让他这个猪脑袋也清醒清醒，天天喝的烂醉，有什么用，像个居家过日子的男人吗？正的如他所说，也就是包扎一下，很快就回来了。我始终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三点多我再次醒来时，他还没回来。我一下慌了，难道他说的是真的？这次电话里传出的声音很清晰，“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和别人打架来，我在医院，刚输完液，头上缝了三针。这么晚了你别来了，照顾好孩子。等天亮了，孩子上了学再来。”

我的心猛然一紧，我也太粗心了，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还睡得这么踏实。我辗转反侧的好不容易捱到了天明。病床上的丈夫几乎让我认不出来，头上又白色网兜罩着，右脸浮肿。起来坐下都很费劲。他向我陈述昨天晚上的经历。

九点多，他和几个人在饭馆里吃饭，出来方便的时候，环顾四周也没找到厕所，只好在一个胡同口解决了。提裤子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喊一声：“你在我家门口撒尿吗？”丈夫回头一看，一个个头不高，中等身材二十多的小男人，急步走来，丈夫赶紧解释：“你看我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咱都是本地人。”没等他说完那人已走到跟前，拿起一边停着的摩托车上的头盔，砸向他的右脸，他一下被打蒙了，半天反应不过来。那人又拿起砖头打在他的头上。一股热乎乎的液体从头上留下来，他用手一摸，拿到眼前一看，是血。他气极了说：“我和你拼了。”厮打在一处，周围的人来劝架，他趁机向胡同口跑去，我追了几步没追上。110的巡警来了，人们都说不认识他，他肯定不在这里住。他随着120的急救车进了医院。做了个脑部CT，头上缝了三针，医生又给他打上点滴。

下午公安分局的潘警官来做了笔录。看到他受伤严重的样子，同情地说：“唉！现在的人啊！为了这点事就把人打成这样，这样吧！你又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那里住。你自己私下里打听打听找找，要知道他的名字，在那里住，干什么的。我们也帮你找找，能找到这个人更好，找不到我们也没办法。”

几天后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那人叫许建刚，在他岳父家开了家开锁公司，就是那个胡同里的第一家还兼营送水的工作。我们向公安分局的潘警官作了汇报。潘警官说：“这个人我认识，你在找两个证人指正一下，证明这件事是他做的，我们就拘留他。”

四月二十一日那天上午丈夫接到公安分局的电话，说是许建刚已经去了，让我们去认认是不是这个人。他自己说他晚上从不出门，不是他。我们夫妻两个来到赵警官的办公室，许建刚已经等候在哪里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赵警官先将丈夫羞辱一番，说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在人家门前撒尿是多么的可耻啊！他想一想就替丈夫感到脸红。用农村人的话讲该揍，不揍不长记性。我隐隐的感到，在我们来之前，赵警官和许建刚早就商量好怎样应付我们了。

我们最终因为证人的不肯出面，而以失败告终。影视剧里的警察们个个英勇超群，最终将歹徒擒获的时候，我们不仅一次又一次的感叹他们是和平年代的英雄。做为一个警察的妻子，或儿女，或父母，该是多么荣光的事呀！可是当赵警官的一番羞辱出口的时候，当那最冷酷的两个字“该揍”出口的时候，我的心彻底凉了，他那藏蓝色的制服里面藏着的是个腐败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