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莫言——兼谈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请允许我跟个风，简单地说说莫言小说的艺术成就。莫言的《蛙》能获得本次诺贝尔文学奖，据评委说是因为他把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诚然，他做到了。但是，评委们似乎忽视了一点，他们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魔幻现实主义这个东西？我们试着回顾一下中国的传统小说，《红楼梦》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没有？贾宝玉的前身是女娲遗弃下来的一块顽石，生下来口中含玉，以及后来的神游幻境，应该是吧？蒲松龄笔下的席方平为替父伸冤，饱受地狱诸多刑法仍不改其志，算是魔幻手法吧？窃以为，这些作品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较早把魔幻与现实结合起来的不朽之作。外国人怎么说，我们可以不管。在这里，我说说莫言对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

如果说曹雪芹和蒲松龄唱的是“阳春白雪”，那么莫言唱的是“下里巴人”，一雅一俗，各有千秋。但是莫言得天独厚置身于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扩展了魔幻的空间，使文字更具张力，这，我以为是他最辉煌的成就。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科技不发达物质供求极其匮乏的蛮荒时代，我们的作家虽然写出了作品，但同时得考虑有多少人能捧着他们的书读，如果要让更多人了解它们的作品，往往要通过说书人的嘴。那时候能有机会读书的人不多，洛阳的纸也贵——生产条件落后啊，同时他们需要最充足的氧气，不会拼命地砍树造纸，不像我们今天，机器一动，地皮皆空，我们今天的人又有可以缺氧的底气，说笑了——大多数人接受文化熏陶的途径就是通过耳朵听。所以，对通过听觉最容易理解的人物行为以及语言的渲染就自然而然成为很重要的手段。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可以有印出卖不完的书，而且人人有读书的机会，可以坐下来慢慢地品味，于是，如何给读者创造更大的想象空间，就成了作家们追求的梦。特别是电影的迅猛发展，为作家们提供了灵感的源泉，这点早有定论。莫言的作品，很多地方就有着电影中常用的特技和时下用得较多的电脑合成技术影响的痕迹。《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本来就是个值得可怜的人物，接二连三生下一串女儿，到最后一次生产，公婆及其丈夫对她的生产失去了信心，一家人忙着照顾驴生产去了，把她晾到一边，任其自生自灭。这本来就是一段悲伤感人的故事，莫言在这里不惜笔墨，通过动用思想、视角、嗅觉、听觉、肌肤的触角甚至味觉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段表现出来，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感染力。与此同时，日本人打进村子，一大堆女儿却下河摸虾，战火就在这种怪异的环境中燃烧起来。有条不紊地叙述，使得作品极具张力。至于“我”家鸟仙怪异的行为，诸如此类的故事，都处理得十分有趣。《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在阴间受酷刑，作者把虚无缥缈的外世界的东西转化为可视、可闻、可嗅、可触的有形实体，极富夸张极其细腻的笔墨，增强了文章的震撼力。毋庸置疑，莫言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出了自己的路，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但是，莫言似乎也忽视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不问政治，只写人性。我承认只写人性无可厚非，毕竟，文人嘛。但是，如果你的作品触及到了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那么，你就得思考。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在任何党派任何阶级任何地方都存在，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曹雪芹不单是写儿女情长，如果他仅仅地为了人性单写那些儿女情长的故事，我想，他的作品不可能屹立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尖峰。任何一次政治斗争，都有其两面性甚至多面性，我们总得有倾向吧？作为小民，谁最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小民的利益，他就拥护谁，这是常理。纵然是和尚，也不喜欢穷兵黩武的政府。我们说《丰乳肥臀》中，对日本侵略者是恨，中国人有同感。但是，作为沉积了几千年阻碍中国发展的腐朽力量，作者似乎没有看到。当时的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亡？因为他们剥离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生”，脱离了群众，政治腐败；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因为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一个王朝建立之初，还比较多的考虑百姓的利益，然而到后来总是由极少数人霸占着绝对优势的利益，百姓无法生存，于是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了，打破一个不平衡的社会，重建一个相对平衡的社会，周而复始。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说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正是顺应了历史，顺应了民心。当然，在革命中难免出现这那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主流。莫言的《丰乳肥臀》中，司马库代表着当时的国民党势力或者说是中国固有的封建势力，鲁立人代表着当时的共产党势力，沙月亮代表着另一种力量，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军，都表现出英雄气概，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窝里斗，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作者给予了司马库很大的同情，或许司马库有值得同情的因素，但是，我不相信当时的共产党就跟当时的国民党一样，对老百姓甚至更加冷酷无情。如果作者只是为了书写人性，那么这里至少给了后人一种误导——当时的共产党可能比国民党更王八蛋。《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死得冤枉，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确存在，听老人们讲，我们这里也有过错杀，但是，他的一声“穷棒子”，以及他的席方平式的抗争，使作品的意识方向发生了逆转。西门闹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他个人，从字里行间看来，他的个人抗争演变成为他的那个阶级抗争。我不否认私有制，但是，共产党建国初期的公有制我同样不否认他存在的合理性。就人性来看，私有制有其弊端，容易导致贪婪而互残，公有制也有其弊端，容易导致懒惰和专权。眼下，我们搞单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相对私有制，我们目前不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吗？如何消除弊端，是一个人人可以思考的问题，一味肯定或一味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作为文学作品，我们不需要被政治左右，但是，我们的思想，要明辨黑白，我们的作品，还是有必要书写正气，成为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如果为了只写“人性”而混淆是非，不智。因为，单纯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离不开人类社会，离不开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辐射，不能脱离政治的辐射，人性就必然会打上政治的烙印，于是乎，写人性也难免有着自己的倾向性。至少，多数人倾向于良知的回归，而良知这个非政治的东西，往往又跟政治结合在一起。所以，在锻炼文学艺术的同时，也要修炼自己的思想。

文学作品可以写人性的毁灭，但是，这种毁灭不应该是绝望的毁灭，而应该是启迪人们求得新生的毁灭。十多年前我读日本人写的《人羊》，觉得作者对人性的把握真的到位，作品中人性的毁灭，唤醒生活中多数人的人性，他做到了。

也许，由于阅读能力有限，我误解了莫言的本意。如果真是误解了，我接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