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官民平等意识

中国的官自古就是一个特权阶层，因为官就是天。包公是个好官，人们就叫他“包青天”，自然海瑞也就叫海青天了。

但几千年的中国官吏史，有名可考的清官也没几个。虽然老百姓把做官的人统称为“父母官”，言下之意，只要他们稍微对百姓有所体恤，老百姓就能把他们奉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对“父母”，“子女”当然就需“孝”“顺”，但即便这样，这些“父母”，别管他官大官小，更多地蜕变成了些任意妄为，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或弄臣庸吏。无论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蒲松龄的《促织》，还是《官场现形记》，无不是对封建官场的血泪控诉。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让他对中国官场的黑暗深恶痛绝，也为中国百姓几千年来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深感不平，他认为革命就是“下等人”联合“中等人”去反对“上等人”，他的立场始终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某种程度上说，是他带领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起来反抗权贵们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的革命。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他都随时警惕着权力的堕落和腐败，随时提醒共产党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击中，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群众的一员。就像他自己一样，虽然在党内的权利无人能及，但他绝不多占不属于他的一分一毫。

但毕竟，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们也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堕落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还在井冈山时期，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就因利用职权贪污，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而被严惩，打响了苏区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在苏区，因同样的贪腐问题而被执行枪决的还有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左祥云、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

延安时期，黄克功因感情问题枪杀了过去的女友刘茜而被判了死刑。行刑前，黄克功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战死在战场上。但法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毛泽东在黄克功行刑前的亲笔信中说：“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追悔莫及，最后，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行刑。

黄克功曾是红军的一员骁将，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但毛泽东对恃强凌弱的行径历来深恶痛绝。所以枪毙黄克功，被后来人评价是毛泽东的“挥泪斩马谡”，可见他的无奈。在道义和人情的选择中，毛泽东只能选择道义。

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也是个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老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他的身上留下了90多处伤疤。毛泽东为了治好他的病，曾把中央特批给他的牛奶送给了肖玉壁。但后来肖玉壁以功臣自居，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甚至利用职权，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影响极坏，因此被判死刑。和黄克功一样，他也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他的信，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行刑队的枪下。

无论你是官还是民，是领导还是下属，只要你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情，一旦被发现，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毛泽东就会一改他平时悲悯的天性，坚持原则，绝不姑息养奸。哪怕是对于那些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毛泽东也一视同仁。

在毛泽东的字典里，共产党员从来就不应该有什么特权。

建国后，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了对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枪决案，并态度坚决地回绝了一切的求情。毛泽东说，枪毙他们两人，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干部，并语重心长地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不管哪一级高官，或者功臣，在毛泽东眼里，如果犯了错误就罪同一般人，他不希望共产党员凌驾于百姓之上，共产党员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超越人民的特权阶层，更不能以权谋私，沦落为人民的公敌。

毛泽东不仅要求所有共产党员要有这样的精神，他自己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官之大，应该以他为最了，但他一生的境界，确实达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他永远都没有凌驾于普通老百姓之上的意愿，他从心里觉得，他是应该和普通百姓一样的，百姓和所有的官员也应该是平等的。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曾和他谈起国家“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说道中国：“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虽然毛泽东说找到了避免周期律的方法，但他内心深处是不是也在担心着这种周期率的无法避免呢？所以他要为所有的党员干部作出百世之表率。

他曾资助过很多人，有他韶山的亲人，也有过他的老师、同学，但他从来没有私占国家的一分钱，这些资助全都是从他的稿费里支出的。甚至他都不愿摸钱，一切支出都由他的秘书或是卫士经办。他们在回忆起毛泽东时，都提到了，似乎毛泽东对于金钱甚至有着某种厌恶。

至于亲戚故旧如果要什么别的要求，毛泽东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他认为他没有权利做超出他职权以外的事情，其实，他要做了，谁又敢说这不是他的权利呢。

毛泽东的灵魂深处，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贫民意识，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对穷人的悲悯之情。或许是母亲的善良给他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用现在的说法，他的这种悲悯，或许是母亲的基因遗传起了作用。还或许，毛泽东看到了太多的不平，所以他一生要为劳苦大众伸张公平，包括他自己和别人的一样公平。

毛泽东似乎天生就是为拯救穷苦大众而生的，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了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他也希望他以下的所有官员也成为人民的普通一员，人民也从他的努力中获得了尊严和平等的可能。

毛泽东的境界实在太高了，高到了别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的危机意识太强烈了，也强烈到了很多人甚至感到疑惑的地步，但在他去世几十年后，大批官员的腐败，已经证明了他当年的忧虑其实并非杞人忧天。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的理想目标之一，就是达成社会的公平，如果有了特权阶层的出现，或者政府允许特权阶层存在，那都是违背中国共产党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的，所以，面对改革后30年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应该有所反省的时候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我修复功能非常强大的政党，“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法宝之一，相信，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会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错误，并最终达成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