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和《史记》对比有感

《菊与刀》是20世纪美国人对日本民族性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而《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对比两者中异同点，我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

《菊与刀》在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中讲到，对于日本人的“忠”，是其行为的显著特点，维系其国家主义，支持军国主义的重要基础。为什么这么讲呢，得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角度浅谈一下。在日本，天皇居于无比重要的地位，对天皇的“忠诚”是其存在的使命，为天皇战斗，是为了报答天皇的“恩赐”。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即使是近代日本开始走向民主和现代化，但这种思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不但没有得到削弱，反而更加地强化了天皇的无上权威，强调了所有国民要服从天皇的旨意，为天皇服务。因此，在日本，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和思想观念渗透入日本人的骨髓。我们看电视剧时也常发现，他们自称皇军，为天皇战斗，这种国家的所有行动和领导，都是围绕着“天皇”，这一中心地位而进行的。对他国的入侵被认为是宣扬天皇的恩德，军国主义者借助天皇这一号召，使得所有日本国民无比顺从地接受领导，发动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侵略。而当二战接近尾声时，日本人在未完全丧失战斗力，誓言保卫日本的时候，天皇的“投降”诏书一颁布，整个日本，甚至远在东亚和南亚的日本军人都顺从地接受投降。要知道，在宣布投降之前，日本军人为了使天皇宽慰，坚决顽抗到底，誓死不降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天皇在日本人心中不仅仅是政府“首脑”一样的人物，国家的元首，而且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中心环节。日本人的对天皇的“忠”，可谓到了极致。

那我们再来看看《史记》，《史记》中三家分晋的故事应该是耳熟能详了。三晋分家之后，赵襄子杀智伯，用他的头坐器皿饮酒，智伯之臣豫让为报君主的恩情，诈为犯重罪的人以便接近赵襄子，趁赵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打算用暗中携带的匕首杀了他，结果被赵襄子发现了，捆绑了。赵襄子感叹他的忠义不杀他。而豫让却是自毁了自己的身体容貌，吞炭把自己弄哑巴，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得他，行乞在市集中。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惊扰他，赵襄子以为是匪徒就把他给杀了。豫让死前曾对他的朋友这样说过：“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用自己的死，让天下所有对君主怀有二心的人感到愧疚。这种极端的“忠”，起于我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强调人臣要对自己的君主忠诚，不可以怀有二心，即使自己的君主不在了也要报答君主的恩情。

为什么我要拿这个来比较说呢，这两者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但其不同之处却值得我们思考。

一、日本的“忠”最早来自武士道，大概起源于7世纪的武士道精神。那时的“忠”最直接的对象是对其给予赏赐的大名和藩属，后来随着遣唐使将中国的文化带入日本，后又受儒家的影响，这一思想逐渐上升为对最高统治者——即以天皇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到了近代，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行，天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逐渐演变成这种极端的“忠”。对于日本人而言，“忠”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是无条件的服从。而对于我们中国古代，我们虽然强调“忠”的重要性，但我们同时也强调“仁”的重要性。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忠”要让位“仁”，这一传统文化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二、在日本，不“忠”是要被唾弃的，不“忠”之人在日本是无立足之地的，不存在是与否的争辩。但是在中国古代，对“忠”的理解却又有所不同。我们都听说过管夷吾相齐的故事吧，管夷吾帮助公子纠射杀小白，结果公子小白竟然没死，并回到齐国，做了齐国的国君。小白逼迫鲁国杀了公子纠，却没杀管夷吾，并委以重任，帮助自己治理齐国，后来我们知道齐国大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对于管夷吾的忠诚，明显应当受到当时世人的唾弃的，但是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对于这种不忠是可以容忍的。为什么呢，主要是管夷吾做到了一个“仁”字。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句论语耳熟能详，不用我解释了吧。所以说，在忠与不忠上，我们对此并不绝对的看待，关键点在于仁。

所以说，日本人到现在都不肯承认他们在中国及在世界犯下的罪行。他们当时侵略，宣扬他们自己所谓的使亚洲接受天皇的恩赐，战败时，宣称是为了执行天皇的意旨。在日本人眼中，只有成王败寇，而始终不会想到仁，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