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鼻窦炎岁月

前几天闲来无事，读了大文豪苏轼的一篇文章《盖公堂记》。东坡先生文采是极好的，他由自己一场小病如何四处求医，如何越治越严重，如何停止用药改保守疗法反而很快治愈这么一件很小的事情，提出了治国理政不应刻意求治，做得越多反而扰民越甚、结果欲速则不达的大道理，文锋之下又隐含了对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批评。这种以小见大、层层递进加强论证的文章写作手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过赞赏之余，我对东坡先生的观点倒是别有微词，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东施效颦，也从自己得过的一场病说起吧。

高中时我不知为何，得了一场顽疾——鼻窦炎，症状便是鼻孔堵塞不通气。鼻子一堵，全身都不舒服，头晕脑胀，“瘭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自己和家人自然十分着急，四处求医，中医、西医、汤药、手术……两年时间里各种办法都使尽了。可是怎么也治不好，就和东坡先生一样，“三易医而疾愈甚”。后来一个医生说，鼻窦在头骨深处，一般的药力很难达到，要想治愈，除非把整个鼻腔骨打开做大手术。这就把我吓到了，从脸上把我的鼻子全割开？杀了我也不干啊。算了，莫折腾了，保着吧。我便这么抱着鼻药水度过了高三岁月、又滴着鼻药水进了高考考场，揣着鼻药水进了大学校门。鼻子一堵上就滴药，一天滴上三五次，倒也能将就过去。

不是一位姓朱的医生，恐怕我现在还是这样，这位朱医生告诉我，保守疗法不可取，鼻窦炎长期不治愈，坏死的组织在鼻窦里日积月累，很容易发生癌变，一旦形成鼻癌，那就不仅仅是鼻子不通气的问题了，甚至可能引起生命危险。我大吃了一惊，忙问如何才能治愈？朱医生笑曰：“恐怕要受些皮肉之苦”。他的办法至今我想来都觉恐怖。施过麻药后，他用一根长针从我鼻孔伸入，在鼻腔后的骨头上用力扎进去，把鼻腔骨扎穿（我至今还记得扎穿骨头时那“扑”的一声轻响），一直扎到鼻窦里，然后把注射器从孔道里深入鼻窦，在鼻窦里注射了一种杀伤力很猛的药。这种可怕的情景经历了两天，左右两只鼻子共四次被扎穿、注射了四剂药，哪怕用了麻药，我那几天还是整个脸都痛木了。再往后是两只鼻子连连流了一个多星期臭气熏天的脓，整个人就象一天到晚待在厕所里一样臭不可闻。朱医生却高兴地说：“好，炎症都随着脓排出来了。”果然，随着一周多后，所有的脓排净，鼻子又通气了。我的鼻窦炎竟然就这么治愈了。

可见，有病还是要治的，治国理政也是一样。病急乱投医、刻意求治固然不好，但一昧保守、得过且过又岂是正确的方式。有的时候就该激进一点下猛药，有的时候却一定要保守一点用慢药。到底那种办法管用，没有一定的道理，只有四个字：“对症下药”。战国年间面对七国争霸的局势，是锐意改革还是因循守旧呢，秦孝公、商鞅君臣选择了前者这副猛药。唐朝初年，面对初定的天下，是照搬隋朝严刑峻法搞“法治”（此法治自然与今天的法治不是一回事）呢？还是回归传统儒家路线搞“仁政”呢？李世民、魏征君臣选择了后面这副缓药。方法不同，但都达到了国富民强的目的。苏轼只看到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甚至有扰民之嫌这一层，却没看到北宋积贫积弱亟待改革这一层，所以观点不免失之于偏颇。

我们普通人做人做事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就应该要坚持原则、声色俱厉。有的时候却一定要和风细雨、善于转圜。以做群众工作为例，有时一些群众有一些无理的要求，甚至油盐不进、胡搅蛮缠，你难道就能丧失立场、迁就于他？这时候就要敢于严肃地指明他们的错误、打消他们的幻想。而有时在群众确实有个人原因或家庭经济等种种困难，情有可原的情况下，你难道就生硬冰冷地以一句“政策上没这个规定，不行”来打击刺激他？这时候就应该要体恤他的困难，尽量想办法找依据来帮助他解决问题。古人说得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张弛之间，就是这个要把握实际情况，对症下药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