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催族”缘何总与“中国式”结缘

在中国传统新春佳节亲朋好友难得一聚，话题的焦点却离不开“催”。在催成绩、催工作、催结婚、催生娃的同时，“别人家的孩子”愈发频繁地被提及用以对比，同台竞技下“被催族”感到很“悲催”。（2月11日新华网）

每逢春节被催族，而这个被催却总与中国式结缘？之所以如此，这深刻折射出中国式文化的深层矛盾和结构。在中国文化中，个人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事情。比如，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一系列看上去仅仅是自己的事情，在深层次却隐含着这样集体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却是农业社会的深刻遗留，代表着一种不发达的生产力关系，大型的活动以及事情需要整个家族内完成，于是，自己的事情就不再是自己的事情而成为整个家族的事情。

“被催族”演变成春节的“悲催族”或者是“恐归族”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无不经受这样的煎熬。每年的春节拜年，似乎总是被这样的惯例式问题拷问：你工作了吗、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这些问题被问了无数遍之后，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如何。而这样的拷问却只与“中国式”结缘，这相对于西方文化中集中表达的个人主义情结正好相反，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自然也是传统文化的温暖之处。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个人的能力有限，为了完成一个目标需要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合力才能完成。一旦完成，一个人的成功便承载着整个家族的荣辱。这一点在黄仁宇撰写的《万历十五年》中尤其可以看出一斑。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官场混得一官半职之后，整个家族的依托便随之而来，这些正是让他难以承受，也成为束缚一个人发展的阻挠之力。正是在这样的传统背景文化之下，“被催族”的油然而生其实不是一个现代的话题，而是由来已久。

从现实中看，“被催族”承受着心理上的煎熬，由于没有完成什么，更没有实现什么包袱，在不断被问及的时刻，内心已经难以承受之重。但正是这种不断被催促，个人的意识往往被埋没起来，我们每个人活着似乎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是父母的人，家族的人。而在西方，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从身体到人格都是独立的人，于是，东方和西方就形成了两个独立不同的人格模式，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这也成为“被催族”与“中国式”屡次结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