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秦何以变强

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本是周朝的一个蛮夷之族，是很被齐鲁燕赵等先进强国看不起的。这点就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现在的中国，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虽然如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要在各方面让人家正眼相瞧，还为时尚远。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秦国人的努力，弱秦终于变强，而且最终战败六雄，统一了中国。

借古可以兴邦。

中国如今面临很多的问题。回顾秦人的富强之路，对我们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一稳定与发展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又一代中共领导集体，都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基本政策路线。因为为群众服务，是党的基本宗旨之一，走群众路线，当然是贯彻这一宗旨的必然途径。

但是，建国前的群众路线，让毛泽东如鱼得水，旗开得胜。而建国之后的群众路线，则让毛泽东挫折连连，直至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同一条路线，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呢？这里就有一个“破”与“立”，“乱”与“稳”的问题。

建国之前，党的中心工作是打乱旧秩序，推翻旧世界。这一点依靠工农群众正合适。而建国之后，新的政权、秩序建立起来了，为了维护我们自己建立的新政权、新秩序，我们就要求稳，而不是求乱。虽然“资本主义”有些露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虽然“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着“官僚主义腐蚀新政权”的危险性，但是，这些都是新政权、新秩序框架内部的事情，只能通过对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巩固和修复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打”与“破”来解决。然而，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错误地沿袭了历史的经验，习惯性地以为依靠群众的力量“打”与“破”就能够解决问题。当他们的思想与工农群众有距离，不能很好地发动工农群众时，他们就利用学生，利用“红卫兵”的单纯与狂热，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既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反而让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社会主义政权与秩序也面临危机。

毛泽东之后的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吸取这个教训，不再搞“打”和“破”，而是力求稳定。新的群众路线，也是以维护社会的发展稳定为前提。然而，面对社会的消极因素，不搞群众运动，又如何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虽然，多年来党和政府在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依靠群众与社会的消极现象作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群众工作依然面临很多难题，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依然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么紧密。这些严峻的事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既然群众路线的目的已经由“打破”转向了“求稳”，那么，对于群众路线的概念与内涵，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理解？对于群众路线的重心，我们是否该作一些适当的调整？其中，群众，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我们都仔细、认真地考虑过吗？

群众，是与领导相对应的。而领导，就是决策者。党政干部是领导，专家学者是领导。这些都是合法的、显性的领导。而在这些合法的领导之外，还有一些非法的、隐性的“领导”，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大资本家，大私营业主和党政内部、专家学者内部的腐败分子。这些人不仅能够暗地里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甚至能够影响中央相关部门的决策。而与这些人相对应的，工人、农民，当然属于群众，城镇小工商业主，也是属于群众。而在工人农民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群众之外，小工商业主，则是新时期我们更要注意和重点依靠的群众。

把当今社会的阶级结构与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就相当于当年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集团，而现在的城镇小工商业主，就相当于当年的地主阶级，现在的工人农民，就相当于当年的奴隶阶级。那么，到底哪一个阶级，才是当年秦国由弱变强的决定性力量呢？当年的秦国领导集团，又主要地依靠的是哪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发展国力，富国强兵呢？

地主阶级是当年秦国由弱变强的决定性力量。当年的秦国领导集团，也主要地是依靠地主阶级的力量来发展国力，富国强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主阶级没有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特权，也没有奴隶主贵族阶级那么雄厚的资本，他们不能坐享其成，不能等、靠、要，惟有奋力拼搏，才会有出路。所以，他们会想办法，会创新。他们会改进生产工具，也会改进生产技术，他们可以为了追求现实的实际利益而降低自己的名分以及分配份额，和奴隶们改变身份关系和劳动关系。是他们的创举，使秦国增添了活力，积累了财富，赢得了后来居上的诸侯地位。

和当年的地主阶级一样，如今的城镇小工商业主们，没有办法获取特权，没有办法象养狗一样把党政内部的一些腐败分子养着，为自己谋取非法之利，最多不过是临时行贿，在必要的时刻让一些腐败分子给自己行个及时的方便。他们主要的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奋斗精神，在生产生活中去克难克险，闯关夺隘。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创新者和创造者，是这个社会的财富提供者。

和这些城镇小工商业主相比，传统意义上的群众，即工人农民，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但不是社会的发展力量。大多数城镇小工商业主都是从工人农民中来。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工人农民中冒出头来，除了他们的机遇外，更多的还是他们具有冒险精神，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而大多数工人农民之所以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除了机会缺乏，更多的还是他们固步自封，不敢冒险。

工人农民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安抚好他们，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是，这样的“维稳”是消极的“维稳”、被动的“维稳”，是不能持久的“维稳”，而积极的“维稳”、主动的“维稳”，应该是发展生产，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提供更多的劳动收入和社会福利。那么，谁是发展生产的中坚呢？就是那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城镇小工商业主们。相对于大资本家，相对于大私营业主，那些人正能量更多，负能量更少；相对于来自域外的跨国资本，那些人对国家和民族有更高的忠诚度。所以，重点依靠那些人，重点扶持那些人，应该是我们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理念。

二排脓与清血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反腐，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陈希同、成克杰，一批又一批的高官低官、大官小官，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浪潮中应声落马、锒铛入狱，甚至判处死刑。可是，反腐反腐，却是越反越腐。以至于现在要把反腐作为政绩来抓，作为民心工程来搞。而未来的反腐之路到底还有多长，谁也说不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个人认为，中国人现在习惯于西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病方法，而不习惯于中医的辩证处方，标本兼治的方法。

一个人长了脓疮，病症在皮表，病根则是在血液。是人的身上起火，有了血毒，才会长疮。所以，单纯地破疮、排脓是不够的，还必须去火、清血。

官僚腐败，表面上是官僚个人的问题，它实际上也是干部任用制度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任用制度不能很好地防范与规避官僚腐败。

秦朝人的干部任用制度是怎样的呢？

秦朝是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奴隶主阶级具有合法的特权。所以，奴隶主做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秦朝的领导者们宁可让那些贵族坐享特权，也不让他们做官掌管实际事务。秦朝的干部是从八方网罗，多方聘请，而更多的还是从社会下层提拔有才有功之人。这样的举措无疑对清廉政府、提高政府工作效益具有莫大的裨益。

纵观当今的干部任用制度：论资排辈，按部就班；股长科长，亦步亦趋。这不是让人做事，而是让人见鬼，是从制度上让人磨灭当官的责任，而浸润做官的恶习。因为一个人在官场混久了，自然熟谙官制之弊，做起非法之事来就既有手段，也有胆量。虽说现在很少合法的特权，但是，这种让官僚们慢慢变恶的用人机制，无形中却是在培养非法的特权阶层。而且这样的特权阶层比秦朝的特权阶层对社会的危害更大。秦朝的特权阶层不管事，所以，其特权是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权阶层却管着事，所以，他们的特权是无限的。

要想根除腐败，就必须打破旧的用人机制，让官场快速地流动起来，让官场里大量充斥新人。这样既可以保持官场的气象新鲜，使官场多一些创新之举，少一些经验之谈，也可以让那些新人们只能做事，无法做官。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熟悉官场环境，窥视官制弊端，去经营他们的那个官壳。

三中国人和外国人

当今世界，不单是中国，很多国家都是宪法明文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本国公务人员，更别说是本国领导干部了。

然而，当年的秦国却不是这样。商鞅、张仪、李斯，都是对秦国的发展壮大乃至纵横辟阖、统一六国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然而，他们都是哪里人呢？他们都不是秦国人，都是秦国领导者从其他诸侯国礼遇、聘请到秦国，担任一国之相的。而且，被聘请到秦国的，远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很多。由此可见，当年的秦国人，比现在的世界人要开明得多，也自信得多。

当然，笔者并不敢提倡，我们现在也去请外国人来担任中国的总理。笔者想说的是，用人的唯一标准，不是其人的来历、出身，而是他的见识、才干和价值观念。

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人这里说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能是指不拘一格降各种各样的人才。而我们现在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则是希望不论出身、地位、性别，只要是人才，都可以网罗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为我所用。

四郡县与国有经济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立即破除诸侯世袭，在全国实现郡县制。虽然秦朝很快灭亡，但是，她的这个郡县制却被后来的朝代采用，直到近代。

为什么秦朝要破除诸侯世袭制，实行郡县制？为什么她的这个制度又被后来的朝代采用，成为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呢？

诸侯是国，她有自己的军队；郡县是国家的行政单位，是受命于中央政府。所以，诸侯相对中央，有较大的自主权，而郡县则没有自主权，只是执行中央的决策和命令。

奴隶社会的生产水平不高，提高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开拓土地。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必须让开拓者具有相当的自主权以灵活应对。这就是诸侯国存在的理由。而当生产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土地挖潜的效益超过了开拓土地的效益，开拓土地所导致的诸侯纷争与社会动荡就显得让人难以忍受，所以，郡县制就应运而生。相对诸侯制，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稳定，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活力，她就难以发展。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稳定，那么，她就不是发不发展的问题，而是倒不倒退的问题。

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中央的总体经济工作方针就是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宏观调控就是确保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行；微观搞活就是使社会经济充满活力。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活力。

实践证明，这一总体经济工作方针是非常正确的。一方面，通过市场经济，我们的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我们扼制了私欲的过度膨胀给经济秩序成功抵御了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然而，一些人在瓜分了一部分国有财产之后，对剩下的国有财产也虎视眈眈，更有一些人怀着更为险恶的目的，对国有经济进行肆意的攻击。他们都想我们的国有经济快点完蛋，以使中国完全资本主义化。

然而，国有经济不仅仅是体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她更是确保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石。没有国有经济，中国将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难以抵御私人野心带来的经济秩序的混乱，难以抵御经济危机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冲击。

国有经济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能是在整顿发展中解决，而不是通过消灭国有经济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