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学生了没呢？

有句话这样调侃墨西哥人的不幸，说他们，“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又太远。”如果换成河南的年轻人，你会说他们，“离富士康太近，离大学又太远。”的确，自从去年8月富士康落脚郑州，这些年轻人离自杀俱乐部更近了；与此同时，他们离一所像样点的大学，仍然如此遥远：按照河南招生办公布的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每100个考生中，只有不到6个考生可以读一本院校；而在另一个离天上人间最近的地方北京，同一年，每100个考生中，至少24人可以进入重点院校（一本里的985和211）。至于入学名校的省际机会差异，据财新网的数据，河南是北京的1/35。这就是考场里的“马太效应”，当某些超级城市里的超级中学正在垄断北大清华时，对于绝大多数农村考生来说，你得永远适应着停留在1977年。不远的韩国，从1996年即开始采取“农渔村特别招生”，以4％的额外名额向农村考生倾斜，在我们这边，是自主招生名额与保送生名额大幅向城市考生倾斜。在一个信息和户籍均无法自由流动的社会，如果阶层流动也不能实现自由，可以想象，若干年后，富士康将会安装更多的救生网。当你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地心引力倾斜，或者向暴力倾斜。

就像很多顺产出生的婴儿在经历分娩时，都会因为窒息而遭受人生的第一次心理创伤那样，经过高考的人，也注定要经过一扇黑暗的产道，同样狭窄。那是他们第一次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国情教育，比所有的国情教育都管用，从此你会知道，在这个国家，所谓的不公正，最初是这样的：国家给不同地区的孩子设计了不同的产道，很多时候，你必须付出比别人多三十几倍的的努力，才有可能来到世界上。我对高考的直接印象，是医生在烧伤病人的藤床前忙着换药，裹在塑料膜里的小姨全身烧得黑乎乎……大多数人年轻时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等待一次考试，对于我的小姨来说，是在精神病发作之前，等待一次又一次考试。这个喜欢唱歌的姑娘，前后三次参加高考，最后一次参加高考前的夏夜，她在房间用功，翻书时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猝不及防的大火，引燃了特地为它准备的化纤连衣裙……最终，她考上了本市的师专，那是所有人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大学，90年代初，师专仍是农村考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和那场大火同样不幸的是，小姨高中的日记本曾偶然落在我的手上，于是我有机会看到，一个压抑的少女究竟靠着怎样的信念度过那个决定自己命运的青春期，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坚决不和任何男生说话。”在大学和男生的双重诱惑面前，她主动放弃了后者。高考造成的人间不幸并非只发生在我小姨身上，《三联生活周刊》曾报道过，20年前，在同样封闭的内蒙古海拉尔，有对姐妹因为一桩顶替上大学事件，至今不能释怀。

对于国内的大学来说，哈佛的need－blind录取政策和need－based助学金政策，简直是个笑话。所谓的need－blind政策，就是在录取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你的家庭经济情况，只看重考生的素质；所谓的need－based政策，就是在发助学金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你的成绩，只看你的家庭经济情况，他们甚至负责你回河南的路费。02年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中戏的面试，在场的老师直截了当问我：你以后的学费怎么办？同样的事发生在教师朋友的学生身上，成都某理工大学招生办昨日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问，以后的学费是否支付得起？也就是说，“是否付得起”已经作为很重要的录取依据，是招生办需要睁大眼睛认真斟酌的大事。产道已是如此狭窄，助产费仍然数目可观，对于人生最大乐趣就是考大学的河南考生来说，进入一个三流大学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你要为考研做好准备。于是，很多人用等同于欧洲游学的花费，换来的是，毕业之后进入富士康管理层。

在大学数量媲美兰州拉面馆的北京，上个好大学对于考生来说虽然是头等大事，但已经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原因再简单不过：这里的拉面馆太多了。问题是，在某些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比如河南，那里的考生奋斗了十几年，等待他们的仍然只有那么几个拉面馆，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已是所有人能想象到的最好结果。如果你有幸成为胜出者，并且最终等来了那个向你招手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冷淡地问你：是否能交得起学费。你会怎么想？

亲爱的暴力机器，你是否做好了准备，让孩子们再接受一次严酷的国情教育？