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缺失与重建

现代中国社会，不敢说道德沦丧，但缺德之事却的确时有耳闻——贩卖毒米、毒菜、毒奶粉而唯利是图，恶人横行、老病倒地而见义不为，以至于虐待父母而良知尽丧。

本来，源于动物本能的丛林规则已不适用于智慧的人类社会。在社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衣食足，知礼仪，道德已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或自然的要求。而且，人类的历史有三百万年，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也有成千上万年，是非善恶之道德意识早已成熟在胸，形成了所谓“良心”。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建立道德，也不是要建立怎样的道德，而是如何建立道德。

古代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曾经建立了很完善的道德体系，甚至“盗亦有道”。古代中国道德的核心是忠孝，即从孝父母引伸出忠皇帝，统治者提出这种道德的目的当然在于忠，所以这是一种封建道德。在现代民主共和时代，忠的观念已被公民所唾弃，但孝的意识人们还是要维持的。就是说，有些道德观念是可变化的，有些道德观念则是恒久不变的，而恒久不变的道德意识可能居多，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例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忠孝节义等等，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民国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国民政府依旧取其礼义廉耻作为社会道德的号召。也许，如果社会果真能够切实实行礼义廉耻，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社会。然而，可惜——国民政府的官员自己都做不到礼义廉耻，而这至少是国民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礼”有忠的含义，具封建色彩，用“诚”来代替，即诚义廉耻，可能比较好。）

建国初期，士兵雷锋曾被树为道德楷模。一般人以为雷锋是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首先是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其次是一个是阶级的好战士（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冬天般冷酷），然后才是一个好人。所以，现在有人质疑其作为好人的普遍性。当然，在文革时期及其以前，官方对此是不以为耻而以为荣的。不管怎样，一个人做些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只做好事，不为坏事，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这与人性相悖——人首先是自私的，然后才服从道德。所以，建国初那段非常时期以后，中国进入商品经济新时代，物欲泛滥，雷锋就真的死了。

我认为：现代中国社会道德不行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以至于人心失去了朝气——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刚毅气质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甚至极少有人提及。

二、由于近代西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自由主义觉醒而威权主义削弱。

三、现代社会是知识的社会、信息的社会、开放的社会，愚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四、现代历史的影响：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孔家儒学乃中国经典道德观念的主要来源，打倒了孔家也就动摇了传统道德的根基；文革运动号召造反，提倡阶级斗争——道德的价值在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而造反和斗争显然与和谐稳定背道而驰。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重建道德意识？道德问题是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如果民众的道德意识普遍滑坡，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观念，则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这个问题就主要是政府的问题。政府责无旁贷，其责任在于：

首先，要大力提倡道德观念，并制定具体的奖惩办法，例如古代的官府提倡孝道，不孝即忤逆，忤逆乃罪，且与政治造反同质，乃大罪（属十恶不赦），官老爷可予以惩罚，而对于贞节烈女，则予树立贞节牌坊，以示光荣。（当然，以今天的观点看，所谓烈女乃封建道德的牺牲品。）

其次，政府的官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即使不做道德楷模，也不可有亏于道德，例如政府官员并没有贩卖毒米，但他们贪污腐败，这同样也是道德问题，甚至是法律问题（法律生于道德）。有亏于道德的官员也就失去了威信，而代表政府的官员失去了威信，政府对民众也就失去了号召力，所谓“你不仁，我不义”。

现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道德应与政治脱钩。现代社会分类细化，这是时代的进步，人类认识的进步，而古代社会将政治与道德混淆在一起，有弊端，例如政府可能不是永恒的，而有些道德观念却可能是永恒的，当人民推翻一个政府的时候，很可能也会抛弃其所提倡的一些有益的道德观念。

二、不要人为地拔高道德要求，也不比太复杂。道德是对整个社会提出的要求，人与人并不相同，不要期望所有人都能做雷锋，一般民众能够达到基本的道德要求，足矣。当然，对于社会的先锋队和领导者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孔夫子的观点——他对君子的要求是“仁”，而对小人的要求是“信”（言必信，行必果。很可能直到孔夫子时代，“信”并非很高的道德要求。从字体上看，古人认为：人言为信，言为心声，说到做到，这应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行，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做任何事情都要签合同、立字据，这也许说明了人类的成熟，也许说明了人性的堕落。）

现代社会，基本的道德要求也许可以归纳为简单的四个字，即孝义廉信。实际上，一个“义”字就可以概括道德的全部——义，公义、正义、道义，而“孝”为道德之始，“廉”是对政府官员（也包括一切有权、有势、有资源的人员）的基本要求，“信”是对一般民众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