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灵魂是什么？

小时候，看电影是我最大的梦想。站在村子的场院中，无论是寒风凛凛还是大雪纷纷，有电影必看是村子许多人的习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进了西安城，这一习惯仍然保留。西安公路学院（现改名长安大学）露天电影场，西安地质学院（现改名长安大学）露天电影场、西安师专（现改名为西安财经学院）露天电影场乃至远在西安动物园旁的西安工业学院（现改名为西安工业大学）露天电影场我都是常客。记得一次到西安工业学院，一晚上连看三部电影，结果回公路学院时没公交车了，我们一行三人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回到学校时天已亮了。

如今，看电影太方便了，离我家几百米就有一个电影院。我和爱人空转了不下三次，回家了。虽然每天有十多部电影，但是没有我想看的。

有人可能会问，十多部电影还没有你想看的，你太挑剔了吧？那你到底想看什么？

我也在琢磨，电影到底该带给我们什么？

我看过的老电影至今难忘。《侦察兵》、《渡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永不消逝的电波》、《上甘岭》、《雷锋》、《从奴隶到将军》、《黑三角》、《吉鸿昌》、《桥》、《火车司机的儿子》、《魂断蓝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桂河大桥》、《废品的报复》、《谍影疑云》等等等等，它们带给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善良的伟大民族，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是向善、向好、向真、向美的精神追求。

如今，我看过的几部国产大片让我有所不解。

第一个不解的电影就是《让子弹飞》。

据报道：《让子弹飞》获2011年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除此之外，从2010年12月—2012年3月，该影片及演职人员荣获2010年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电影等十六个奖项，还荣获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十四项提名。

笔者不禁要问，影片中的土匪与恶霸，谁代表正义？充斥着暴力打斗、血腥剖腹、野蛮施舍、花钱买官、劫匪抢官、恶霸遮天、黄色镜头的电影要向我们宣传什么？为什么该片能获得包括中国导演协会在内的如此众多奖项？

第二个不解的电影是《集结号》。

《集结号》讲述的是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某部九连连长谷子地接到团长命令，坚守阵地，掩护大部队转移，一定要完成掩护任务，听到“集结号”才能撤退。由于没有听到“集结号”，全连战士除谷子地一人被炮弹震晕幸存，其余全部牺牲，向其下达命令的团长也牺牲了，所在部队改编了，无人能证明该连的存在。谷子地被误认为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受到怀疑、审察。新中国成立后，47名牺牲的战士长期被不公正地定性为“失踪”。谷子地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正名，到处搜寻证人证据，甚至站在团长墓前，与团长理论，要与团长干架的故事。

《集结号》与我们以前看过的电影，象《英雄儿女》、《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等简直就无法相容，是极端对立的两种立场，两种观点。难道我们以前宣传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错的？难道千千万万个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是不值得的？难道隐姓埋名深入白区的地下党人都不是英雄、不值得尊重？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在他的《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一书中这样评价该片：“这部电影看起来很吸引人，特别是在年轻人看来，真正反映了真实的人性，很真实，很感人。但也不能不说这部虚构的电影故事对我们的主流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让一些人感到：上级欺骗了下级，组织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二是我党领导的队伍中的不少人，把保住自己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把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放在了第二位。三是共产党的组织个干部很官僚，不实事求是，不公正，冤枉楷模，委屈烈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让世人看来心寒。”（见该书第50页）

第三个不解的是电影《1942》。

《1942》传达了战争、饥荒中的中国政府只顾自己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中国军队向河南灾区强行征军粮，宁可让百姓饿死也不能让士兵饿死；中国河南省政府为分配中央救济粮，政府各部门互相为本部门人员争抢；中国陕西省政府、洛阳市政府拒绝接受落荒而逃的灾民；中国老百姓自私，泯灭人性，为了生存，丈夫买妻子，父亲卖儿女，女学生、成年妇女以身换粮；中国信徒感慨信主有什么用？而日本军官宁愿把自己手中的军粮发给灾民，让灾民为我所用；意大利神父梅甘：“我来中国三十年了，我以为我了解这个地方，后来就越来越不明白了。”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白修德：“这么多灾民颠沛流离，我看不见政府对他们的援助。”他努力追寻灾情的真相，并试图告诉中国政府河南的灾情。

总而言之，影片中塑造的神父、记者两个外国人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懂得真情，坚持正义，富有人道思想。而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刊登河南的灾情后，蒋委员长才被迫向河南灾民发救济粮。豫北、豫南的发救济粮，逃荒的灾民须再走几百公里回到原籍，才能领到救济粮更是对中国救灾政策莫大的讽刺。难怪网友要问：“为什么中国自己的问题总要等待别人去发现？”

电影《1942》让我们收获了什么？难道就象电影海报宣传的那样：走下去，活下去？一群没有正义、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躯壳，活下去有什么用？如此无用、无能的中国人是如何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难道1942年中国就发生河南大饥荒一件事？难道……

类似的电影还有《色戒》，恶搞抗日史实，亵渎抗日先烈，美化汉奸形象，损害国家荣誉，践踏民族尊严，伤害民族感情，危害社会公德，叫板正义力量，颠倒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价值取向，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性质，让人观看后不仅未能获得任何精神享受，反因这些影片而遭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感遭受严重挫伤，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任贤良评价《色戒》，见《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第50页、第51页。

电影的灵魂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向大众宣传真、善、美的理想和信念，鼓励和引导人们勤劳、智慧、善良、友爱，倡导全社会乐于助人、乐于奉献，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弘扬正气、鞭笞不正之风和假、恶、丑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导演应该是精神教父、是神父，电影演员应该是牧师、是传教士。如果导演、演员达不到这种境界，或者以追求票房价值为第一目标，中国电影还在被金钱绑架，被票房收入误导，那么中国观众在金钱战争中遭受的精神饥荒，核心价值观饥荒甚至扭曲、颠倒，远比1942年河南大饥荒可拍得多，它的受灾面积已波及全中国，它的受灾对象已远非三代人，五代人。任贤良指出：“中国的国情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具有很大差别。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国，如果国人的理想信念被瓦解、被颠覆、被否定、被推翻，失去了共同的理想信念，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就一定成为一盘散沙，中国也必定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之前。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包括全球华人，都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思想。什么是电影的灵魂？当代电影人应该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什么，展示什么？值得全社会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