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高的道德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是生活在一种道德拔高的氛围之中。2011年，有一家地方广播电台的互动节目要求听众讨论“在教师节，学生们是否应该给老师送礼”，而这个题目在文革前是不会有人提出来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轻者说是低级趣味，重者说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诬蔑，因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道德情操都是高尚的。

共和国是革命的产物，而自觉的革命者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被动的革命者受到蛊惑也不惧牺牲。为革命而牺牲当然是道德楷模。可是，革命毕竟是非常时期，而在庸常年代还鼓吹牺牲，我们最终发现这是在拔高道德。建国以后，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我们的口号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支援亚非拉，解放全人类”、甚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此高大全似的道德目标，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此外，当时出版的一些反映革命时期的文学，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

这种道德要求，的确对社会产生了影响，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相对于旧时代，那时的社会的确是风清气正，朝气蓬勃，虽然隐隐感觉有些异样。例如：据说革命导师恩格斯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而这种道德就是拔高了的道德。因为，事实上人们总要组成家庭的，但我们发现，任何时代都有婚姻，却不一定有爱情，今天也是如此（如“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实际的婚姻道德应该是解决性欲、解决生子、解决生活问题——可以有爱情，但不一定有爱情。然而，恩格斯的观点在当时是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尤其是在“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所以，建国后的婚姻模式是先恋爱，后结婚，而旧社会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已遭人们唾弃。

然而，拔高的道德最终无法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许多革命军官进城后不久就逐渐抛弃了发妻，另娶新欢，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不过，当局还是容忍了，却绝不传播，成了一种政治隐私。这种拔高的道德在文革中达到高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在此期间出现），虚构的道德随即终于坍塌，而回落人性本真。因为，正是在文革后期出现了“走后门”现象，出现了送礼现象，出现了特权现象，出现了种种“行业不正之风”。

改革开放以后，更盛行拜金主义，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从天上跌入地下，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报复性反弹。今天，我们的农民用被严重污染的臭水种菜（他们自己是不吃的），我们的学者为收钱而给“金缕玉衣”做假证；今天，我们的教师收受学生的礼金，我们的医生收受病人红包，而教师和医生的职业操守本应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我们正处在一个道德缺失的年代，如果不是道德沦丧的话。很遗憾，我们不仅抛弃了共产主义道德，甚至连封建主义道德（以《三字经》为代表）也丢失了，而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