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读《他们奠基西南联大》有感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掀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又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

由汪龙麟、张仕英编著、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他们奠基西南联大》，以那些执教者及学子们对西南联大的奠基为切入点，展现那个特殊历史境遇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还原他们在西南联大之前的经历、之中的风采和之后的命运，进而探求西南联大精神之所在，向人们展示了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回答了“大师是如何炼成的”这个话题。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序幕。为保存文化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正式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长沙也岌岌可危，于是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31日北归解散为止。

当时，大部分师生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后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的，还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九年间，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国防等战线的骨干力量：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联大校友录上，还有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

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这里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这是加强版的大学，这是不可能再复制的奇观。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179名，其中包括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朱自清、闻一多、陈省身、吴大猷和周培源等一批学术泰斗。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治学严谨，不懒不躁；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自乐其道，不忧不惑。在民族存亡的年代，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岁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还骑着自养的马来上课，从不迟到。

联大的成功，最重要的是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支撑着师生们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这精神决定了联大人的风骨，这风骨使联大不仅成为学术重镇，还成为中国学人“士”气的标杆，从而酝酿出容忍之风气和自由之胸怀，能够真正做到学术独立与教学自由，这对于当时联大的学生是幸运的，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