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英雄的反思

——在歌乐山渣滓洞的随想

歌乐山在山城重庆可能算不上太显眼的一座山，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个比较富有诗意的地名而已，因“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而对于新中国来说，这个地名却给人们带来那一段永远抹不去的回忆。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对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的疯狂的大屠杀，死难者达二百多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11.27”血案，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悲剧，这是一段无法忘却的痛心记忆。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早已经远离了那段腥风血雨的年代，渣滓洞监狱作为革命历史文物得以修缮保存，建造烈士陵园供后人悼念革命先烈，缅怀沉重历史。纵然时光的长河带走了曾经鲜活的面容，但他们的精神却得到了万古长存；历史是一面放大镜，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卑鄙者越渺小，崇高者愈显高大。在白色恐怖之中，烈士们视死如归、英勇不屈，他们用鲜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用血肉之躯铸造了中华民族的刚强气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宁死不屈的人，舍生取义的人，为民请愿的人，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脊梁；但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卑躬屈膝的人，卖主求荣的人，弃明投暗的人，这些人就是民族的败类。“长官看不到的、听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听到、想到”，这些是当时狱卒们的誓言。本来这些小人物在强权之下明哲保身也有一定的苦衷，为了活命做一些身不由己之事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了自己苟且的生命却去残害忠良、泯灭人性，这样的生命是否活的太勉强了；小人物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了，为了自己政治、经济的利益卖国求荣、鱼肉同胞，他们还算不算一个人呢，早知大势已去，失败在所难免，何必再残害忠良，荼毒生灵呢！

生命诚可贵，它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时候，再强壮的人也会成为弱者，当然这里指肉体上的弱者；人之所以脱离动物界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在食可果腹、衣可遮体之外还要有思想、有意志，而这些精神往往会超越其物质基础，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人的精神的形成固然和个人先天的因素有关系，但大部分还是后天学习的来的，是一个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说，它孕育在一个大环境之中，进一步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有些人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大酱缸，酿造的是“愚昧、虚伪、残暴和很多自欺欺人的丑陋面具”，这种说法虽然揭露了中国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但过于偏激和狭隘。我认为，大酱缸本身并没有太多可指责的，人们巧妙的利用食用微生物分解难消化的食物，把它变成香甜可口的面酱，可以说是一项不错的发明，错就错在制酱也需要较高的技术，万一火候不到或者分解过度，就会成为无法食用的废品，更可怕的是，如果让腐败菌有繁殖的空间，其产生的毒素比起砒霜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这种火候并不那么好控制，而腐败菌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酿造的酱时好时坏。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中，造就了中国的历史上英雄和败类相争鸣，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中国历史上多英雄，一个小学生就能说出一大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建功立业的英雄，圆了富国强民的梦；岳飞、文天祥是坚决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为民族精神中增添了宁死不屈的性格；王安石、林则徐是改革者的先驱，开创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辨证法。与这些人们相对的便是一些反面教材了，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亡国之君、汉奸流氓、保守死党便是他们的称谓。这些人物就像中华大地上长的肿瘤，当国体还强健之时，免疫系统能对其有效的抑制，不能显出多少恶性，可一旦机体出现某些缺陷，便是他们兴风作浪的时候；可怕的是，恶性细胞有非常强的浸润性，很快激活一系列链索反应，看起来面色很好的机体可能已经病入膏肓，突然有一天病来入山倒，正是冰山崩溃之时。也就是在冰山即将崩溃，社会动荡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悲情的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袁承焕等等，人们往往都喜欢为这样的英雄惋惜，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是细细的分析历史和当时的条件，他们的悲剧人生就真的能避免吗。

我们以历史的大手笔来看中国，会发现中华民族的血缘很复杂，就是其主体的汉民族的血统也是多个民族经过数十数百代的交融形成的，以现在的眼光看，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但其交融的过程却不尽是风和日丽，因为每一次民族大迁移都伴随着战乱，对汉族来说便是外敌入侵。罗贯中先生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道出了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如果在“合”的时候遇到外敌方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常常还能扩张疆土，如果在四分五裂或者正闹内讧的时候遇到强敌，就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场面，最终却不免亡国。当然在世界上别的民族也曾有这些情况，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只是以中国的特殊情况进行一些思考。

中国人一向已炎黄子孙自称，因为其主支汉人起源于黄河流域的炎黄部落，从地理上看，这里属于温带气候，没有北方刺骨的寒风，也不会像南方太热而遍生瘟疫，在古代来看，是比较适合人居住的，所以起源与沙漠和北方的民族都垂涎中原的富饶。东南临海，西有高山，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会想到山的那一边，海的对岸，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来自海上的威胁。从经济上看，中国人好象很聪明，在很早就学会的重粮食，知道土地的重要，有了土地就可以养家糊口，很容易知足。这种“土地情结”孕育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思想保守愚昧、不求上进、缺乏组织纪律。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产生的中国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它是农业经济社会的产物，与封建社会配合默契，统治了中国几千年。

当然，中国的人民也是勤劳善良的，华夏大地上曾出现过高度的农业文明，这就是我们至今仍引以为豪的“大唐帝国”。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时，皇帝勤政自律，官员励精图治，开创了百年盛世，在当时威震四方。但是事物总是盛极必衰，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人们似乎忘记的潜伏的危机，很容易产生自上而下的骄傲情绪，腐败的毒瘤慢慢滋生，一旦发作便是不可收拾。我们经常会笑话某个亡国皇帝是多么的昏庸无能，把责任全推到他身上，其实亡国皇帝也不全的混蛋，他们有的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可不是因为问题数年数代迭加的已经十分严重，就是因为他的前辈的治国平天下的本身到他这里已经搁灭待尽了，一些烂摊子谁也无力回天。唐朝逐渐迷失了方向，等待它的是内乱和衰落。

如果说唐朝是古代汉民族政权的顶峰时期，那么唐朝以后汉民族便走了下坡路，五代时期政权的频繁更替使老百姓不得安稳，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长治久安，可汉人的力量在内乱中相互抵消了大部分，谁也没有力量去统一全国了。宋朝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它多多少少的让人有点失望。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一夜之间皇袍加身，当上皇帝后感觉自己的政权并的安稳，于是“杯酒失兵权”，消除了大将们对皇位的威胁，表面上有利于安定团结，使人民免与战乱之苦，可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兵力，就不能有效的抵御外敌，所以说宋朝的懦弱的与生俱来的。最终，北方强壮的民族把它赶到了南方。由于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忍气吞声的活着，光复北方成了空话，何况，南方“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兰”，杭州比汴州美丽多了。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那是对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的，对于某段历史的局部，其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权者的选择，这种选择常常会成就一代人，或者葬送一代人。南宋的立国核心就是得过且过，岳飞你想精忠报国，可以，守住长江就行了。要想去北方闹腾，那是万万不可的，要是弄不好把强敌引到南方，会惊动“大人们”的春梦；即便是打赢了，谁知道你岳飞是安的什么心，到时候等于放虎归山，自找不痛快。所以，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历史就把杀害岳飞的“功臣”推上了舞台。固然岳飞的死和秦浍本人的人品是有关系的，如果历史的责任没有放在秦大人的身上，岳飞的名气可能不如今天大了，他可能不会做个冤死的民族英雄，而是还会多写几首“满江红”，和陆放翁一唱一和，成为宋词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宋这种苟安的小朝廷注定不会久远，最后被蒙古人的铁骑践踏的七零八落，汉人也也开始了被“外族”蹂躏的血泪史。以当今的眼光看，蒙古也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这种融合是以数千万人的流血为代价的。蒙古人是在马背上发迹的民族，可以说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他们既羡慕又嫉妒汉人说的话都是一套一套的，统治一个文化明显不在同一档次的民族，“鞑子”们很是力不从心。同族人还是碍于“血浓于水”的面子，不好意思大开杀界，而外族人就没有这么多计较了，在元朝，“南人”在地位和动物只是外表上的区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汉民族也不是个从骨子里就懦弱的，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厉害反抗就越强烈，大元朝最终汉人起义所推翻。乱世造就英雄，朱元璋就是在群雄并起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开国皇帝，社会地位可谓一日千里，可他的学问、人品好象并没有相应得到改观，如果在行伍之中还能勉强对付，真正要掌管一个大国家，可真是让他为难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高卧龙床上，辗转反侧，觉得好多人对龙椅虎视眈眈，不排除异己他一天也不能安稳。先是火烧庆功楼，消除心腹大患，后来对所有的官员也不大放心，于是就建立的“皇家特务”——锦衣卫，从暗中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这样的话整个国家就全在他的掌握下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没必要过分指责朱元璋的专制，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去突发奇想的“明治维新”，他的后代们也是奉行“祖宗的规矩不能变的”传统，不敢去面对新事物，于是明朝后期的黑暗和专制一直为史学界做诟病。中国本来就是大国，封建的文化又经过几千年的滚雪球似的积累，具有非常大的惯性，不像西欧的一些小国，新事物的产生让人们容易接受。所以，明末产生的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影响是微乎其微，明末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他在明朝这样落后的国度也根本不会学到什么更先进的理论，他成不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同样吴三桂这样的也不可能力挽狂澜，让汉民族免受异族的统治，而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上演了一出先反明，后反清的可耻人生。而南明小朝廷更加的让人反胃，不思进取，政治低能，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北清所灭，所以，文天祥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汉族人已经深受“酱缸文化”的熏陶，不能在酿造一锅好酱了来自东北的满人倒是给中华民族注人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清朝还出现了一段“康乾盛世”，这像末期病人的回光返照，非常有欺骗性。如果病人的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实在没有希望就让他安乐死，也是情理之中的，可是生命就是这么的顽强和复杂，将死的人可能在一段时间会突然精神变好，让别人觉得还有那么一点希望，于是拼命抢救，最后不是成了植物人或着还是不免一死，也许后者的结果更好一点。来自东北的满人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文化，他们只好依靠汉人治汉，又不太相信汉人，所以，既利用又压制，既迫害又拉拢。他们仰慕中国的文化，却害怕汉人用利用文学“指桑骂槐”攻击朝政，清朝的“文字狱”是很严重的，甚至到了捕风捉影、草木皆兵的状况。最严重的是，他们利用“辫子”打击汉人的自尊心，灌输奴化思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用民族习俗压制汉人的反抗性。当然，就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还算比较高明的，在开阔疆域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清人没有带来先进的文化，不免有卷入大“酱缸”中，开始的几个皇帝还是勤勉可嘉，尚能做到政治清廉，但空前的繁荣麻痹了很多人，乾隆帝好大喜功，在后期逐渐昏庸，竟然包庇了“大蛀虫”和申，导致了举国上下滋生腐败，社会从此逐渐衰落。最可悲的是，清朝统治者比前人更加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没有赶上近代工业文明的末班车，最后，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中，带着中华民族开始的百年的屈辱历史。

历史是一部宏大的教科书，从历史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在历史长河里，歌乐山、渣滓洞的悲情结局自能做为一段小插曲吧。一个经受百年屈辱的民族，一些有志之士苦苦探求救国就民的道理，历经无数的波折以后，已经是胜利在望了，反动者也不甘失败，疯狂报复。死者长以矣，生者当自勉，我们为有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当然也不能为了有所自豪而宁愿让他们成为长眠于地下英雄，每一个英雄都是沉重的，每一个英雄都是伴着血和泪的，他们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为生长在盛世而自豪，我们为今日的成绩而欣慰，但是当今世界却并不完美，危及可能潜伏在那个危险的角落里，经常反思历史，反思自我，回头看看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思考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能更好的活着，这是值得让所有人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