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能量

满江红明朝·文征明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圻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自从明朝书法家文征明的《满江红》传世以来，秦桧这个大奸臣的罪过似乎减轻了。明先生的意思说得相当明白：一个秦桧有什么能量，他只不过迎合了皇帝宋高宗赵构的圣意，帮助皇帝杀死岳飞罢了。换句话说，杀岳飞之主犯是宋高宗，而非秦桧。秦桧只能算从犯。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似乎秦桧还挺冤枉——因为秦桧替赵构背了千年的黑锅，如此说来，秦氏桧者，岂不冤哉！当今之世，更是有不少高人智士日思夜想替秦桧翻案：秦桧首倡与金国和谈，维护了和平，保证了南宋臣民的安全，发展了生产与经济；即使与金国开战，南宋实力不及金国，必败无疑。可惜当年没有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有此奖，按照一些人的观点，得此奖者，非秦桧莫属。还有一些人，看着跪在西湖堤畔的秦桧都心疼，还试图让这个民族的败类站起来。

如果一个国家的江山，让侵略者霸占了半璧，即使这个国家的军力不及侵略者，究竟是投降、妥协，还是奋起抗战呢？历史的回答是抗战——东晋之抗战北秦符坚，民国之抗战日本，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弱国抗战强国就是答案。至于胜负，常常不以军力之强弱为准——官渡之战，弱曹能胜强袁；赤壁之战，“弱联”能胜强曹；彝陵之战，弱吴能胜强蜀；弱晋能胜强秦。至于让跪着的秦桧站起来的一些人，更是不及古人有是非之心，正义之感。据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作者是一女流。这些都是旁带说及，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还是讨论害岳者，谁是主凶吧。

丞相者，当今国务院总理之职也，总理全国政务。连老百姓都知道，丞相是一人之下，全国人之上。何况还有“主多大，奴多大”的说法。皇帝选拔自己的亲信担任此职，丞相为皇帝负责，首领百官。皇帝垂拱而治。这是常识。我们不能说文先生渺视秦桧之权力与能量是无知，但我们确实不知道文先生的大作是出于什么目的，正像我们不知道今人要替秦桧翻案，目的是什么一样。我们只知道秦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是铁案，翻不了的！

皇权与相权，究竟孰大孰小？套用一句大家都认可的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皇帝比较有魄力的时候，皇权大于相权；但他们也要依靠丞相主持全国政务，因为他们往往不能事事躬亲。秦始皇时期的一些政治措施实际上吕布韦与李斯提出并执行的。比如焚书坑儒的溲破主意就是李斯提出的。

自从战国时期设立丞相一职以来，皇权与相权有过和谐期，也有矛盾期。秦始皇就曾与相父吕布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将相父流放了。汉高祖刘邦曾经非常信任丞相萧何，刘在前线与项羽交战，后方之事一委萧何。汉立朝后“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萧相国世家》）；后来刘邦也曾猜忌萧何，甚至因事将萧何关进监狱，给予惩戒。皇权与相权之争最为严重的时期是朱元璋执政时期。“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明史·胡惟庸传》）胡惟庸终于因为独揽大权而致死。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除了设立丞相的制度。

当皇帝是幼主，或者皇帝是昏庸之君的时候，是相权大于皇权。赵高的指鹿为马（虽然赵高不是丞相，但他是皇帝胡亥的老师，他操纵着皇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葛亮之执政蜀国，多尔衮之摄政清初都可证明这一点。

司马迁曾总结过昏庸皇帝执政的特点与规律：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可以说，谗谄是奸相的两个武器：谄媚皇帝而邀宠请功，说好人的坏话，陷害忠良。皇帝昏庸暗弱之时，丞相专权者有之，如汉献帝时的曹操；太监专权者有之，如东汉末期的桓灵二帝之时，明朝的刘谨、魏忠贤；后妃专权者有之，如汉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与清末的慈禧。所以不要以为，皇帝是一国之君，权力至高无上。实际上皇帝是人，不是神；当他们昏聩无能，或者倦于政务时，大权常常旁落。

唐玄宗后期昏聩，“（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每有奏请，必先赂遗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八载，咸宁太府赵奉章告林甫罪状二十馀条。告未上，林甫知之，讽御史台逮捕，以为妖言，重杖决杀。”（旧唐书·李林甫传》）这就是说，由于唐玄宗倦于政务，把朝廷大权委托给李林甫执掌，官大一级压死人，别的同僚不敢参与过问。李林甫还通过贿赂皇帝身边的侍从，了解皇帝的心意。有大臣弹劾其罪行，还没等皇帝知道，李林甫就通过法官把他们打死了。皇帝让其主持科考，他竟然一个人才也不录取，一句“野无遗贤”的鬼话，唐玄宗就信以为真了。

明朝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严嵩“惟一意媚上”，陷害夏言与曾铣，“俱弃市（在集市砍头弃尸）”。明英宗杀于谦，是听信了石亨的谗言与鼓动；明崇祯杀袁崇焕是受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太监告假密。

除袁崇焕受反间计而死外，其他冤案的主犯皆为严嵩、石亨，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没什么能量，只不过是迎合了皇帝的意图而已。他们只不过是利用皇帝这面旗帜，排除异己而已。

宋高宗赵构是昏庸的君主，这是史有定评的。“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宋史·高宗本纪》）

赵构受秦桧控制，史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宋史·秦桧传）秦桧是怎样要挟控制皇帝呢？这段文学写得非常清楚明白：

一他凭丞相之权，纠集重用一群无耻之徒，把诬陷忠臣良将作为自己的功劳。诬陷的办法不过是污蔑对方攻击、怨恨朝廷，结党营私，沽名钓誉，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二凡是评价朝廷官员的奏疏，秦桧都亲自操纵，借他的党羽的嘴表达他的阴谋。

三秦桧秘密地勾结高宗的持从与御医，侦察皇帝的动静。并且向皇帝封锁信息，使下情不能上达。

四对于敢于与之分庭抗礼的大臣，就采取在皇帝面前攻击对方“无人臣礼”的办法，挑拨君臣关系。什么叫做“无人臣礼”呢？就是不尊重不忠诚皇帝，这样的臣子是皇帝十分讨厌的。

根据宋史，秦桧诬陷岳飞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秦桧为了实行他的妥协求和政策，采取分化瓦解抗金将士的办法：“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岳飞传》）。然后“秦桧收三大将权”（《韩世忠传》）。接着“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万俟）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万俟）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秦桧传由此可见，岳飞冤案不是宋高宗要杀岳飞在前，秦桧帮助高宗陷害在后；而是秦桧罗织罪名加以陷害蒙蔽高宗在前，宋高宗受欺骗下达杀飞令在后。在封建社会，要想致某人于死地，常常采取诬陷其谋反的阴招，往往十分有效。就像文革期间诬陷某人为反革命分子一样。

考有宋一朝，相权往往高于君权。何以言之？因为整个宋朝，若干君主执政皆实行的是丞相的政策，往往是丞相在为皇帝拿主意：史言赵谱半部论语治天下，没有说是宋太祖或者宋太宗治天下；澶渊之战，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后来在丞相寇准的劝阻下，才勉强前往澶渊督战；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神宗逝后，不赞成新法的司马光上台为相，新法尽废。同理，宋高宗执行的也是秦桧的政策。所以说秦桧区区，没有什么能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从当代历史看，不要说中央级的干部有能量，不要说市长、省长或者部长有能量，就是一个村长、乡长、县长，他要搞点什么阴谋诡计，都是有一定能量的：他们要贪腐，哪个不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地贪。至于更高一级的，逃到国外的还不是成千上万。中央政治局的高级干部，就是那么几个人，他们又没有孙悟空的分身术，他们能监督的人总是有限的。所以不靠全民监督，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搞腐败。而且，这些家伙在没有被揭露出来时，哪个不是党与政府所依靠与信任的国家栋梁之材，你总不能让中央相信一个个普通百姓，而不相信在职的干部吧。

同此道理，宋高宗时代，宋高宗既然选拔了秦桧做了丞相，他第一个相信的就是秦桧；秦桧说岳飞谋反，而且证据确凿，宋高宗能不相信秦桧的奏折吗？尚且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成规啊！

综上所述，秦桧的能量非一般人可比，上欺君父，下害黎民（秦桧是当时最大的贪官），中害股肱。秦桧的能量非一般人可比，秦桧的罪恶万世不赎。秦桧杀岳一案，其为主谋、主犯无疑。这在宋孝宗时就已经定案。秦桧之主和，丧权辱国，为宋朝人以及后代人所不耻。历史的审判没有错误。不过与当代外逃的贪官相比，秦桧始终眷恋他的祖宗之地，没有携带巨款外逃。从这一点看来，他还有一点汉族人的味道。虽然历史上有人怀疑他是汉奸，但直到现在也查无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