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差别导演两大文明

－－先秦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瞥

黄种人的文明（东方文明）与白种人的文明（西方文明）最初是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和西方哲学的创始相去不到一个世纪；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鼎盛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繁荣则是在前四世纪到二三世纪。它们都是人类童年最灿烂的花朵（而童年的经历往往决定一生），它们都光彩照人，但却散发出不同的芳香，最后在漫长的东西方文明的进化发展中结出了不同的果实。

在古希腊，梭伦主持立法，伯里克利创立了贵族民主制度，缔造了一个古代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希腊城邦共和国。在此种情况下，各个城邦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先哲，如：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等；一百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在春秋战国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另一群哲学家，像孔子、老子、韩非子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两类人都代表了当时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外面的世界所作的第一次深刻的思考，诞生了影响人类未来的伟大学说。然而，他们的思考又存在着深刻的不同，正是其不同，方导演了人类文明的不同走向。

一、为灵魂的和为社会的

古希腊人一开始就从深层面探究和洞彻人的灵魂，把智慧作为哲学的最高追求；而古代中国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作用；可以说，古希腊是为个体智慧和自由的哲学，而中国古代哲学是为社会的实用哲学。

哲学（philosophia）一词为毕答哥拉斯所创，他在智慧（sophia）一词前面加上一个“爱”（philo），就成了哲学；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把追求灵魂的自由和思想的智慧哲学人生的终极目标。

赫拉克里特有一句哲学隐语“灵魂在地狱里嗅着”，这里，地狱指人的肉体；意思是，灵魂焦躁不安地在肉体的禁锢下寻求出口。许多希腊哲学家都坚信或者宁愿相信灵魂的永恒。据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遵照判决饮了毒鸩，仰面静候死神；突然，他揭开了蒙面物，对最亲近的弟子说：“克利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底俄斯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这句话充分展示了这位大哲对生死的淡然。他说，“灵魂是一个值得为之冒险的信念”。

虽然柏拉图写了《理想国》，但他却没有急于去寻求实现它的途径，他是不屑做一个政治家的。为了灵魂的自由，古希腊的哲学家有几个是抛弃了王位的。“自然喜欢躲藏起来”他们说。

在爱非斯城郊的狩猎女神庙旁，一个曾经唾弃了王位的隐士在和一群孩子玩骰子，当人们都来围观和嬉笑时，他轻蔑地说：“无赖！这有何惊怪？这难道不比你们在一起搞政治更正当吗？”正是因为古希腊的先哲们遗世独立的作风，使他们与政治家多不相容。雅典城邦有两个哲学家，结果一个被处决，一个被赶走。仅有少数君王理解他们这种追求。威震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与犬儒派创始人第欧根尼相见时，后者正在晒太阳。大帝说：“朕即亚历山大”；哲人自豪地说：“某乃狗崽子第欧根尼”；问：“我能为你效什么劳呢？”答：“不要挡住了我的太阳”；亚历山大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便愿意是第欧根尼”。

而中国的先哲们责任感、使命感却特强，他们很热中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建立一个自己理想的社会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儒家特别关注社会正义和人伦道德。孔子最忧心如焚的就是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而梦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礼教社会。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何谓“仁”呢？就是“仁政”。孔子说：“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虽然也指人人互爱，但根本思想就是统治阶级要爱他的子民，就是要内圣外王，要弃霸道，行王道。而实现仁政的根本保证是周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一部《论语》基本上都是谈仁义道德的，所以它是一部哲学书，更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底就是“仁政”，同其师是一脉相承的。而从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他渴望在政治上寻找一个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当然，作为大儒的孔子和以后的犬儒毕竟不同；他晚年的“冠者二三人，童子六七人，舞乎风，浴乎沂”的理想可以看到一个智者对人生的感悟。他也追求一种“从心所欲”，但都是晚年之思想；后世只把它看作是理想失败后的慰籍罢了。

法家从管仲、商鞅、申不害到韩非子、李斯，他们本身就是政论家，甚至几乎都是政治家，其主张“严刑历法”，重视所谓“势”和“术”。则是直接为统治者提供一套不同于儒家的统治方法。其“性本恶”的人生哲学实际是其政论的基础。后来中国历代专制主义都是口头“仁政”，实行法家的“暴政”和愚民策略。他们要求老百姓讲“忠义”，而自己骄奢淫逸，为所欲为。

道家相对更注重生命的本质探讨，寻求一种“大道无形”，但仍然不忘政治；他们认为最好的政权是感觉不到的政权，主张“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小国寡民”的思想同样注重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而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自由，把对智慧的追求放到了一个次要的地位。

东西方这种不同的思想源头和哲学演化，造就了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们东方的知识分子讲究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西方知识分子更看重个性的解放和发展。

二、只重结果和兼重进程的

古希腊的先哲们不但重视思想的结果，而且也重视思想的过程，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对过程的关注和兴奋远远超过了思想的结果本身。为了追求过程的完整和符合逻辑，他们经常不得不改变自己思考的结果。而中国的先哲们却只重视思想的结果，忽略思想的过程和细节。我国哲学讲求一个“悟”字，悟出结果来就可以了。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对思想过程的重视，使其产生了一们专门的学问《逻辑学》；古希腊的数学，特别是数学中的几何学很发达，几何学最早发源于古埃及，古埃及的几何学只是一套测地和造神庙的实用规则，是一些经验知识，古希腊的数学家，如泰勒士（约公元前624－前547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年）等，他们将古埃及的经验知识改造为一门逻辑严谨的演绎科学。传说在柏拉图学园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充分说明当时对几何学的重视。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古希腊几何学发展的逻辑总结，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30－前275年）是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作的几何学总结，建立了第一个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古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除对几何学、数学作了深入研究外，他还广泛地研究了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经验自然科学。就以动物学来说，亚里士多德当时巳经研究了500多种动物，他对许多动物进行解剖比较，按照它们的相似和相异的性状进行分类，将个体归纳到种和属。古希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促使古希腊的逻辑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峰。

“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欣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我把希腊哲学家称为科学哲学家，而把中国哲学家称为社会哲学家。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利士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我们便大致能体会到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天真的热忱了。这是人类理性地庆祝自己在脱离了神的智慧后，经过痛苦的思索和探讨，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清醒。直到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德。

希腊人对真理和智慧的热情是为中国那种入世的哲学所不理解的。丑陋的苏格拉底衣衫蓝缕地走在大街上，看到琳琅满目的东西，吃惊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是呀，他拥有智慧，而智慧是自足的。他又说：“一无所有最像神。”柏拉图理想的哲学王国里，既无恒产，又无妻室，只有快乐的哲理探究；亚里斯多德反复论证了哲学思辨是唯一的“神圣的生活”。

反观先秦的哲学家，他们却都忽略探究人生真谛的过程，而以一个悟字来淡化这个极其重要的思辨过程。道家对万物起源作过深刻的思考，其结果也表达明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任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就去感悟吧。中国的玄学很发达，周密的佛理到了中国就变成了禅宗，说得玄而又玄了，此是后话。道家的老庄很早就这样做了，他们说“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至乐无乐”，结果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旋涡，因而也就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孔子无疑是一个博学的人，琴棋书画射御都会，但对自然科学却没有什么研究。《列子》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碰上了两个孩子，他们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一个反之，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他们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结果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孔子压根就对自然现象没有兴趣去研究，因为他鄙视这些具体的研究。读《论语》就知道，学生樊迟因为请教种田和种菜的技术，被骂道：“小人哉！”，当然，为了干政，骑马、驾车、射箭这些功利性的技术他还是提倡学习的。

中国古代惟有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对自然现象提出了种种思考，许多疑问，体现了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可惜他处于政治旋涡中未能有什么思考的结果，这也许是先秦唯一一个有思索过程而没有结果的例子。

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先秦哲学的这两大区别，导演了人类历史上两种文明，一种是“克己”的，追求“大一统”的东方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态相对稳定，而内部斗争空前激烈，它适合了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封建统治者的集权一元控制；而另一种是重视科学、追求真理，重视个人创造能力和独立思考精神的西方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态是相对动荡易变的，他适合了古代游牧经济，经过变易，也适合了当代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在两种文明的竞赛中，一段时间内，东方文明占据了上风，而到了近代，东方文明就必须融合到西方文明之中，吸取其重视个性和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