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制

在一部表现古代历史的电视剧里，官府官员身后的墙上，高悬着“天理人情王法”的匾额。这六个字是点晴之笔——将天理人情与王法并列，即道出了古代官员的办事准则，也反映了古代官府的行政特色，即浓厚的人治色彩。

天理人情是第一位的，而王法是第二位的；王法是明确的，而天理人情是不确定的。由于第一位的天理人情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官员有自我发挥的余地，即其行政具有主观随意性的特点。其弊端是：官员行政时，同样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很可能有失公允，而如果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则政府就失去了正义。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社会鼓吹法治，天理人情则隐藏了起来。

法治的法律具有具体明确的特点，且要求一视同仁，这就矫正了主观随意的人治弊端。然而，法治并非没有问题：首先，其法律不能包罗万象，而留有空白或空隙；其次，其法律要求按程序进行，而程序有时是一件很费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有时法律面对问题可能束手无策，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这种情况对于秉承天理人情办事的时代，是不成问题的；有时由于法律程序的拖累，一个案子要办几年，而在人治社会的情况下，办事效率有可能非常高——就是统治者或官吏拍拍脑袋，一句话的事。

实际上，天理人情是更高的依据。法律是根据法理制定的，而法理的根据就是天理人情。所以，当法律出现问题时，很可能是该法律有悖于天理人情，那么就应该根据天理人情予以改正。

问题是不可以假天理人情而塞进个人的私货。

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是代表天理人情的圣人为王，果真如此世界会非常美妙吧？可惜，世界上没有圣人，即使有，可能也当不上王，于是我们只好利用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