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哪些人的社会地位高

据《读者·言论》载：“……在德国，社会地位最高的艺术家是音乐家，在意大利是画家，在法国则是作家。——法国出版社社长贝尔纳·菲克索说”由此笔者想到，在中国哪些人的社会地位高的问题。

权力与地位是密不可分的，有多大权力，就有多高地位。在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当然是皇帝的地位最高了。天子自称“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少数皇帝，名义上是如此。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他们不得不依靠臣工，这样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赋予臣下，虽然君权至高无上，但他们统治所及，也是有限的地区。在乡、县、郡、州、省，那还不是乡长、县令、巡抚说了算？至于那些音乐皇帝、书法皇帝、诗词皇帝、绘画皇帝、木匠皇帝，他们的兴趣不在治国安邦上，他们对权力不太热衷，这样大权往往旁落，于是丞相专权者有之，藩镇专权者有之，太监专权者有之，皇后专权者有之。至于年幼的皇帝，被扶植的儿皇帝，被胁迫的皇帝，那只不过是权臣们的手中的玩物，招牌皇帝而已，哪有什么权力和地位？

出身往往是地位的阶梯。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是嫡系还是庶出，决定了人们在家庭的地位。出身皇族，出身公侯伯子男的家庭，往往能够世袭。出身士农工商的家庭，多数还做士农工商。父亲是皇帝，儿子才有可能作皇帝；朝中有人好做官，拼爹拼妈拼伯伯叔叔拼七姑八姨成了一个传统。拼干爹干妈也是获得崇高地位的诀窍。

但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所以才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说法。虽然获得崇高地位的门路不是很多，但还是有的：暮为田舍郎，朝坐天子堂，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古已有之。古代有科举考试，当代有公务员考试。这样你就要拿出头悬梁、锥刺骨的劲头来。如果遇上一个全民造反的时代，你如果有一不怕苦，二不所死的精神，说不定就能用鲜血换个一官半职，博得个封妻荫子。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金钱是地位的象征。金钱与美色最容易与权力交易，最容易换取地位。卖官鬻爵，古已有之。虽然历史的车轮运行到社会主义社会，但花钱可买官的功用并没有丝毫改变。据说当今社会，花多少钱，买什么级别的官职，在潜规则下那是有定数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皇帝爱美色，官员爱美色，这方面是不分什么阶级的。杨玉环一人之美色，换得“父子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当今之世，美女傍官，美女傍款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女傍官后不能升官也能得金钱，大大地得金钱，美女傍大款后哪个不挥金如土？

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在当代社会，虽然还有家暴，但女人的地位是大大地提升了：特别是70后、80后、90后的女人，结婚后可以不做家务；有的还掌握着家庭的权力；在各级政府部门都有女人当权，这些女人当权者可以像男人当权者一样搞腐败。解放后，各个历史时期，男人的地位有多高，看一看女人追求什么样的对象就一清二楚了：解放初期至文革前，大多数农村女性都希望嫁给工人；文革时期，多数女性都希望与军人结婚；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还在包分配时，大多数女性都希望找个大学生配偶；当今之世大多数女性都希望找有钱有势的配偶。

解放初期，梁淑溟先生曾建议政府关注农民：“……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从解放初到文革时期，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的是进城做工人，当干部。可见那时的工人的地位确实比农民高。

整个封建社会基本上是重农抑商，但无论什么朝代，农民的地位从来比不上商人。正如西汉政治家晁错《论贵粟疏》中所说：农民们“春耕夏耘，秋获冬臧（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奸商与贪官狼狈为奸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痼疾，当今之世，于古为烈。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地位有所提升，这主要表现在种田不再纳税，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农闲季节还可以进城打工，收入得到一定的增加，生活也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他们的地位高于下岗工人；但总体上讲仍然比不上工人，特别是国企工人。因为农民的收入没有国企工人高，也没有养老金；一部分农民有低保，但少得可怜。至于与央企工人比更有天渊之别。

自有史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高于农民，近代以来，他们的地位也高于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历朝历代都是官员与干部的后备军。在封建社会，儒生既不交税，也不服劳役；有些朝代对儒生还有一定的补助。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时候是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最低的时候是秦代、元代和文革前后。秦代焚书坑儒；元代“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不过那是指的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文革前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受到迫害和冲击，知识青年则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民谣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各阶层的社会地位。文革期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一等人是书记孩子老婆能出息

二等人是支委三亲四故跟着美

三等人是队长喝完这场唱那场

四等人会计员兜里不断零花钱

五等人是保管五谷杂粮吃个全

六等人小组长管着出工和歇晌

七等人转业兵夹着镰刀去看青

八等人是车老板卖点马料下酒馆

九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十等人是五类广播一响到大队

作为回乡知青，本人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

农村，最有权力和地位是大队干部，特别是大队书记和大队长。他们在全大队有人事权与分配权；虽然他们脱产，但拿的工分是全大队最高的；家属在生产队会得到照顾，往往安排些轻活；有招工进城或者推荐升学的名额，会被优先考虑；队长和一般社员有请托之事，往往要给他们送礼——一般是一条烟或者两瓶酒，或者在家里宴请一顿，因为大家都很困难，没有钱买更多的礼物，也没有到饭店宴请的能力和排场。

队长和会计不脱产，与一般社员同工同酬，在劳动中队长除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外，还要负责检查其他社员的劳动的质量；会计一个月有固定的记账日，一般是二天，年终结算时，天数要多一些，其他时间，必须参加劳动才能挣到工分；队长有分配活计和审批借款的权力，所以社员对队长不得不恭而敬之，逢年过节常常能够吃请，喝了这场喝那场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年节时间，至于平时，则没有这个特权，因为大家都缺钱，只有年终结算时，才能拿回一年到头的血汗钱；队长是一队之长，生产队每年上缴粮食的数量都是固定的，他们也不敢大量地截留或者私分；但能够少量地占点便宜；还要与会计、保管员通同作弊才能达到目的。整个文革期间，运动不断，常常要“斗私批修”，所以干部们不敢太放肆。

车老板，只有在赶车进城的时候，才能偷偷地卖点马料，到小饭店喝点烧酒。那时的生产队是大锅饭，青壮年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老弱病残和城里下放的人往往能受到照顾，但工分要少些。至于转业兵“看青”，主要地是看重那个“兵”字，防止人们偷盗将要收割的粮食，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其实掏粪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说干多干少没人管，也不符合实际；因为多数生产队是按量计分的。那时候的农村，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是最低层，他们没有话语权，子女也受到歧视；虽然他们是与一般社员同工同酬的。

文革期间，又有民谣曰：“一有权，二有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最损的就是老社员。“这是就全民情况而言，相对有权有钱的就是各级干部，他们掌握着人事权、分配权，收入较之一般居民要高，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多吃多占，比如能够额外批些平价的大米、白面、食油、煤、木材之类。但在运动不断的情况下，要想搞更大的腐败，是不可能的。医生除有固定的收入外，由于有公费医疗的处方权，干部、职员、教师、工人的病休权，所以常常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另眼相看，有人请吃请喝，送烟送酒送稀缺商品，至于送红包，则不多见，因为大家还都不富裕，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至于司机，用车方便而已。

改革开放时期又流传这样的民谣：

一等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三等人做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四等人手术刀，割开口子要红包。五等人方向盘，车轮一转就来钱。六等人做官倒，批批条子钱来了。七等人是奸商，不要良心赚钱忙。八等人办学校，强制收钱没商量。九等人做教员，鸡鸭鱼肉认不全。十等人老百姓，踏踏实实干革命。

本人认为这个民谣说得不太符合实际。何以言之？教员的工资有了一定的提高，每月至少2000多元到4000、5000元不等的收入，在一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深圳等，有些学校月薪可达上万元。从整个社会来说，教员似乎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能够开办私立学校的，怎么能排到八等人呢？他们都是暴发户或者大款，应该仅仅次于高官与巨贪。官倒与奸商都发了大财，怎么把他们排到六七等人呢。至于司机，公立单位的司机的工资收入尚且比不上一般的教师，搞私人营运的有的倒是发了财，但多半是血汗钱，不能与奸商相提并论。余以为这个民谣应该改一改：

一等人是巨贪，携带巨款出海关，西方世界把家安；

二等人是裸官，妻儿外国把家安，他在国内继续贪；

三等人是高官，马列毛邓天天侃，党政军民权独揽；

四等人是高管，年薪收入千百万，灰色收入另外算；

五等人是法官，原告被告都送钱，玩弄法律得巨款；

六等人是奸商，假冒伪劣大量产，贿赂官员他不管；

七等人是明星，唱歌跳舞当主演，一个广告十几万；

八等人是医教，年吃年用花不完，补课出诊能捞钱；

九等人是技工，车钳铆电很实用，生活小康有保证；

十等人是农民工，又种地来又打工，一年到头忙匆匆；

十一等人是下岗工，低保一月几百元，东奔西走找营生；

十二等人是妓女，维持生命靠云雨，强颜卖笑头难举；

十三等人是失业大学生，学了知识没处用，依靠父母度生命。

实际上，无论多少民谣也难以把13亿人的状况全概括进去，粗略来说，特权阶层是上流社会，他们掌握大权、实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贪官、裸官俱出其间。而一般公务员、作家、演员、律师，与一般的医护人员、教员、技工则不相上下，他们属于中流社会；而农民工、下岗工、妓女、失业大学生属于弱势群体，低层社会。至于一般的二奶、小秘，她们很难界定，她们大多是贪官手里的玩物，她们可能很有钱，但那钱是从贪官手里分的一杯羹，这一杯羹带着多少屈辱，只有她们自己能说得清楚。她们被舆论所诟病，社会地位很难说很高。所以说，她们的社会地位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