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态度

“十八大”过去，转眼“两会”将至，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甚至说是在于政体。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强调过多次，中国的问题不在政体，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个“一党主政”的政治体制，那么中国会陷入更深的混沌当中。因为选举是劳命伤财的。莫要说三五十年前就搞两党选举制度，就是在现在，你要搞一场声势浩大的选举，中国人的这点家底，也不够你耗上几轮的。而一党主政，其实更是保持了大政方针的延续性。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是无缝衔接的。就算有改革，也是建立在前辈的基础和基调上，不会推倒重来，也不会没钱没谱。

但是，与中央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政策则是普遍地朝令夕改。其实这也容易理解，官员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要让塔尖的一些人产生觉悟并贯彻落实是较为容易的，越往基层走，就需要越大的执行力、号召力以及基层人员自身的素质与良好的团队氛围。但其实更为根本的一点，在于中国官员的任除模式。外国人是本地人选本地人，本地人管本地人。而我们的官员是这样任除的：一任外地父母官来到一个地方，干得好，升格；干不好，调任。那么怎样才算好呢？政绩。有政绩就是好。于是为了政绩，就会出现诸多只顾眼前的“政绩工程”，妄求“好大全”。而就算搞砸了，大不了是到另一个地方再瞎搞一番。于是乎，一边是有可能搞成，而因此平步青云；另一边是就算搞砸，也不会伤筋动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元芳，你怎么看？是不是不搞白不搞呢？而事实上，大多数地方官员的心理特征都是如此的。于是全国上下的城镇，便成了清一色的“试验田”，难得能见到地方政策的延续性。

但是我们想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如果我们搞选举，会如何？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你还有“官员任除制度”这样一个可以指责的地方。倘若真搞选举，那么政策的来回大幅变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说之前你感到不爽的时候，还有可以怪罪的对象。那么之后你感到不爽时，你只能怪你自己。其二，就是我们要理解，地方政策因一把手的更替而大动干戈的根本原因，不在官员的任除制度，而在于问责制。我们想一想，倘若我们实行政绩的问责制。在十年之内，甚至二十年之内，一个政绩工程倘若显现出弊端，当初的始作俑者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要给予处分，甚至是降格与免职。这样一来，谁还敢不三思而后行？

其实说到底，官员当官，当的是一个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有更为强大的科学依据作为指引。比如法官判刑。三到十年，这是自由裁量权。判你三年，是因为你有悔过表现；判你十年，是因为你一意孤行；判你七年，是因为情节相对严重。这都是有依据的。于是官员当官，在实行自身的自由之前，更多的依据，才会使得这些“自由”，不至于放任“自流”。我们都说果断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很多所谓的果断，其实并不是果断，而是欠思考。片面地看到某个例子的好，却不对其是否适合本土化发展与生存仔细论证；知道自身发展的缺失，却一味地寻求天外飞仙式的解决策略。为何如此？因为任期很短，干不了需要路遥知马力的事情。

所以这就要说到另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地方继任者，像是中央继任者一样，尊重前人留下的局面？怎样做到一个传承有序？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更多的还是在靠官员自身的素质与自觉。但这件事，其实应该写到党与政府的纲要里面去。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我们的政府和党的办事效率将会有显著的提升。其实更关键的是，作为上级的委任者，你应该说明，同志此去是建立规划的，还是执行规划的，还是延续规划的。这样一来，目的明确了，角色清晰了，办事的针对性也就相应地提高了。效率自然也是连番地往上涨。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官员在就任之前，就应该先由上级给予其准确的定位。有了定位之后，这个定位就会成为最大的根据，根据这个定位，再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那么官员身上的自由裁量权，才不会自由地没边没谱。再然后，官员的每一个重要决定还要被问责。那么无论是想事情还是做事情，都会更加地严谨。于是政府有了更严谨的制度，官员有了更严谨的态度，政治才不会一再地被沦为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