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绪

朋友问我：“最近工作得怎么样？”

“惨不堪言啊！”我答道。

“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呀？”

“十二个小时，无假期，工资低。”

“哇，会死人的。”他惊讶答道。又补充了一句：“你卖身呀。”

但在潮州这个城市，这样的情况是属于再平常不过的了，而且人们都认为这很正常，也习惯了，尽管平时有诸多抱怨。

每次看见老板的保时捷里坐着一个脂粉满面摇头翘首的年轻女郎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为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感到自卑。虽然，我们在道德上会比她高尚许多，但身价却比她低贱更多。或许，她在世人眼中是可恨的，但我们也好不到哪去，我们更多的是被可怜。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尊严已经被工作骑在胯下了。我们加班加点费力劳命却只得个只能糊口，女郎则空调香水软床轿车，却能用上进口的化妆品。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同样是帮老板干活，女郎也不见得就比我们忙多少，为何待遇上的差别就这么大呢？虽然说老板曾经也是劳动人民，但自从他开上保时捷后便严肃地将“劳动人民”的誉冠扣在我们头上，并声称：其实你们是伟大的。但他在对待女郎和我们这帮劳动人民的两种工作关系上，似乎更轻贱我们这些伟大的劳动人民。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其实我们这帮所谓的“伟大的劳动人民”在老板眼里就如同乞丐，而女郎则是他养的一只宠物——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是畜生。但问题是，我们混得比宠物差已经够没面子的了，如果再叫她畜生，那我们可就是连畜生都不如了。然而，宠物比人过得舒服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是属于十分正常的。 谁叫人没有尾巴呢。

第一天进厂的时候，吟姨就用十分惊奇的口吻问我：“怎么？你年轻人也来做这个？”仿佛做这个工作就意味着前途尽毁或有失身份似的。我当时听后，不知如何作答，只是笑了笑。仿佛我就是一个颓废青年专门要在这里尽毁前途，于是心虚得只能默然承认。吟姨也笑了笑，那表情颇含几分惋惜。当然，是对我这个专门来毁尽前途的颓废青年的一种惋惜，也是一种嘲笑。

其实我对打工一向没什么热情，尤其是对那些有领导强加管制极力压迫的工作更毫无兴趣，我也从没想过要在某种工业上混成行业精英，只是想混口饭吃而已，更从不对工作抱有任何希望。一份力一分收获，对我来说够了。因为我是个实质上的颓废青年嘛。

干了几天后，我心底竟冒出一股带无名火的心酸，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们——一些中年妇女和一些老头——感到心酸。这股心酸是带着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失望和嘲笑的无奈的感情。虽然我原本就知道的，但现在却更为深刻。就好比你知道母亲打孩子原本是正常的事，但突然有一天你看见一个八十多岁的阿婆在打她六十多岁的儿子，那种震撼，估计比破处男还强烈，你会不断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然后你就看见那个老头蹲在阿婆身旁边哭边搓眼睛，而阿婆却撸了撸衣袖，似乎意犹未尽。没错，这位阿婆便是老板，而我们广大劳动人们就是撮鼻涕的老头子。

厂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阿伯——不是被他妈打的那个老头——他妈早就见耶稣去了。儿子也在几年前离他而去——没死，就是抛弃亲爹而已，家里只剩下年纪相仿的老婆，两人依旧住在阿伯他爹几十年前留下的旧屋子。无甚积蓄，也无政府补助，亲戚之间也少有往来，而且阿伯只有一只眼睛——当然，不是长在中间，隔壁也有另一只，只不过没视力。至于造成阿伯现在这种环境的其中缘由我也无从知道，只听说他儿子是因为老婆而抛弃他的。以前在电视上常看到像这样的剧情，都觉得太做作了。但确实，阿伯虽然惨，却没有半分可怜样，不像电视里那般惨淡唏嘘。只不过这些看在我眼里令我不由自主地为他感到惨然而已。

我和阿伯是同路人——各自回家但走同一条路。我和他之所以会攀谈是因为全厂就我俩人是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步行，当然，这也与我本身存在的尊老敬幼的崇高美德有关系。其他人都有坐骑，尽管是自行车。因为有了另一个步行者，让我觉得自己不至于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虽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可能在别人眼中早已认为我和阿伯是烧过黄纸歃过鲜血的兄弟了。尽管我很刻意地将自己与他区别开——我和他，不是我们。但终归不致于单独行路那么冷清。

“嘿，小伙子。”阿伯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转过头，见他弓着背向我走来，便叫了声“阿伯”。

北风在深夜里更是肆无忌惮横行无阻的。此时已是凌晨十二点钟，那些有坐骑的人纷纷离我们远去，扬起一片滚滚尘土，放佛生怕我和阿伯不知道他们有坐骑。今晚月亮请了假，估计经期出了问题，星星都出来称王，但毕竟只是点缀，毫不显眼。远处的火车哭丧般鸣笛而来，我记得有好几次睡到半夜就是被这种哭丧声给吵醒的。明明不塞车。尽管它哭丧得激动，但却未能撕开夜空的丝毫宁静。

我掩了掩鼻，避免吸进渗染着坐骑的屁味的尘土，跟走在身旁的阿伯闲聊道：“你怎么也这么晚啊？”

“我也得加班呀。”阿伯笑笑说道。

“年轻人就说拼个未来，你老人家瞎忙什么呢。”

“总得糊口吧。”

“那也不用这么拼命吧。”

“没办法，公司要求了就得做呀。”

“又没加班费，而且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成天这样拼受得了吗？”

阿伯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反正有规定，一天上8个小时，也够糊口了，不用那么累。”我继续说道。

“谁规定的？”阿伯问道。

“国家。”我说，“宪法规定的。”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厂里是没这个规定的。”阿伯摇摇头，仿佛厂里的规章制度不在宪法的规定之内。

“厂里也得听国家的宪法的。”我再一次向阿伯申明宪法要比厂规高级。

“那可不一定，我们是赚老板的钱，又不是赚国家的钱。除了老板，谁规定都没用。”阿伯反驳道，同时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厂规确实是脱离宪法的。

对于阿伯那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固执的想法，我已无言以对。而这种近似于对动物的压迫的不合理要求，他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不是放弃，而是坦然接受。似乎认为这事本来就该这样，没什么不妥。就好比母亲打儿子那样正常。我想，如果他那死去的母亲突然跳出来打他，恐怕他会很自然地翘起屁股等着挨鞭子，并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很想告诉啊伯：你这句话要是放在古代，估计能让抛弃你的儿子遭到报应，这是愚蠢的，简直是无药可救，竟坚信压迫他的人才是他的恩人，甚至弃国法于不顾。虽然顾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然而，阿伯这句话却激起了我对他那种甘为孺子牛的封建思想的可怜。放弃自我，看别人脸色，这才是彻彻底底的混饭吃。

时代是进步了，社会是解放了，可人的想法呢？总是让人心酸的。

而我也终于明白刚进厂时吟姨对我说的那句话：“怎么，你年轻人也来干这个？”他们没办法，没出路还背着个家。明明知道山里有老虎还要往里面闯。或许吟姨懂这个道理，但她需要让家里几口人吃饭呀，进山也是无可奈何的，而老虎就是老等着进去找吃的人，老虎也在找吃的。猎人呢？他养狮子去了。

我也是混口饭吃的，但我这是新时代定义——吃得舒服就继续吃，太辣了就赶紧撤。我自己撤了它。

新年也到了，首先还是得祝各位大老板们新年继续发大财，希望他们在浸鸳鸯浴的时候能想起我们其实跟他一样都是人，虽然低等了点，可怎么也比他的猫女郎有尊严。其次，希望广大劳动人民新年有新气象，不求有新的开始，但千万别再周而复始。

同时我还想许个愿：希望宪法再制多一条让所有公司工厂每天上班前集体唱国歌的规定。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