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

能说会道的人始终被赏识与信用，因为社会历来需要这样的人才。

一张嘴就能得到权势与财富，一开口就被引为知己与同道，实在是上帝造嘴的一大奇妙。韩信一个籍籍无名之辈，只与刘邦“说”了一回，就马上被拜为大将军，而萧何月下不追别人却单单不放弃韩信，也是因为与韩信曾有过一席之谈。张良与刘邦也是通过“说”而相得的。张良的“说”竟然能为这个被后来不少人看做是流氓与无赖的开国帝王“听”得一下子视为王佐之才，可见其见识的非同凡响。能够听君一席话，觉得胜读十年书的人，自有其不同寻常处。所以张良很感慨地说：“沛公殆天授也”，于是君臣之间如鱼得水，共创四百年汉家天下。

看历史我们深知，以三寸不烂之舌而成功的事例真是太多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而诸葛亮舌战东吴群儒，使吴蜀联合抗魏成为吴蜀两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蒯通说范阳，传檄而千里定；周培公义正词严、鞭辟入里，说得汪士荣吐血而死；晏婴二桃杀三士；郦食其下齐七十二城……虽然都只是嘴上功夫，却能成就很大的事功。

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各种争端动辄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业已存在的问题或正要发生的冲突，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方式。同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多“君子动口不动手”起来。因此，能说会道，就显得更加重要。

“有理走遍天下”，“能说”的前提是有理有据。摆事实，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讲道理，动之以情，更要晓之以理，才能让人信服。“能说”还要有条理、有逻辑，环环相扣，水到渠成。所以，“说”绝不是嘴巴的单枪匹马，单兵作战，它必须借助耳闻目睹的观察与学习，手足并用的了解与实践，特别是头脑深思熟虑的组织与指导。 “说”归根结底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头脑的外在表现。我们平常说某个人话不着调，就是说他没头脑，说他牛头不对马嘴，就是说他没心没肺，说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就是说他不成熟，缺乏一定的阅历与经验。随机应变的机智，冷静客观的分析，“三思而后行”的权衡，让我们说出来的话滴水不漏。胸有丘壑，才能“说”得有礼有节；胸有韬略，才能“说”得头头是道；胸有成竹，才能“说”得势如破竹。嘴巴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都是其感情丰富思想繁华的外化。

“说”，有语气的轻重（缓急）之分，有情感的深浅之别，有神情的动静之分，有态度的好坏之别。听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一定会心知肚明。你听了感到亲切，我听了觉得刺耳，你听了热血沸腾，我听了心寒彻骨。话里有话，也有亲疏，有冷热。

“说”绝没有一定之规。同样一句话，说出来就泾渭分明；完全相反的话，说出来意思却一样。你可以正话反说，也可以贬词褒用。你可以公说公有理，也可以婆说婆有理。你说得斩钉截铁，看起来很实在，却色厉内荏；你信口开河，活色生香，却能忽悠人。你口是心非，也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你实话实说，却让人听得不踏实。说的人不一样，说出来的话效果也不同。你爱着的人片言只语，仿佛圣旨，你讨厌的人说千言万语，一句也不放在心上。在人家高兴的时候说的话，话就是漏洞百出，也可能被接受；而在别人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就是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听的人也鸡蛋里挑骨头。正儿八经说的话，就是洗耳恭听，也可能置若罔闻；而无心说出的话因为听者有意，则往往隔墙有耳，铭记在心。话不投机的时候你还要强说，那就是唠叨；酒逢知己的时候你选择沉默，那就是毛病。

有些人说得简明扼要，却掷地有声，很有力度；有的人夸夸其谈，却废话连篇，全是虚妄。有理不在言高，轻言细语透着力量。说得有气无力，可能是身病体弱，也可能是怯懦，是理亏，是心虚。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人是世故之人；背后说人坏话的人是应该要警惕的人。兼听则明，多听一些反对的声音，会给自己一个清醒；偏信则暗，不是谁赌咒发誓，就去信以为真。

“说”要有分寸，要讲度。喝酒不能喝醉，说话不能太碎；打人不打痛处，骂人不骂短处；无理不要取闹，得理最好饶人；如果不违背原则、不超出底线或不是什么大是大非，最好不要咄咄逼人，不要让狗急跳墙、孤注一掷的情况发生。

“说”也要讲场合。“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表扬赞美不妨让更多的耳朵听，这是对人很大的激励；批评规劝则最好私下里一对一进行，这更容易让人接受而改正。闺密之言不能宣扬在大庭广众之下，锥心之语不要弄得尽人皆知。站在他人的角度与立场上，说出来的话就不容易伤害别人。

“说”还要注意方式方法，有时候可以竹筒倒豆子，快人快语，有时候得迂回，得曲折。我们看看鸿门宴，让项羽放弃杀人之心的，还只能是樊哙这样的粗人快人快语；而对于赵太后的唾面之辱则需要触龙的委婉曲说。当秦王赢政因为幽禁生母杀了二十七人时，茅焦说自己可以凑足二十八星宿之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敢于赌命以说，自然是时机与方法得当。对游说进行过深刻研究的韩非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需要一些眼色，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并不一定就是见风使舵。说话不讲究一定的艺术，“文死谏”，比干说了，被剖了心；伍子胥甚至说把他的头颅挂到城门上看越国怎么打进来，至真至诚，也没说动夫差改变主意。像唐太宗那样兼听则明的千古一帝，在历史上能有几人？忠言逆耳虽然利于行，可是平庸的君王并不怎么理会，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谁都喜欢听恭维的好话，特别是听多了好话的领导阶层，而好话多是不实之词，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以说不动听的话，还要让听的人接受，就要提高“说”的水平。

“说”当然更要讲诚信。“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虽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背后无人说”，可是话绝不能乱“说”。特别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说出的话覆水难收，不能出尔反尔。 “桐叶封弟”，岂能反悔？

说易做难。我们有些人喜欢指手画脚，却只会光打雷不下雨，所以“说”如果不与“做”相得益彰起来，说的就是大话空话屁话，谁不会花言巧语？谁不会唱高调，放空炮？

“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与其“说”得天花乱坠，让人热血沸腾，不如做得干净漂亮，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