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1996

踏上中巴车的时候，天还很黑。听到高处的树枝咔的一声，他下意识地缩缩脖子，一些细密的雪粒子溅下来，落上冰碴路面。车门关上，他看看周围。人很多，一盏小灯被售票员的毛线帽遮掩着，阴影里每个人都显得雍肿且漠然。车身晃动，站在门口，门缝里钻进的风让倦乏的身体颤抖着恢复过来，他有些兴奋。做为演播室新来的摄像师，能够开始着手工作，无疑是今后地位的奠基石，只是为什么这么早出发，经理留给他的条子没有任何说明，他不由地猜测，而猜测形成的大问号又对他充满了诱惑。

就在昨天晚上，他像在电视台工作时所做的一样，仔细检查了电池、摄像机功能状况和背包带是否结实，他回想起搞新闻时，摄像机带给他的苦乐和骄傲感。现在，放机子的箱子就在脚边，它银灰色的长方形外壳静静地蹲伏在黑暗中，它沉甸甸的份量，让时不时得拎起它的他感到踏实。他想，这就是凭借，这就是打工。但他没有想到，他的摄像机镜将去记录那样一个他难以的忘怀的场面。

驶过立交桥，在有顶棚的车站，下去了一些人。车厢宽松了，他就近坐下来，他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爬满水汽的玻璃窗上，显得破碎，他伸出手指，抹开一块冰花，窗外绿化带里的塔松颠晃着向后退去。他笑了一下，即刻心有了一种想嘲讽什么的心绪。他坐正身体，看了看周围的人，车箱里弥漫着一股掺杂了鞋底水汽被烤干后散发出的臊味的暖意。上来，下去，上来，下去；车门像一扇闸，人人都裹在各式各样的大衣和帽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他想，侧头看看窗外。雪落无声，他的脑海里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也许是一句诗？簌簌而落的雪怎么会是无声的呢。他觉得眼前这座城市接连不断的雪便是喧嚣的、躁动的——湿嗒嗒的行走、硬滑的冰面和地下通道刺骨的风便是它全部的内容。

老实说，他不喜欢这座城市，也无法对它倾注什么感情。在这儿上过两年学，他之所以在工作两年后，离开生养他的城市再次来到这里，是因为对那种单调、刻板又毫无创造的生活、工作的厌倦。你没法和别人一样，满足于记者的虚荣，跟在领导后面打转，拍那些成天开不完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而现在，切切实实的打工已经开始。原先那种急欲摆脱什么的焦躁心理，被身处异地因不安定产生的小小新鲜感冲淡了，但也决不是刚出校门时充满好奇的兴奋，你只想安定下来。踏实，是的，眼下你只有快被冻硬了的踏实。他想。他眯眼看了看远处建筑物的黑影，站起来。他将在红山下车，之后，由演播室的一辆北京213送他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去目的地。

见到他们要为之服务的那个人，他明白被涮了，经理那张戴着眼镜的斯文的脸被他想像着从现实中剥离出来，有一刻他充满了厌恶，又很快碎成沮丧。最终，生存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头脑，这就是现实。那个人躺在铺白布单的床上，像个木偶：脸大得变形，涂了粉、抹了胭脂、血红的唇膏扩大了嘴的弧线。他觉得他是在笑，这笑容和周围冷森森的气氛，把晦暗塞进他的心底。太平间很小，前后门都开着，昏暗的灯光下几个穿大衣的人围在床边，垂下头看那个人。他们话音含糊。他的视线越过他们肩膀，这是比较清晰的角度，灯光使他们的脸部反射出一点点亮色。而那个人的脸则在阴影中奇异地、突出的白着。

他眼睛近视，在几个场景完成后，他按捺住别扭的心绪，把镜头推到最近，监视器里那个人的脸瞬间无比地清晰。他的手有点抖，因为害怕，也因为寒冷。同来的小伙子也在忙碌。他的镜头推拉之际，小伙子总是敏感地后退，于是他的胳膊和摄像机被截留在他录下的画面里了。其实，他也不希望小伙子的镜头里有他。他和他只是这个事件之外不怎么相关的陌生人，他们没必要成为一种不祥的纪念。不过，由于地方狭窄，他想小伙子肯定也把他摄入了镜头，因此他忙不迭躲开的的举动使他感到一丝报复的快乐，他明白自己的心绪被破坏了。

现在，一些雪趴伏在门口的灯光里，冷象是锋刃切割着人们身上仅有的热度他关掉机子，盖好镜头，背上肩。他搓搓僵僵的手指，又下意识地跺跺脚，他跺脚的声音不大，却似乎震动了每一个人，他们抬头看他，他有些不知所措，他走了出来。

周围很静。暗蓝色的天空逐渐在发白发亮，医院苏式建筑的轮廓一点点地清晰：雕花的柱头，粗大的柱身，泛黄的底色泥皮剥落，裸露出部分白灰。院子里的梧桐干皮皴裂，落叶和一些雪被吊唁的人踩在脚下。陆续有花圈送来，摆满两边的墙。

这是清冷的早晨，人们的口鼻喷着白气，他们的表情是压抑的，他们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做出合适的举动，男人们拍拍肩头或握手，女人们则更紧地挨在一起。他扫视着那些挽联和鲜艳纸花中大大的“奠”字。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辆车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哭声慕地响起来，杂沓的脚步声里，那个人的双亲被挟过来。他跟着他们，他们白发散乱，脸上肌肉扫曲，号哭和淋漓的泪水渲染了他们的绝望和悲伤，他们俯扑到那个人身上哭得气喘吁吁，有一个女人在后面晕了过去。这一切他和搭档都忠实地摄录着，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冷漠，他能感觉到一种悲伤，这悲伤让他心里沉重，但那不过是同情罢了。

他不再害怕，但他冷得厉害，手指麻木了。他把手插进口袋，触摸到一顶帽子。帽子上有块红绒布，他听说死者家属忌讳，就把它塞进了口袋。三天前他和人打架打破了头，就买了这顶帽子。这座城市老不停下雪，还有风，让人瑟缩。现在尽管头不冷，但他还是想戴上自己的帽子，因为他的伤口刚刚结痂，他不想因此破伤风。

阳光从高处慢慢下移，他再一次走出太平间，绕过几簇人群。空地上，一个中年人神情吸引了他。中年人是那个人的哥哥，他在地上，把一柱香插进白瓷炉，然后点燃了炉里堆叠的纸和纸钱，火苗飞快地舔食纸页，在发黄、发黑、萎缩，风吹过，烧过的纸通体发亮。中年人的一只膝盖拄在地上，一动不动，纸灰和烟交绕着在空中飞舞，飘落。他把机子支在地上，以一种仰视的角度去拍摄中年人的脸，这于他是一种责任，他甚至觉得那个亡灵或许正注视着他。

黑白监视器里，男人的皮肤很黑，深一道浅一道的纹路加深了那种木然的表情。一个女孩走过来挨住中年人，他动了动，一只手慢慢地在空中托了一下，又垂落了。这时，他嘴唇翕动，但他听不清说得是什么。他走近些，男人的手又向空中托了一下。他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忍不住向男人手托的地方望去，蓝色的烟已经消散，他仿佛看见空中有一只手——它是轻飘的，它痛苦地抓紧，又无力地张开，而后，倏然消逝。中年人站起来，大概是粘在睫毛上的纸灰使他忍不住闭了闭眼，一颗泪珠滚下来，滑进他的鼻凹。他摸摸小女孩的头，俯身和她说了几句话，小女孩更紧地依住他。

黄色的建筑挡住阳光，把寒冷丢在这边，楼上窗户紧闭，看不见一个人影。医院里的人走过这里，他们走得很快，像在躲避什么。他撇撇嘴，不知不觉他已成了这个死亡事件中的一员。人们开始忙乱，走动。灵车来了，是一种白底蓝杠，侧面有存储厢的灵车，尸体被抬进去，那个人的亲友们艰难地爬上车，他们脚步很轻。其余的人钻进大大小小的车辆，他也钻进了车。他看见几个被落下的人正惶悚地挥着手，叫喊什么。终于暖和了，他想。他们的车在前面继续摄录灵车往郊区驶去的镜头，他躬腰跪在垫上，一只肩膀扛着机子。车流驶过，挂着黑纱的白花的灵车上飞下几片纸钱，不知飘到哪个角落里去了。

车后盖关上，他坐下来，在车颠晃里，他想起自己拍过的那些婚礼录相，他有些迷惘，因为他不知道那些欢笑和现在悲伤究竟哪样更真实些。

殡仪馆依山而建，背阳，有十几级台阶。他们到达的时候，殡仪馆的人很多，茶色玻璃门前摆放着花圈，一些孩子拿着长棍在人群中出没。风很大，一阵阵土灰使他们不时要背过身去。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去哪儿，他们只好站在路上等待。人们在上上下下走动，喧闹而嘈杂。后来，他们上去了，但仪式还没有开始。他们扛着机子，腿都站酸了，在最靠边的一间屋子里他们发现满是坐椅。他们挤进去，坐下来，跺跺脚，又跺跺脚。周围人在小声说话，有的孩子在椅子上站起来，有的在椅子间藏猫猫。

他想早发现这儿就好，偌大一个殡仪馆，有的是死人的位置，自然也会有活人的位置的。死人躺着，活人就非得站着才表明生存和生命吗？他这样想着，一面转头去看门外，门外阳光灿烂，要不是人们的头发，衣衫乱飞，谁也不相信风会那么大，那么冷。这时，负责葬礼的人跑过来，他命令式的口气不容置疑。他和戴眼镜的搭档，还有拍照的那位跟了出去。

那个人躺在玻璃罩子里，在没有灯的暗淡光线里，他显得很安详。哀乐在灵堂缭绕，他的亲友们伸手和他做最后的告别。更多的人排着队绕过他身旁，这之后他们都如释重负地推开茶色玻璃门。搭档走过来碰碰他的胳膊，告诉他说他的带子拍完了，下面全靠你了。搭档说完就消失了。他知道他是找地方抽他的烟去了，抽烟时，一定会说：他妈的晦气。在车里他就连说了几次晦气的话。

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摄像了。他跟着那悲伤的人，走在一条很窄的石子路上，路两旁灌木杂草丛生。殡仪馆到处是水泥地平，独独这儿说不出的茺凉。他和他们绕到几个大炉子跟前，他们扔进去花圈，纸和纸钱，点燃了火。火猛烈地燃烧着，黑色的柳条在火中噼啪作响，热气扑到人们脸上，面孔红了活泛了许多。他们不再哭泣，在鞭炮的震响声里，他们让一个男孩捧着遗像站在炉前，男孩抿着嘴，眼睛盯着镜头，那个人在镜框里笑——他其实挺年轻的、挺帅气的，整过容的他和原来的他截然像两个人。

他听说他的孩子刚刚两岁，这些照片和录像带是留给小孩看的。两岁的孩子懂事后，再追忆他父亲的遗迹，他将面对今天的阴冷和死亡。而现在，抿嘴的男孩紧紧端住像框，白花从他的扣子上掉下来，他没有发觉，其他人也没有发觉。

尸体当然不是在这儿烧的。那个人穿着单位给买的两千多块钱的皮尔卡丹西服和意大利高级皮鞋——除了腕上的金表，这一切都将化为灰烬。骨灰装进白瓷盒后将被送往城市外头的墓地，那里积雪皑皑，雾气低垂。不过要烧成灰烬的并不止他一个人。因此，还要等一段时间。趁这段时间，他钻进负责接送他的车，司机问：还没完嚒？

好像还要等一会。他说。

司机丢来一颗烟，看来司机在这儿坐了好久了，他很想说话。他本来是不抽烟的，但还是接下来和司机对了火。他需要烟，需要烟缕飘散时的散淡心绪。

邪门，真的很邪门。司机说。

什么邪门？

他们本来三个人坐一辆车的。偏偏其中一个蹩足了尿，先下来。结果死了的那个人和司机在过轨道时，车被火车拖了六十多米，脑浆都出来了。司机说：可惜了那身西服、皮鞋了，几千块钱说烧就烧。活人还穿不着呢，人一死，单位大方得要命，说白不就是打发嘛。打发他上天堂或下地狱，妈的。司机说。

他点点头，他对司机有点刮目相看了。司机继续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他机械地嗯着。他忽然觉得人生的意义似乎都在此了。生是短暂的，死也不会长远，真正应该令人恐惧的不是死，而是死后的一了百了。

天黑时，他回到公司。宿舍里的人在抽扑克，见到他，他们说：来，看看，你今天摄的啥像？婚礼嘛？

不，葬礼。他说。他看见他们的笑容僵了，手缩了回去。他嘴角浮出一丝冷笑，他鄙视他们的恐惧，放好机子和录相带，他踩着雪去了电影院后面的澡堂里。褪掉衣裤，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有着隔板的澡堂里，他凝神闭目，静听了一会，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正有力地跳动着，拧开水笼头，哗哗而下的水线很快温暖了他。

第二天他在给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昨天死亡和悲伤笼罩了我们，吃冥席的时候，我们都饿极了，可菜不好，气氛也压抑，有人说这辈子也不想吃第二回了。立刻有人告诫说：别在这儿说这种话，上回，我们那有个矿工下井时也是嫌食堂饭难吃，说老子再不吃这饭，结果，他再也没上来。他写道：此时此刻，我想这会不会是我吃的最后一顿饭了。生和死，真的佷难预料。在信的结尾，他只写了一句话：让我们还是分手吧，我不想拖下去了。他们相爱了六七年，她的任性他忍耐了六七年，如今，他觉得一切都该结束了。他其实还想告诉她一件事：老板为此赚了七百元，比两个婚礼摄像费还多，而他和搭挡只有二十元提成。

当天晚上，他钻进被窝时，他不知道那个人和那些场面会不会出现在他梦里。不过，他睡得很好，他什么也没有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